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与法——元代判决离婚的制度与实践

延续唐、宋之制,元代国家对涉及违律为婚和义绝的婚姻予以强制离异,但在具体规定上产生了明显变化,其解决婚姻冲突、救济婚姻双方的作用更加凸显。在实践中,判决离婚并不是国家对民众婚姻的单方面干预,民众往往主动寻求官府对婚姻进行判决。作为司法者的官府,则希望在"厚风俗"的同时能够"免词讼",通过法律宣传、民间调解以及提高司法效率等措施减轻诉讼压力。在具体的判决中,官府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判离,有时会出于现实的考量断以"已婚为定",体现出"法意"与"人情"的衡平。判决离婚所展现出的这一图景正是元代官、民法律实践的一个缩影。     

浅析司法判决公司解散的若干法律问题

在司法判决公司解散中,法院如果以经营绩效好坏作为判决公司解散的考量因素,那么经营绩效差到何种程度才能判决公司解散的标准是模糊的,单纯经营绩效问题不应作为判决公司解散的因素,因为经营绩效的好坏是受到投资者经营决策影响的,属于商业判断问题。而治理性障碍问题,往往会导致公司僵局,此时司法判决公司解散才是最有力的解决方法。此外,本文还对司法判决公司解散的法理基础、现实必要性以及与商业判断原则的关系等进行了必要分析。     

武松杀人,为何只判“刺配二千里外”

正在《水浒传》中,身背两条人命的杀人犯武松,只判了个"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这样的判决,在杀人偿命的古代,的确有点太轻了。这到底是宋代法律如此,还是有人徇私舞弊?本文仅围绕故事本身稍作解读。的确,西门庆、潘金莲这样的恶棍淫妇,古今都会被万人唾骂,也算是罪有应得了。但他们作的恶造的孽,应该由法律来判决,武松是没有权力     

《民法总则》中法源规范的狭义解释论

我国《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法律"和"习惯"为我国民法的法律渊源,由此在《民法总则》中形成了一种二元的法源规范结构。但对如何理解"法律"和"习惯"的含义则存在较大的分歧。以最广义的角度理解《民法总则》第10条会取得系统自足并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但面临着无法解决的解释障碍,不宜采取。采取狭义的解释方式,则在立法意图、价值考量、文义分析、功能实现等方面都较为合理。对于采取狭义解释方式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后续作业进行弥补。     

死刑与儒家的公平正义——中国传统法律有关宽宥的限度

清朝命案刑科题本的近代读者,不得不佩服清代县长调查和审判命案时所表现的勤勉和称职。因此,从县长的立场来看,审理每一件命案不仅要有效率,同时也必须兼顾人道的考量。本篇文章分析四件因为「护亲情切」而杀死人的案例,充分显示县长如何运用娴熟的技巧,把明确及不明确的案情片段结合起来,做出既符合清代法律规定也顾及当时道德标准的判决。官僚体制为求效率,在执行律法时似乎会和儒家的仁义道德产生矛盾。但作者认为,清代处理命案的法律制度,已足以解决该项问题。     

法律语言的文化解析

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法律语言也概莫能外。通过对一脉相承的中国法律文化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只有充分认识中国的法律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法律语言;"以人为本"是法律语言和法律文化的第一要素。     

对“法官后语”与民事判决理由的阐释

判决理由是联结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的纽带,它为判决结果提供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理由阐释是否充分,关系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认同。把“法官后语”的内容置于判决理由之中,实现情与法的相互交融,更能体现人文关怀,使当事人在受到法律教育的同时接受道德教育,使判决有情有理,更易于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判决结果。     

从实例分析中小议中国古代司法判决存在“自由裁量”的理由

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员在对案件进行裁断时首要坚持的原则是"依法裁断",判决应该是依照法律规定而做出的,但是也因为种种原因而导致判决时不完全依据法律,"自由裁量"情况的存在。因此承审官裁量判决的结果将是二者相统一的"情法两尽"。在下文我将具体分析为什么判决的做出会有"自由裁量"的可能。     

浅谈山地型自然公园索道选址的考量要素

文章是针对在山岳索道选中的考量要素进行选择与分析,从而选定合理的比较方法以及得出需要关注的考量要素,最终做好索道的科学选址建设。     

山西晋南农村地区土葬礼俗制度的法文化思考

晋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文明孕育了这一带淳朴的民风。晋南农村生生不息的传统土葬习俗,构成一种独特的法律文化形态。在内容、形式等方面,晋南农村土葬习俗呈现出典型的北方丧葬礼俗特征。这种习俗有其儒家孝道文化的根源,发挥着人心维系、社会调控、价值塑造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对当今的法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有所助益;同时,也存在用地问题、浪费问题等弊端,应加以法律规制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