忆李贵同志二三事——写在李贵同志逝世四周年之际

我1990年底调北京工作后,每年春节都去看望李贵同志.2002年春节前我因感冒住院,节后出院后就上班了,没能去看望他.2002年8月29日午饭时,接到李贵同志孩子的电话,说他爸爸一天前去世了.突然听到这一令人十分悲痛的消息,饭也难以吃下去了.当天下午我往李贵同志家里送花篮时得知,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就使我没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留下终生的遗憾.四年过去了,李贵同志留给我的是不尽的思念,他永远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党的高级干部、革命前辈.     

将军,您的铁军情怀感动后人

<正>农历小寒这天深夜，战友发来“原舟嵊要塞区政治部主任邓福成将军病逝”的消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立即联系将军的儿子邓大海，他在电话中哽咽着告诉我：“老人不幸感染新冠病毒，2023年1月2日中午住进上海长海医院，下午情况急转直下，经抢救无效于16时25分走了。”您去世的消息传开后，网上一片悲切。伫立茫茫大海边，面对千万朵此起彼伏的洁白浪花，我知道这是成千上万的战友在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黄齐生在临安

谢孝思同志写的《黄齐生·萍踪浪迹》(见《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1、2期)叙述了黄先生在1927年的行踪,但没有提到他曾在临安呆过一段时间的情况。那时我正在中学念书,暑假中几乎每晚都到黄先生那儿去听他谈天说地。他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时,临安教育局长是朱亚强,他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和黄先生是熟人。因此,黄先生也在临安教育局任督学。临安是个山区偏僻小县,文化极为落后,那时只有一个民众教育馆,藏书只有三五百册,而且大都是过时书。黄先生在暑假     

蔺明章等人对罗飞声的回忆

1982年3月,我回到老家新野,不少亲属前来看望。4月15日,我大姑的外孙女薛玉才（40多岁）告诉我,她家有一位90多岁的邻居,姓蔺,曾在马云卿部下当过兵,昨天在路边晒太阳时说到了马云卿和我祖父罗飞声的事。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第二天上午就约请这位老人到薛玉才家面谈。老人叫蔺明章,年已91岁,驼背,身高约1．78米,红脸膛,留小胡子,耳背,但记忆、思路都很清楚。他说,他上过三年私塾。他家住在新野城南关原罗家糟房①对面,从小就认识我祖父。他讲的是方言,由薛玉才在一旁大声帮助我翻译。我们的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看到他累了,我就请他先回家休息,准备过几天和二哥鸿范一起登门拜访他。     

悼念旦公

1993年3月20日傍晚,听到俞旦初同志于当天下午突然去世的消息,不仅感到愕然,而且总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就在前一天,3月19日,我还接到旦公的电话,他以他特有的认真细微、一丝不苟的态度,和我讨论我前不久代表《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向他约稿的事。电话中他还和往常一样,在告别前叮咛我要多注意身体,一句话也     

与欲望无关

我在电脑前天花乱坠地敲着键盘,朋友金先生忽然打来电话,让我上他那儿去喝酒。被他叫去的还有一位也是在老家时就是朋友的黄先生。电话里金先生就说明了,要弄几个家乡菜。金先生操持着一家办事处,虽然有职有衔,每一厘花销却都是从市场上赚回来的。我在答应时,早早地就告诉他,别的菜有没有无所谓,只要有豆渣,就是买张飞机票上他那里去吃一顿,也是可以的。金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下来。等去了,入席之后,他才说,厨房里张罗迟了,没有弄到豆渣。说着还要将有关人员叫来,证实此话的不谬。     

寻找回来的老兵

<正>陈问财老人的生命如即将燃尽的蜡烛,火苗越来越小,忽明忽暗,快要熄灭时,他那紧闭的眼睛又艰难地睁了开来。老人在等待着一个消息,他已经等了71年了,这个消息不来,他难以闭上眼睛。老人到底在等待着什么消息呢？陈问财是安徽和县长建乡西陈村人。1942年底,     

忆刘大年同志对近代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我因病在外休养,获知大年同志不幸去世的消息较迟。我回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80大寿的纪念会上。次年我自己就患病住院了。后来我外出休养,行前向他电话告辞,他嘱我好好养病,并问及手头有什么工作。此后就没有联系了。今春得知不幸的消息后,感触很多。大年同志从事和领导近代史研究数十年,他在学术和学科建设上的建树很多,但我手边没有任何字材料,所以只能就记忆写一点与我有些关系的他对近代史学科建设的贡献,以表示敬意和怀念。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皖籍新闻纪录电影人

2008年春节前,合肥下了一场大雪．远在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的一位安徽籍老乡打来电话。关心我身体健康,还带来了另一位老乡、新影著名编导王映东去世的消息,令人悲切,引发此文。     

百年辗转一老僧

4月的这个夜晚和任何夜晚都没什么不同．惟一不同的是一些平日里绝不相扰的朋友纷纷给我电话和短信。他们说,一位老人走了。     

爷爷的苦难

2009年12月8日上午10点．父亲的电话把我吵醒,60岁的他在电话那头哭得像个小孩．告诉我爷爷老了。来广州的6年多里,我曾经多次预想这一刻的到来,但接电话的那刻,我却冷静得自己都不敢相信。     

从老百姓关心的事情做起--记台盟武汉市委顾问张厚恺

刚开始编辑此稿的时候,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字里行间,我仿佛又见到了我所敬重的张厚恺老前辈的音容笑貌,我感到很亲切,但我没有想到打个电话问问他老人家的身体状况。我同张老有一段交往,有段时间我刊准备请他来帮我们搞编辑工作,但他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终不能如愿,我错过了向他老人家当面请教的好机会。当此稿三校向作催要张老的照片时,却得知张老不幸仙逝的消息。心情突然沉重,一位热爱史工作的老人又走了。年前,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何伟庚老先生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几次托人捎来口信,希望能与我见上一面,我竟没有抽空去看望他。我总以为时间还长,我一定要买一束鲜花送到他的榻前,不料,没听到何老一句嘱咐,他老人家也匆匆地走了。作为年轻的后辈,我竟然连即将病逝的老作的一个简单的愿望也没能满足他。痛苦的心情,化作数行字,表达我对两位老先生的哀悼。     

爷爷走后一年

正事实上,在爷爷离开的一年之前,我已在悄悄演习与他告别的那一场光景。突如其来的腹腔积水,带来他坚强体魄全线崩溃的噩耗。听到这个消息的夏天,我恰在回西安探望家人途中。电话挂断时,仿佛一场电影接近尾声,周遭漆黑一片,工作人员悄悄打开离场的大门。一切就要结束,一切还没结束。到医院探望爷爷,他笑得很懵懂,对自己即将面临的险恶一无所知。我忍住鼻酸说,爷爷,没事。如     

访美杂忆(二)

一次学院电话总机的接线员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张字条,说有一位持德先生打电话找我,要我回电话。我按所留的号码拨通了电话。从听筒里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我是卡罗尔的校友,听说一位中国学者来卡罗尔任教,我很高兴,想跟他认识一下。”我高兴地请他来我的住所。见面一看,是一位头发斑白而精神党锐的老者。他说他是1924年从卡罗尔毕业的。我听了很吃一惊,因为1924年我还没有出生,而他已大学毕业了。我问他多大年纪了。他笑而不答,说过几天就知道了。从谈话中知道,他过去也是一位教师,十多年前已退休。因为是校友,他一直关心…     

记蹇老二、三事

我正在重庆出席一个会议,忽然接到蹇先艾同志粹然去世的消息,事情非常意外,令我吃惊。我出发的头一天还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谈他对《文史天地》第二期的观感。言语清楚,思维明晰,完全没有生病的征兆,怎么会突然逝世呢？当时见到的是电话记录,直到回筑后才略知他突然去世的原因,嗟叹,遗憾之情涌于心底。我第一次见到蹇老是在1953年的共青团贵州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代表文联到会上致辞。和他接触较多却是近十来年的事,较长时期的接触使我感到在他身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高度负责,一丝不苟,是蹇老处事的原则。省政协文史资料…     

一片童心的文物泰斗罗哲文

2012年5月15日早晨,在“长城保护情况调研”的途中,我得知了罗哲文先生去世的消息.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一时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坐在我旁边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说:“罗哲文老人昨晚11时40分去世了.”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发掘记

<正>源起：一通不经意的电话2020年8月20日,在外调查的我接到我院孙波院长电话,他告诉我有群众在沂水县跋山水库发现了动物化石,是被水冲出来的,让我过去查看,有没有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东西。当时我正在高密负责一个配合基建的考古调查勘探项目。接到这个消息,说实话心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自2010年在山东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十余年,经常会收到这样的信息。如某某地点、     

文坛三老

季羡林先生拜年自从季羡林先生住进301医院,我心里就一直惦记着,但也不敢随便打扰。2003年2月,老人成功做了腿部的手术,术后情况非常好,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不过后来,一直未得到他出院的消息,眼见都春节了,季先生还一直未回家,就又惴惴不安起来。     

怀念陈炳应老师

听到陈炳应老师去世的噩耗。我恍惚如痴人一般,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来。 陈老师患病时日已久。电话中他也坦然地告诉了我病情已经恶化。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还是因惊惧而恍惚良久。当泪水漫过我的脸颊。老师慈祥、和善的面容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八·二三”炮击金门亲历

<正>金秋的一天下午,临下班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人称其为监利籍回乡探亲台胞,当下有事找台办。因肢残不良于行,已下榻宾馆水榭楼。到了水榭楼,有位年过七旬老人端坐套房客室圆桌前。看身材,他年轻时一定魁梧,脸上虽灼满岁月沧桑的烙印,但仍令人有英气尚存之感。我猜度打电话者即这位大半老兵出身的人。当老人知我是应约而来,正欲扶杖起立相迎,即被我护持依然端坐椅上。他说:"鄙人姓刘,名鲲。探亲潮起,在台湾监利同乡中流传一句口头禅:‘遇到困难找台办’,堪称对家乡政府的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