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银行民国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辨析

由于史料无考和存世稀少,一段时间以来,泉界对北海银行民国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以下简称“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争议颇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四种说法：①认为史料没有记载北海银行总行（以下简称“总行”）1940年印过票子,所以不可能存在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     

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

民国学人对于宋代研究渐趋推重,可是推崇最甚的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却很少专论宋代,而以宋为制高点研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宋学”渊源、宋代史学和新宋学等,引起各科学人的长期讨论。由此可见,要把握宋史、宋学、宋代史学、宋代思想学术的区别与联系,不宜用分科治学的眼光尤其是区分经史以及史料与史观的观念研究宋代历史及其思想学术文化;应该讲宋学,做汉学,一方面,治宋史必须通宋学,如治国史必须通知本国文化精意,另一方面,将包括义理等在内的一切虚玄思想还原为历史,既有道理,又可目验;应将两宋学术文化作为标高,纵横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有系统而不比附,不以赵宋为断代,方有望达到新宋学的高度,开创中国学术文化的新气象。     

民国代总统周自齐

周自齐（1871年-1923年）,字子虞,山东单县人,一生活跃于晚清民国政坛。在晚清时期出使海外,创办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民国初历任山东都督、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盐务署督办等要职。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11天。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旧官僚,他有爱国的一面,维护国家利益,发展农工商金融业,做过大量对民生有益的事情;同时他又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当时军阀混战武夫当国的特殊年代,正是这种动荡的社会,铸就了他矛盾而又复杂的传奇人生,留给后人许多人生第一。     

民国镍币探究

北洋政府时期于1914年（民国三年）2月7日以大总统令公布的《国币条例》规定：五分辅币为镍币,重7分,成色为镍25％、铜75％。天津造币厂只铸造了样币,并未投入流通。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于1936年1月11日公布的《辅币条例》,规定法币的辅币有镍币和铜币两种。镍币有二十分、十分和五分三种,重量分别为6克、4．5克和3克。     

民国海军出兵海参崴始末

本次出兵,虽是参与协约国的行动,到底也显示了一下诞生不久的民国的国威。1917年8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中国的北洋政府宣布放弃中立,加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一方,对德国和奥匈帝国     

民国浙江基督教机构的慈幼公益教育初探

近年来,基督教等非政府组织在历史上曾经举办过的社会公益活动,正在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梳理各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民国时期浙江省基督教机构的慈幼公益教育为个案,探讨基督教社会公益事业的核心问题--慈幼公益教育.文章认为,基督教机构的慈幼公益教育,有主日学校、暑期学校和慈善小学三种形式;其创办初衷是作为福音传播的媒介,培养教徒、扩散基督福音;民国肇始后,随着中国国族重建任务的提出,其教育宗旨亦发生变化,将培养为国家社会服务的"新国民"和传播基督福音的"新教徒"联系起来,专门培养"国民教徒".慈幼公益教育目标的转变,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基督教社会公益事业的本土化问题.     

民国学者对明代锦衣卫史学形象的阐释与书写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急速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关于明代锦衣卫的研究上,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呈现了从传统叙事向近代分析、从赞颂帝制向反对帝制的转型过程。明代史籍对锦衣卫的记载,虽然应用了编年、典制、史志和笔记体的不同体裁,但叙事的性质则完全相同,官史多从正面予以陈述。民国对锦衣卫的研究,形式上出现了研究论文和章节体专著、讲义;内容上以理论分析为导向、直击锦衣卫"特务机构"的性质以及其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实质。当然,民国学者批判锦衣卫时,似乎亦取径于明代野史对锦衣卫的负面评价,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分析史学的影响,同时也受惠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某种滋养。     

余绍宋与民国《龙游县志》

余绍宋为近代著名方志学家，由他主修的民国《龙游县志》和《浙江通志》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先生对民国《龙游县志》推崇备至，在其所撰《龙游县志》序中，将余绍宋与章学诚相提并论。本文对余绍宋先生与方志学的渊源，并对其在民国《龙游县志》学术成就加以阐述。     

民国“好人”王宠惠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祖籍广东,出生在香港一个基督教家庭,1958年3月15日在台北去世。1922年5月,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同年9月,王宠惠署理中国民国国务总理,此内阁中的顾维钧、罗文干、汤而和等人均为“海归”,都曾经主张由几个“好人”组织政府．因此称此届内阁为“好人政府”。     

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

在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反日运动在山东:基于五四时期驻鲁基督教青年会及英美人士的考察

五四运动时期,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和齐鲁大学积极投身于山东当地的反日运动。上述两机构之中既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他们利用其自身的教会背景,与山东地方精英建立紧密联系,注重学生工作。在反日运动中,他们为参加运动的学生提供场地,配合当地反日运动的开展;利用基督教在归国劳工中的影响力,推动归国劳工加入罢工运动。英美人士,尤其是美国人,对反日运动的配合与参与,虽不能认定系受其政府指示,但无疑与其背后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随着美国国内反日风潮的兴起,山东的反日运动成为美国在华与日本进行商业竞争的手段之一。     

救过孙中山的民国总理孙宝琦

在那样混乱的社会里,身为总理,却一身清贫,难得!初入政界青云直上孙宝琦生于1867年4月22日,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他的祖父孙人凤会作诗,是杭州城里知名的塾师。父亲孙诒经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官至内阁学士、户部侍郎,为政清廉,口碑甚佳。孙宝琦自幼好经世之学,曾在育才馆攻读英文和法文,因不愿作八股文章而两次科考落第。幸亏有个做官的父亲,便以官荫弄了个刑部主事的职位,又花钱改授直隶候补道,由此进入晚清官场。     

近代四川教会医院述略

近代西方医学最初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传人中国的,四川近代医院最早也主要是由西方教会——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两大教派创办起来的。早在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类思（葡）、安文思（意）经剑门关人川。到成都传教,并以金鸡纳霜等药物为教徒治病,由此开创了在四川使用西药的历史。第一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于1877年前后进入四川,由内地会传教士侃莫（英）、马嘉礼（美）等人在四川阆中创办诊所、开设药房,成为基督教在四川创办医疗卫生事业的起点。后来先后有英、美、加、德、澳、     

民国的公民教育

道德教育始终是中国儿童启蒙教育的重心。回顾近百年教育史,中国教育告别传统的"三百千"教育,建立起近代教育的课程体系,学童道德教育实现了从"修身"向"公民"教育的飞跃。"公民"教育以塑造现代人格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准     

民国遗韵近代太原建筑剪影

回顾一种文明发生与演化的历程,离不开考察它的空间形态。对应于人类文明四大基本活动的衣、食、住、行,其中“住”的空间形态就是建筑。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的萌芽与发育,经秦汉的成型,一直延续到宗法社会末期,其建筑体系首尾连贯,一脉相承。     

民国军阀的宗教兵种

宗教具有精神感化、凝聚人心的功能。一些军阀机缘凑巧,不期而然地选择了宗教这种形式作为他们集团维系的外壳。冯玉祥的"基督军"民国元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冯玉祥应朋友之约到崇文门内的美以美会听道。     

由恐惧至接纳——山东民众对西方现代医学的认知演变探析(1860-1920)

19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山东,以教会诊所、医院和学校为媒介和手段开展传教工作,这在客观上助推了山东现代医学教育的萌芽,为医学现代化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山东民众对于西方现代医学的认知大体经历了"恐惧与排斥、好奇与观望、接受与学习、信任和接纳"的演变过程。从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视角,概述现代西方医学在山东的起源与发展,有助于深入分析山东民众对西医的认知演变过程及原因,深入理解西医传入山东后对民众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试述孙科、林云陔与民国广州公园建设

<正>公园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供群众游乐、休息以及进行文娱体育活动的公共园林",[1]是一纯粹的西方概念,20世纪初期首次引入中国,"公园"一词本身即包含了民主、开放等现代性的内涵。     

民国名人广告，高举国货牌

名人广告并非现代商业的专利,早在唐宋年间就有文人墨客为商家题写匾额楹联,作诗撰文。而在西风东渐的旧上海,随着商业文化的日渐浓郁,一些精明的商家看准作家、名医、将军甚至高僧的知名度,邀请对方为自家产品摇旗呐喊,高举民族品牌旗帜,取得了不俗的社会反响。     

谁不说俺家乡好——从电影《红日》插曲看山东民歌

电影《红日》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是由吕其明、杨庶正、肖衍作词作曲,是我国红色主题电影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取材于山东胶东民歌《赶集》,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运用乐段作为写作手法,旋律音调具有典型的山东民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