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隋卢诠墓发掘简报

2018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镇陶家村附近发掘了一座隋代墓葬,据墓志记载墓主为卢诠。该墓虽被盗扰,但大部分随葬品得以保存,种类丰富、制作精美。从随葬品种类和分布来看,或为卢诠夫妇合葬墓。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三座东汉墓发掘简报

2018年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布里村新发现的3座东汉墓进行了发掘。3座墓葬形制基本完整,虽经盗扰,但仍出土随葬品119余件（组）,主要为陶器,还包括少量铁器、铜器以及若干钱币。此次发掘为研究西安、咸阳地区东汉时期的丧葬习俗、社会生活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岩村墓地发掘简报

为配合西安北至机场西城际铁路建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于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岩村墓地清理墓葬76座,共出土陶、铜、铁、玉石等质地文物119件（组）。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的特征,初步判断该墓地主体应为战国晚期至秦代的秦人平民墓地。这批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咸阳都城附近居民的丧葬文化、物质文化以及秦国在统一过程中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资料。     

国家级新区的空间生产与治理尺度建构

国家级新区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新国家空间类型。首先,论文从新国家空间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国家级新区是我国新时期国家空间选择偏好从城市内部空间转变为城市群体空间的产物,是国家为参与全球城市竞争和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而在城市-区域尺度上构建的新地域组织。其次,论文研究了国家级新区的空间生产,发现其在微观尺度上具有多尺度行政区跨界联合的特征,并且表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机制。然后,基于空间生产与尺度重组的密切联系,论文同时研究了国家级新区治理建构的情况。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国家级新区空间治理结构,发现影响国家级新区尺度重组进程的关键因素,是新尺度与原有行政区划的耦合程度。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国家级新区未来治理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随着全球社会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迎来了老龄化的增长趋势,尤其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明显,老年人人口增长速度快,再加上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该现象对于我国的社会、政府、家庭等各方面所产生的压力都很大.为了有效的满足老年人各方面需求,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实施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举措.本文基于老龄化背景...     

"艺人准入制"下街头艺人治理困境与建议

街头艺人对公共空间的占用成为困扰每个城市的难题,随着上海、深圳、长沙、广州等城市对街头艺人采取持证上岗措施进行规范化管理,似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治理.但实行治理的同时会不会对街头艺人与街头艺术产生负面影响?第三方组织在审核中能否做到公平公正?街头艺人这一群体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探索与研究,也有利用于政府在城...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战略,是实现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的实现需要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在新的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使得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均有所变化.本文旨在通过辨析二者关系,总结与梳理乡村治理的演变趋势与现实困境,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治...     

近年来国内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研究综述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进程中面临着多重现实困境.本文在对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进行厘清梳理基础上,对近年来国内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困境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性总结,以期加深人们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认识,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利益主体多元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滞后已成为影响整个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多元利益主体形成的过程,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成为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阻力。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均衡的利益格局,制度变迁是实现利益均衡的重要途径。     

新时代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

基层是国家的基础,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在新的时代,随着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尤其是突然出现的流行病新冠肺炎,这也是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考验.但是,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时代,诸如基层组织薄弱、治理体系和机制不健全、治理方法单一以及在多个议题上进行协调...     

城乡融合背景下郑州市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

"郡县治,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将县域治理概括为"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是对县域治理重要作用的生动说明.新的历史阶段下,伴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关系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本文通过对县域治理能力的研究,探索郑州市县域治理能力的薄弱之处,以期通过县域治理能力的提升,破解城乡发展差异难题,促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     

郑汴一体化背景下开封旅游业发展研究

作为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开封旅游业发展取得了不小的业绩;但如果从总体上衡量,开封的旅游发展还处于初级提升的景点经济阶段.＂十一五＂规划中的郑汴一体化战略将为开封旅游的繁荣提供重大的发展机遇.面对机遇,开封应该调整旅游发展战略,依托郑州庞大的客源市场和便利的交通优势,改革景区（点）机制、筹建文化大市场、净化旅游大环境、建立强有力的旅游管理体制、进一步明确旅游城市定位,争取在规划期内实现开封旅游经济的全面振兴.     

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指出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的主要问题,应该永远把处理好"三农"问题视为我们党工作重点.并明确提出二十字的总目标,其中管理科学是基础,要形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社会主义农村社会管理格局.这符合当前农村社会管理的现实条件和需要,有其必然性.但由于改革开放后,特...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农村建设也有了较大改善.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城乡经济的繁荣与物质文明的进步,助推乡村发展转型和空间重构的升级,但也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农村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活动及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诸如农业面源污染、农村人居环境破坏等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经成为...     

新区土改时期的地方干部群体——以晋中新区为例

中共在新区土改期间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无不依赖于一定数量与质量的地方干部,但其时恰处中共即将获得政权并不断巩固政权的关键时段,大批干部被分散于各项社会建设中,专注于土改的干部资源明显不足。为此,中共不断采取措施以积极应对,一方面要把有限的干部资源合理有效地配置于土改实践,另一方面更要克服这些干部因信心不足、思想不纯、经验缺乏、素质低下、纪律不严等自身局限可能对土改实践造成的消极影响。虽然各项举措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对中共在土改中及土改后的干部队伍建设和执政能力提升助益颇多。     

奋力崛起的凤凰湖新区

为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2009年凤台县委、县政府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积极谋划凤凰湖新区发展战略,到2010年5月,历时1年多,基本完成了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为新区顺利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新区规划范圈新区坐落于凤台县城北侧,东濒淮河,南接永幸河,西临凤蒙路,北到淮阜铁路,规划面积24平方公里,其中凤凰湖水域面积4平方公里。     

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内部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尤其在内部的使命激励、治理机制、监督机制、民主决策等方面存在深刻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作为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要健康发展,除了要顺应市场的发展和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之外,还必须认识到"拥护群"才是推动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真正动力,组织内部的激励、财务、监督、决策机制的不断完善才能解决治理失灵和确保其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