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纳什与美国激进主义史学

加里·纳什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激进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博采新社会史和“新左派”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之长,从“阶级”和“种族”两个维度对美国革命进行深入研究,并树立了激进主义史学对美国革命史的整体性解释框架。纳什以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提升了激进主义史学的研究水平,帮助激进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学术界主流地位。纳什还领导美国中学历史教育改革,扩大了激进主义史家对美国史学界、教育界及社会的影响力。纳什的史学理念和实践反映了激进主义史家对美国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有助于我们透视美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演变,以及更深刻地理解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和现代社会思潮的变迁。     

“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传统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质疑历史认识客体的真实性,强调语言对历史建构的决定性意义,把历史文本等同于文学虚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反思传统史学理论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其所表现出的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特点,也颇受人们的质疑。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试图建构一种超越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范式,即所谓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反思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也是我国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刘华初副教授讨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及其实践的文章,欢迎学者们参与对此问题的讨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

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以伊巴丹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曾享誉非洲内外。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日利亚史学出现了史学组织、历史学专业招生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危机。民族主义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等方面反思本次危机,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史学自身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缺陷和政府实施忽视人文社科系列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举措：改变过去经验主义的做法,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超越政治史,将史学研究扩大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并主张改进史学研究方法。     

近五年来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热点问题述评

世纪之交的时代特点,使得史学理论研究形成了几个相对集中的研究课题。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和总结,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思考,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等问题,受到史学理论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对有关的研究进行概述和评论,对于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会有所裨益。     

中国史学上第五次反思的特点和理论意义

<正>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次反思有三个特点:一是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可以看作是学术群体的反思;二是它以重新学习和准确地、完整地理解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目标;三是它回答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这次反思中,许多史学家如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和现     

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 --试论旧课题的改造和新课题的建立

以往中国历史学轰轰烈烈的专题讨论,不仅凝聚了史学界的绝大部分精力,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或历史解释系统。它决定着中国史学的研究与编纂,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当前的史学学术转型无论如何不可能回避这些旧课题。从史学学科体系的角度看,改造旧课题,将其转换成为新课题,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史学学术转型的突破口。     

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阶段性、连续性与体系性

柯林武德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哲学家之一,国内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史学理论观点的阐释上,忽略了对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分析。就理论倾向来说,柯林武德经历了由实在论者向唯心主义者的逐渐转化,他的思想发展也由此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之外,历史过程思想作为其史学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体现着他思想发展的连续性。问答逻辑则展现了柯林武德考古学、历史学和哲学三项学术研究之间的和谐关系及其史学理论的体系性。     

影视史学的思考

影视史学在现代科技发展和历史学本身变革的交相催产下 ,它呱呱坠地 ,蹒跚走来。影视史学不仅仅是历史方法上的摸索和创新 ,还对长期以来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等传统概念产生影响 ,许多方面牵连到了史学上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本文试图对影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用来“写”历史作出初步探讨 ,并对其本身的优势和局限性作一论析。     

西方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方志联想

不断发展的西方史学思想,丰富和刷新着人们认识和表述历史的方式,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志为史裁,借鉴、引进中外史学思想对于拓宽方志理论思维,创新方志编纂方法,促进方志学科的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者就历史时间、历史意图、历史话语权、叙述的原点、叙事的本相、配景模式、荒野说等西方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了“史为志用”的引申和联想,通过向历史领域的“引智”,为方志理论增添了源头活水.     

功力、视野、理论——当代历史研究学术创新之本

当代历史学研究能否不断取得学术创新,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即学术功力、研究视野和理论方法。学术功力包括研究者的思想修养和行为规范品德、史料搜集和掌握、历史知识贮备、语言文字运用、分析和批判等专业能力;获得和运用整体视野、多元视野、比较视野和跨学科视野,即可为学术创新奠定牢固的根基;史学研究实践推动史学理论的突破,总结并提炼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望带来历史研究的创新性和突破性成果。     

柯文的《历史三调》

《历史三调》与其说是一部汉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史学理论."义和团运动"只是作者阐释其史学思考与史学理想的一个生动例证.     

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

一般而言,历史学的概论性著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即历史研究或历史编纂已成为一个体系比较严谨、方法比较成熟的学科,同时历史学家也成熟到可以对历史编纂、也即史学的自身优劣进行反思。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史上,也有像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这样的纵论性或概论性著作,它们对历史编纂、历史认识、史学批评等历史学科本身的问题进行总结,而非对客观历史事件、人物、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因此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说,上述著作无疑是后来的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前驱。     

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

本文结合晚明史研究 ,回顾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百年来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作者认为 ,新与传统原是相对概念 ,但今“新史学”则多指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均受外来史学理论影响 ,其中不乏经验教训 :一是 2 0世纪 50年代后教条主义对于史学的影响 ;一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西化倾向。作者不反对引进新史学理论 ,但反对教条主义 ;并认为新史学不能抛弃中国史学传统 ,2 1世纪中国史学仍是汉学的史学 ,而非西学的史学。     

略论陆懋德的史学思想

陆懋德是20世纪前半期在史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他强调治史应以"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为宗旨,以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史料观审查、检验史料的真实性,用物质和心理的解释"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他的这种史学思想,是在继承前人成果与反思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出版

由陈启能、于沛、姜、张雅琴、朱政惠、张耕华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一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作者们努力站在今天时代发展的高度,对一个世纪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行回顾和反思。全书分成两部分,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和思考。第一部分《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着重对“历史规律问题”、“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历史思维”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几个具体国家的考察》则分别对中国、英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其中着重对苏联…     

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艰难地然而终于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迈向史学现代化的新途。在这一过程中,中西史学的交融呈现鲜明的特点：史学的传播渠道由欧美直接输入为主,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输入;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从欧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中西史学的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传播西方史学的主体;而传播的内容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为主,历史哲学的引入更令人瞩目;出版机构在民国时期中西交流中起到重大和显著的作用。     

略论“隐喻解经法”对早期基督教史学思想的建构

西方古典史学至公元一世纪时已渐趋困顿,新兴的基督教史学则为其召唤了一位拯救者——上帝。而早期基督教的隐喻解经法,正是促成此举的一个关键因素。一、它让古典史学中作者的自我主体,转换为上帝的神意载体,使上帝降临于历史撰述者自身;二、它更促使上帝成为史学撰述的客体与目的,令历史由对人事的再现,转向为对神意的显现。这一过程由斐洛肇创,经保罗、德尔图良、奥利金等转构,最终完成于攸西比乌斯。借助于隐喻解经法,基督教于是建构起了一种全新的史学理论结构。     

解除外在枷锁,还原史学本真——李勇著《保卫历史学》读后

2009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李勇教授的新著--<保卫历史学>.这部专著是作者近一二十年来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进行理论研究的成果.单就书名而言,颇为耐人寻味.全书涉及到了众多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具体问题,而冠名为"保卫历史学",则可见作者对历史学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的忧患意识.     

史学理论杂志创刊20周年笔谈——高扬唯物史观理论旗帜的20年

20年前,《史学理论》的诞生,是中国史学界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全面和系统地探索史学理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史学理论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首先是理论上的成就。1924年5月,李大钊著《史学要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坚实基础。本期发表几位学者的笔谈,意在进一步加强和推动史学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这是对史学理论杂志创刊20周年最好的纪念。[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