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亲，特殊年代的婚姻交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大批人被划入另册。到了“文革”后期,除了原有的“地富反坏右”之外,又有不少人戴着“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等帽子被赶进了“黑帮”队伍,接受群众监督,同时也牵连到了他们的子女。     

异性的双向排挤与需求——婚姻形态嬗变过程新探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讲:一个处于原始阶段的氏族,包括一位假定的女性始祖,其子女、其女儿的子女以及世世代代由女性下传的一切女性后裔的子女。至于这位女性始祖的儿子的子女以及由男性下传的一切男性后裔的子女,则均被摈斥在本氏族之外。反之,如世系由男性下传,其结果则正好相反,即他的女儿的子女以及由女性下传的一切女性后裔的子女,均被摈斥在本氏族之外。前一种情况下被摈斥的那一部分人正是后一种情况下的本氏族成员,反之亦然。显然,他已经将“异性”的“摈斥”视为婚姻形态的由“血婚制”(马来亚式婚制)向“伙婚制”(土兰尼亚式婚制)、     

中共领导人子女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1917年,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打算为各国侨民的子女创建一些专门的寄宿学校。首批此类学校出现在波兰和德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都被撤消了,许多孩子流落街头。1929年9月18日,位于莫斯科郊外的“红日”寄宿学校招收了第一批50名学员。进过“红日”的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家和工人运动家的子女。只要列举他们父辈的姓名就知道了:陶里亚蒂,布洛斯—铁托,尤     

孝的宗教里没有个人存在

长久以来,以西方的民主、自由弓平等来批评中国的言论极多,不少人深以为这是体制所致,我则不以为然。举一个极寻常的现象为例：在中国．父母与子女能是平等的吗？不能。即便有些许人家父母相对民主,能与子女以朋友柑称,也决然做不到绝对的平等。比如在西方,子女到了18岁即告独立,要“赶出”家门,白食其力。而在中国,鲜有其例。不仅不能,绝大多数的家庭,子女连结婚买房都还要啃老呢,而父母也心甘情愿地主动要求被“啃”。因为在中国人心里,父母的就是我的。     

文革期间，一场地主与富龙的逃活“角斗”

1971年3月,作为一名富农子女,我被生产队长“挑选”到远离老家70里的“下川东”（今渝东）奉节县犀牛冲修水库。那时,中国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正火热的一年。成分不好的人家,理应到那些最苦最累的地方去接受劳动改造。作为生产队唯一一户成分不好的人家,我这个“富农子女”理所当然成了生产队长“挑选”的首要人选。     

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

曾参与斡旋北平和平解放的民主人士张东荪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活跃人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受到批判,紧接着又在一起匪夷所思的至今其真相尚难完全曝光的“叛国案”中声名狼藉,从此淡出,被人遗忘。而殃及张东荪和郭沫若子女后人的“X社案”同样给人以历史的反思。请惠阅《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一文。     

进步报刊与香港起义

1949年在中共的指导和协调下,一批聚集在香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其他人士开展了一个广泛的脱离蒋介石政权的运动,史称香港起义。香港进步报刊《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等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1949年四五月间一批从南京、上海等地来港的国     

陈云推动刘少奇、潘汉年案平反记略

“文革”中,一大批老干部惨遭迫害,被诬为“叛徒”、“特务”、“黑帮”、“走资派”,横遭摧残。党的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也未曾幸免,他头戴“老机会主义”帽子,几次在会上被“四人帮”一伙同攻,家也被抄。但是,陈云同志正气凛然,对人对己始终坚持“唯实”的原则,坚持历史的真实。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承担起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     

周恩来“文革”期间扶危救急的智慧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背景下发生的特殊政治事件。这场运动前后历时十年,给全国人民留下器梦一般的记忆,特别是运动初期的除“四旧”和接着的所谓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修正主义黑线、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抓叛”、“挖特”等极端做法,真正是“触及到了每个人的灵魂”。     

“历史主义”问题论争述评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以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关系等问题,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史学界曾有过相当热烈的讨论。但是,在十年浩劫期间,争论被人为地扼杀了,争论的一方被扣上“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等各式各样的大帽子,并且株连了一大批人。从此,“历史主义”问题成为一个“禁区”,使人望而却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禁区”被打破,思想获得了解放,“历史主义”及其有关问题的争论重新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时空因素

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爱国革新家大多出生在东南沿海省区。例如,被毛泽东称为“先进中国人”的四个代表人物,三个出生在广东,一个出生在福建。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两大农民运动,也因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同样,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也留下了时间和空间的许多烙印。本文通过对史实的生动回顾与分析,给人以深刻的历史时空的规律性启迪。     

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

陈焕章是民初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与孔教会其他人士一道,致力于发掘传统儒学的“神学”及“现代性”内涵,并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国教运动。尽管这场运动与民初的帝制复辟运动纠缠在一起,但国教派并非都主张帝制,至少陈焕章等人与复辟派是有严格的政治界限的。国教运动思想家企图以“保教”为手段来“保国”,体现了鲜明的化民族主义,却与民初的民主主义产生了矛盾;另外,将本来属于“人化”的中国传统儒学人为地塑造成“神化”,也有违“传统”。这都注定了国教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陈焕章学贯中西,本应在思想化方面有积极的建树,却与国教运动结下不解之缘,国教运动失败,他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因此而被淹没。     

1961-1962，河北省甄别平反

1958年“大跃进”,河北省和全国一样,“天上有多少星,地上有多少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搞得热火朝天。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有5802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就像在“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燃了一把火,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言路更加闭塞,“五风”继续泛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工农兵学员入北大

20世纪70年代,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上学,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其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经历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略述在此。     

何家村盛唐遗宝重见天日纪实

“文化大革命”期问的1970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工宣队”144队的领导下,进行完所谓的“斗、批、改”运动,全所44位职工,20位职工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农村生产队和工厂,剩下的24人于6月份合并到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在博物馆、文管会里,我们这些人仍然负责全省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这一时期主要任务是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和其它建设中的文物清理与保护工作。     

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消灭地主富农剥削阶级,以及这一剥削阶级被消灭后如何对待这一阶级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不仅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上千万人命运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宝贵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调整社会关系方面作出重大努力,果断地为地主、富农分子摘掉政治帽子,其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上,与工农子女一视同仁。这一举措,不仅成为我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1928年京津易帜与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

早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国民党人初步形成了一套有关国都北京的论述,并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支配了国民党方面对北京的基本认知。1928年6月,京津易帜,北京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版图,“国都”地位不再,南京成为新都。国民党人继续沿用了先前的话语策略,大力抨击北京作为帝制余孽、官僚巢穴、腐败温床的身份与标签,并建立起“国都”与“国运”的逻辑关联,北京被定义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南京则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国民党人形成的这套北京论述既是一种主观认知,也是一种主动建构,背后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旨。     

焗油父亲

近日,校园中染发者日益增多,红、橙、黄、绿、青、蓝、紫,可谓花样百出。走在大街上也常会撞上几个“彩球”,此谓之“流行”。可就这“流行”被校领导狠批了一顿——这叫“不务正业”。可是前天我却发现,父亲的头发也焗了油,不知是老爸赶“流行”,还是“不务正业”。“唉!?孩子他爸,你的白发怎么又出来了?”晚上洗头时妈妈又惊又疑地指着父亲的头发说。父亲好像是受了电击一般,急用手摸头发,忿忿地说:“真的?明天就去找他!”“找谁?”我一手拿着饼干,一手擎笔从书房跑出来问道。“找焗油的那个人!”父亲依旧忿忿地说     

难忘的岁月

一 时光回转到３０多年前的１９６９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时期，也是我大学毕业经历了７个春秋的工作锻炼，而热心干事业的风华正茂年代。可是，由于我工作在“臭老九”成堆的专业设计室，也就当然地被“一锅端”，来到城郊农村一个耕牛交易所用来圈牛的牛棚里。按“班、排、连”建制住下来脱产搞“斗、批、改”。 所谓的斗批改，实则是在搞“派性”运动。每天就是手持毛主席语录本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和无休止找岔写大字报搞人身攻击，或者偶尔点出一个“死老虎”搞大会批斗，成天无实事可干。其时，确有人练就了…     

“废督裁兵”浅析

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主要分裂成直、皖、奉等几个大的派系。于此同时,各地方实力派也趁机掠地霸民称雄一方。这些实力派为所欲为,不听中央调度,成为名符其实的土皇帝。从此进入空前的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各派系军阀为吞并异己并防止被人吞并,赚取舆论支持和民心,竟以“废督裁兵”相标榜;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参加进来,推波助澜;人民为摆脱其困苦,也力促其成功。这样,在中国20年代初期很快地形成了“废督裁兵”运动。本文仅就“废督裁兵”运动的起因、内容、性质作一分析。早在1916年黎元洪接任总统的时候,就曾经发表过主张“废督裁兵”的声明。但结果只将“将军”改称“督军”,丝毫没有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