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机遇和前景无限,但同时遭遇着严峻的地缘风险。重大项目地缘风险是由地缘因素引起的导致重大项目产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具有客观性、主观性、主体间性、不确定性、后果严重性、纯风险性特点。论文基于全球、区域、国家、项目四个尺度,从“地缘”视角深入探讨了重大项目地缘风险影响机理,在多尺度、多主体、多因素的综合研究框架下构建了重大项目地缘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以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重大项目地缘风险为例进行研究,并对缅甸密松水电项目进行地缘风险微观剖析。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克罗地亚贸易投资合作研究

克罗地亚是马可·波罗的故乡,作为中东欧地区的重要国家、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与克罗地亚贸易投资合作数据,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两国的贸易投资合作进展及其贸易投资中的互补性和竞争性进行分析。结论发现：中国在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中处于相对核心位置;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更具互补性,竞争性较弱,存在较大合作潜力。目前,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投资稳步发展,今后可进一步扩大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投资合作领域和范围,加强两国在优势产业、基础设施、旅游和服务外包项目等方面的合作。     

面向美好生活的“诗意栖居”——旅游情境“家”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面对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背景和学术界“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动态，本文回顾和梳理了旅游情境“家”的渊源流变、理论视角、研究内容，并进行评述与展望。结果表明：旅游情境“家”具有多元性和杂合性，包含物质和精神两层涵义；该研究领域呈现出多学科视角、多文化背景、多类型案例、多层次内容等特点，在概念、理论、内容、方法等方面有待提升；未来研究需进一步丰富“家”的旅游学内涵、探讨休闲旅游的生活意蕴、剖析“家”的精神文化内容、促进研究手段与方法多元化。     

地缘战略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兼具改善地缘环境和拉动对外投资的目的。然而，现有研究较少采取地缘战略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对外投资数据，通过整合政治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双重差分的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向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比“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增长更快，说明地缘战略对中国海外投资有重要影响；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中国与东道国经贸联系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但是地理邻近性、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东道国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结合和制定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策等有参考意义。     

“非正常”的文化标签下“同志”社会空间的生产——以广州市X公园“同志渔场”为例

性少数群体对于城市空间的利用是城市研究中的新兴话题。这类研究主要探讨"非主流"的社会身份如何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空间的利用,引发空间意义的生产及社会关系的建构。本文以广州市X公园的"同志渔场"为案例,研究男同性恋者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用与体验。研究认为,X公园的"同志渔场"不仅给性少数群体提供了性身份暂时解放的空间,亦是其不断体验自身"非正常"的身份标签的空间。同志的空间实践体现的不是对于主流的社会规范的抵抗。相反,他们的空间实践是明显地处在"非正常"这一身份标签的作用之下的。     

大型活动与旅游业的互动研究——基于“触媒效应”与“母体效应”理论

当前旅游业和活动会展业的边界逐渐融合,已经进入"节、会、展、演、赛"与"游"融合发展的大旅游时代。目前国内外对于大型活动与旅游业的互动效应还未作深入研究,文章先从品牌互动、服务互动、客源互动、资源互动四方面提出大型活动与旅游业的互动效应,进而借助化学的"触媒效应"和生物学的"母体效应"理论,创新性地剖析了二者互动效应的内在机理,并重点对二者互动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认为理顺管理体制、明晰运行机制,并科学发展"大型活动旅游"是准确把握二者互动发展路径的关键。     

文化消费者对秦腔展演空间的感知与地方认同——以“易俗社”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为例

戏曲地理在文化展演空间感知与认同方面的积极探索,对深入拓展文化地理学的空间文化隐喻与再现等研究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微观尺度探讨了文化消费者对秦腔剧院的感知与认同差异,显示出秦腔展演空间对传递与隐喻地域文化特性、功能和意义有着重要影响。文化消费者在获得秦腔蕴含陕西地域文化记忆的同时,对秦腔地域文化内涵的审美性及其传递的文化价值功能性特征给予显著认同,体现出秦腔的社会群体教育功能价值的重要性;不同消费者对空间主体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我者”对有共同爱好和价值追求的“他者”产生亲切感、对群体则产生归属感,基于展演空间,秦腔文化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构建了一个地域文化共同体。     

城市边缘区域“家”到“商业的家”的空间演变——以西双版纳景洪市为例

在全球化和流动性视野下,“家”是近年来西方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的新兴话题。本文以西双版纳景洪市的曼景法村和曼弄枫村为案例,展示了位于城市边缘区域的“家”到“商业的家”的空间演变过程与结果。研究发现：城市边缘区域“商业的家”从初始阶段就有相对严格的边界,且边界愈来愈严格。主要原因有：传统宗教信仰与现代游客失序行为的冲突、不同的旅游参与方式及现代化的影响。空间边界严格这一特点所带来的结果是城市边缘区域中民族“商业的家”逐渐失去吸引力和市场。     

跨地方对话与地方重构——从“炼狱”到“天堂”的石门坎

跨地方对话是地方内外系统交流的主要形式和途径,是理解地方意义的重要视角,对地方的建构和再造有独特作用。贵州石门坎大花苗(族)借助基督教会的进入,启动跨地方对话,通过西方生产技术和处世价值观的吸收及民族文化符号的重构,实现民族认同的重生,达成了民族崛起。大花苗(族)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地方话语权的获得及主体地位的体现,促使其民族"自我赋权",实现地方意义的重塑。以贵州石门坎为案例,结合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跨地方对话对地方认同以及地方意义重构的作用,以期丰富跨地方的学术研究内涵、启迪少数民族文化觉醒,有助于他们能够正确把握并应对越加剧烈的外来文化的冲击。     

“绩效”二元视角下高速交通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改进TOPSIS法和Super-SBM DEA模型分别测算高速交通优势度和旅游绩效,综合运用双变量LISA方法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2005—2018年长三角高速交通对旅游绩效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1)2005—2018年,长三角高速交通优势度呈现“东高西低,中间高、南北两翼低”空间格局,且趋向相对均衡化态势。(2)旅游规模高值区集中于省会城市及高速交通干线附近;旅游效率高、较高值区沿“沪宁合—沪杭—杭甬”交通干线分布明显。(3)长三角高速交通对本地和邻近地区旅游规模、旅游效率均存在显著正向驱动效应;高速交通对旅游规模正向影响的直接和间接边际效应系数均大于旅游效率,这与高速交通的“双刃性”、“虹吸效应”及“错配效应”相关。(4)经济实力、旅游资源、产业机构高级化等对本地旅游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旅游资源、人力资本对邻近地区旅游绩效呈现负向外部性。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环境发展研究——以扬州“双东”历史街区为例

生活环境作为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形塑产物,是历史街区保护的重要内容。旅游开发为历史街区发展提供了一种现代途径,也干扰历史街区的空间转变。旅游影响对居民生活惯习的介入效应调整旅游历史街区生活环境的存续-发展结构。扬州"双东"历史街区旅游发展对生活环境具有较大影响。居民围绕生活环境质量和旅游支持性形成三类亚群。旅游影响以不同方式介入居民生活环境,应结合具体情况确定生活环境维护导向。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发展诉求、生活环境整体转变与街区居民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是维护"双东"生活环境遭遇的现实困境。     

海外“乡村复兴”研究——脉络走向与理论反思

海外乡村复兴研究涉及乡村社会学、乡村地理学和乡村经济学三大学科。从这三大学科出发,遵循着“点-线-面”的研究逻辑,本文首先从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两方面来考察“乡村复兴研究缘何兴起”;其次从研究主题和研究共识两方面来探究“何谓乡村复兴”;再次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两方面来论述海外学者“从事怎样的乡村复兴研究”;最后从研究论点和研究焦点两方面来讨论学者们“从事什么内容的乡村复兴研究”。在梳理和总结好海外乡村复兴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海外乡村复兴研究对于国内研究的四点启示和借鉴。     

携程旅行网旅游“新零售”空间格局及形成机制——以上海市线下门店为例

基于携程位于上海市的线下门店及相关POI 数据，运用 GIS 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携程旅游“新零售”空间格局、区位选址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携程旅游“新零售”在发展初期，其区位选址仍具有向心性，但不如传统零售业对城市中心区位需求强烈，向中心城区边缘及城市近郊区域下沉趋势明显；②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形成“多中心-外扩”式分布模式；③区位选址依赖于以写字楼为主的线下生活服务场景，对商务办公区的偏好超越对商业中心的偏好。交通区位、传统旅行社分布、地租水平影响次之，CBD 趋近度、商圈等级影响较小；④携程线下门店空间格局及区位特征是企业业务板块规划、地理实体空间竞争、区域产业配套水平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     

他者的身体实践与城市公共空间融入研究——以“麦宿者”为例

“身体”是管窥和解读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视角。基于身体地理学,探讨他者身体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可为理解边缘群体与城市公共空间融入提供有益视角。文章以长期夜宿于麦当劳餐厅的“麦宿者”为例,探讨其身体实践与城市公共空间之相互作用,以剖析边缘群体对城市公共空间融入的过程机制。研究发现：麦宿者身体特征具有鲜明的他者性,并主要通过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身体实践来与饮食空间开展协商,通过在特定时空下的弱化他者性,来实现饮食空间的融入。文章建立了他者身体与城市公共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在身体实践方面对身体地理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补充。     

关于我国核电发展与设立核电站布局“禁区”的思考

本文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核电站近十多年来呈现出大规模发展的态势。认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需要在全国部分人口与经济密集、大中城市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核电布局的“禁区”。渤海沿岸是国家的政治核心与经济枢纽，渤海及其附近区域核污染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本文着重分析了渤海沿岸地带核电站发展的情况，并且认为渤海沿岸地带应该成为国家最主要的核电“禁区”，根据我国核电站发展的态势，建议在“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对近十年来的能源政策进行调整，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国家利益，审视其可行性与合理性。在“核电绝对安全”的神话一再被破灭的情况下，重新调整核电发展方针，实行总量控制乃至逐步减少。     

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内在响应研究——以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为例

同性恋旅游正在成为一个全新的旅游细分市场,而身份认同作为中国“同志”在旅游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和身份的确认,在旅游体验的获得上具有较为紧密的关联。身份认同与旅游具身体验的响应研究以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为例,通过16位中国“同志”旅游者五天四夜的赴泰旅游日记的撰写,并结合后续通过3位日记撰写受访者和6位赴泰旅游的受访者的深度访谈逐字稿进行访谈,探讨中国“同志”赴泰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响应的内在关联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体验是实现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具身性实践和反思,也是叙事性内容建构的过程,进而得出身份认同与旅游具身体验内在关联的叙事过程性空间模型。本研究将补足深化和拓宽亚洲“同志”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研究较少的现状,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旅行者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上海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及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1995、2005、2015年的中国国际航运数据,运用枢纽度模型与复杂网络方法重点分析了上海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港口地位变化,结果表明：上海港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最重要的港口,联系航线比重上升,范围扩大,强度增强,与东南亚的港口联系最为紧密;中国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航运网络由香港、上海（一主一副）的双中心向上海、宁波、深圳、香港的四中心发展,上海港成为四中心港口之首,上海港和宁波港同质竞争激烈;最后,从港口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层面的角度提出上海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发展建议,包括东南亚发展战略、港口协同发展战略、金字塔发展战略。     

空间视角下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以山东省枣庄市L村“村改居”为例

以空间为视角,以"村改居"为案例,说明了农村居住空间改观对农村社会关系嬗变的影响。首先,农民集中居住后,公寓楼的阶梯设置造成了垂直方向上行走的高差区分。由于楼梯对身体的规训以及安全性差,导致高差间交往的不便;其次,公寓楼单元化的"门-房"一体结构导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明朗化,缺少了半私密性空间的过渡,空间闭合与开放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农村居民户内交往意愿降低;再次,公共空间相对于私人生活区的外设与远离,导致公共空间使用率下降。农村居民间规模化和混合型交往缺失,公共空间没有承担起公共交往的功能。农村社会关系因此从"分散的不规则集中"变为"集中的均匀分散"。     

跨境流动背景下的女性空间实践与城市品牌构建研究:“红头巾”案例

“红头巾”作为中国近代女性跨境流动的典型案例，其影响不囿于“全球/地方”、“公共/私密”的空间尺度，还作用于城市尺度的实践，体现在“红头巾”符号被运用于城市品牌的宣传之中。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比“红头巾”作为城市品牌构建在新加坡和三水两地的空间实践过程，研究发现：新加坡赋予“红头巾”建国英雄的身份，融入城市建设史并与现代城市空间共同打造城市名片；三水则以坚韧的三水女性华侨符号构建当地文化品牌，但效果无法等同新加坡。女性在城市尺度的空间实践值得关注，女性的流动将重构地方文化并塑造区别于男性主导的城市气质，最终作为实践空间的地方文化符号，成为城市迈向全球城市的文化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