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空间选择行为与环境关系个案研究——以清代陕南秦巴山地为例

本文运用经济社会学界提出的"有限理性人"理论,从文化、风俗、政策等方面,分析了清代陕南流民在空间选择、垦殖活动以及环境变迁条件下,流民行为的基本取向。结果表明,人类空间选择行为遵循风俗相近原则,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追求单位时间上效果最大化是流民行为选择的普遍趋势。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清代陕南山地与平原、河流上游与下游流民不同行为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对备受非议的流民刀耕火种与清代陕南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重新认识。     

战时黄龙山垦区管理机构的演变及职能分析

陕西黄龙山垦区是在战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陕西省政府多次调整政策及设立的相应机构,为该垦区的发展提供了支持。黄龙山垦区管理机构对难民进行合理安置并分配土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该垦区管理机构在管辖区域内实施乡镇、保甲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垦民的管理。黄龙山垦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在移民垦殖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值得我们深思。     

清代中晚期山地广种玉米之动因

16世纪初玉米由美洲传入我国。清代中晚期,玉米在我国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范围内不宜传统五谷的山田坡地获得普遍推广和大规模种植。促成此期玉米在我国山地广泛种植的主要动因有四:一是玉米耐旱、耐寒、喜沙质土壤,生物特性适合山地的气温、水利和土壤条件;二是清代乾、嘉、道时期垦荒政策的刺激;三是山区外来人口对山地所有者的利益诱惑;四是市场对玉米的逐步认可和在价格上对玉米生产的刺激。     

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

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赵冈一清代的人口增殖与农垦政策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人民一直在缓慢地,但继续不断地破坏森林及其他自然植被,但是最严重的破坏是发生在清代中期不到一百年的时期内,这种局面之出现有许多原因。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清代人口之迅速膨胀。人口增加自...     

康雍乾时期的贵州山地文化观

清代康雍乾时期派到贵州地方官员的奏折、疏言、著述和皇帝的上谕、朱批、圣旨等所构成一系列对治理贵州的决策及实施过程,正记述了对贵州山地、山地民族和山地文化及其特征的认识过程,形成了独特的贵州山地文化观,在贵州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清代福建的垦殖与耕地分布述论

清代福建的垦殖与耕地分布述论马波一清代福建耕地类型清代福建的耕地,按土壤特性和水利条件,大致可分为地、田两大类。所谓地,即今日所指旱地。这类耕地土质低劣,蒸发强烈。引水条件差,适宜种植耐旱作物。福建旱地资源丰富,然在清代大都作为林地、园地,或为荒地,...     

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陕北长城外地区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属于典型的脆弱生境地带。清代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经历了封禁、招垦、禁垦、拓垦四个阶段,这既是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在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中,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所以,尽管有广大农民的勤奋开发,农业生产也曾一度繁荣,但由于违反了自然规律,终难逃脱衰落的命运。     

清代西北地区的农业垦殖政策与生态环境变迁

地处西北的陕甘青宁四省区和内蒙古的一小部分是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 ,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带。清代不同阶段管理层采取的具有传统延续性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垦殖政策及其实施 ,使这一地区的农牧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但也导致了这里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失衡。沙漠化加剧 ,水土流失加重 ,生产成本提高 ,投入加大 ,恶性循环 ,经济再度陷入贫困。为当时所认识不及的负面效应 ,今人当引以为教训     

清代科尔沁农耕的发展及其支持条件

清代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科尔沁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文章通过复原清代科尔沁垦殖的出现及其扩展过程,总结出该时期科尔沁农耕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耕发展的自然和人文诸影响因子。研究还表明:通过清代近200年的农耕,科尔沁从纯游牧地区演变成农牧并存区,但清代的垦殖并未造成大规模的土地沙漠化。     

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

清代陕西南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部分地区由原始林地转变为耕地。影响这一变化 ,或者说导致清代陕南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主要驱动力 ,除了人口的机械增长外 ,还有高产作物的引入、优惠的招垦政策和粗放的耕作习俗等。分析并研究导致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 ,对研究历史时期下垫面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德藏晚清吉林《蜂蜜山招垦四至地图》考释

德藏《蜂蜜山招垦四至地图》以晚清时期蜂蜜山附近及穆稜河流域为中心,详细描绘了该地区的山峰、河流、湖泊、聚落及交通线等地物,具有重要的区域史料价值。该图产生于晚清吉林东部地区移民实边、设局招垦的历史背景下,精准反映了边疆危机中该地区的开发进程。通过静态的地图解读历史断面,结合地图之外动态的宏观历史背景,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晚清吉林边疆地区的历史进程。     

清代淮安府荡地开垦与政府治理的互动

伴随着海势东迁,明代淮安府沿海荡地已出现盐场与民户相互争夺的态势,一方面是盐场为维护既有的盐利而竭力遏制沿海的农业开发,另一方面则是新淤的荡地往往吸引一批批新来的开发者。清初已淤为内陆的安东县垦荡行为在得到康熙帝首肯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中期亭场商办这一市场行为也使得灶丁由制盐转向耕田,从而造成了狼在当地的绝迹。两淮盐场民众面对环境变迁积极调适生计,成为清代海州升为直隶州,庙湾、东台由盐场升格为县及清末民初“废灶兴垦”的内在动力。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水稻种植

通过对地方志等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明清时期山西水稻分布范围有一定的扩展,除中部汾河谷地外,北部大同府、东南潞安府及辽、沁直隶州也有种稻的记载。明清山西水稻生产的两个高峰期出现在明成化至万历前期和清康乾时期。受水利等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山西水稻种植面积普遍较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水稻产区;水稻种植的推广多得益于地方官员的倡导。     

明清时期福州西湖水环境变迁及其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福州西湖水环境总体趋劣。明代西湖水源较为充足,水质状况良好;万历以降,受民间占垦等社会因素影响,湖域面积缩减,水质日渐趋下;清代中后期,福州城内水道淤浅,江潮渐绝,西湖水源趋向单一。明清时期西湖水环境的变动,除了受区域气候干湿变化、山地森林水土保持以及湖泊含沙量的影响之外,还与人为的水地之争密切相关。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加之水资源权属不清、新垦湖田税赋征收模糊等,获取湖利的必然性刺激了民间占湖为地的行为。地方官府也曾采取如修闸筑坝护堤、追返侵地还湖、清理粪秽淤泥等治理措施,并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受区域人口、土地资源与生存环境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西湖历经多次治理仍积弊难除。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

文章对明清时期东北边疆城镇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明在辽东兴建了大批城镇 ,但至明清之际 ,因后金 (清 )采取了“毁城迁民”的政策 ,明代以来在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康熙中期 ,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 ,其原因主要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明代西北地区土地垦殖研究

土地垦殖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方面,在明代奖励耕垦和实行军屯、民屯等屯田措施的作用下,西北地区在土地垦殖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依据史志资料对明代西北各个不同区域内的土地垦殖状况进行了论述。通过统计土地垦殖的田亩数量及其前后期的对比变化,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了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状况。     

鄂尔多斯高原自然背景和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

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我国北方沙漠-黄土边界带的关键位置上,通过百年来沙漠-黄土边界带概念的形成考察,从学术史上获得该论题蕴含有过渡带、敏感带、生态交错带内涵,这是众多学科研究意义所在。明代为防御元蒙势力,沿长城地带实行军屯,清代限于人口压力和财政因素,从长城内到长城外,将"变刍牧而桑麻"的活动扩展到大半个高原。汲取学术界已有成果,尤其是以长城作为判断毛乌素沙地南移及其与明清垦殖活动关系的一种考察方式,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认为自然因素更显重要。尽管人类利用土地的形式和规模在逐渐升级,但在明清时期的演变过程中,仍只是作为荒漠-草原彼此进退的一种参与力量。     

晚清政府关于外国教会在华持有武装政策述论

关于外国教会在华持有武装问题,晚清政府实行的是有限禁止政策。这种政策由不同层次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造成这种政策的表面原因是《大清律例》自身的法律弹性和近代中外大局下的政教互动关系,根本原因还是晚清时期国力孱弱,政府无能。实施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控制、维持中外相安、借用先进技术三个方面。该政策从1853年起步,至1908年成形,实施到1912年清政府灭亡结束。其中,以190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两阶段相比较,政策呈现出类型由简单而丰富、内容由粗疏而详明、执行由松弛而严格的三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