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节性退休流动者“家”的地方依恋——以三亚为例

流动性的快速变化为理解发展中的城市和人口提供新的视角。“家”是流动的起点和中心,本研究以海南省三亚市为案例,借鉴地方依恋的三维框架,结合实地调研,从地方—人—心理过程三个维度探讨退休流动背景下老年人口多元居住中发展的与家相关的地方依恋和体验。研究发现：退休流动者在不断追寻非日常化体验、建构第二居所过程中,也未淡化对常住居所的地方依赖和认同,在常住居民和季节性住客的身份转变中,实现了双重朝向的家的地方依恋。多元家的体验既是全球化深度卷入的结果,也是后现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家的文化被不断重构的体现。研究批判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的意义,发展中国情境下家的地方依恋的分析框架。     

跨地方对话与地方重构——从“炼狱”到“天堂”的石门坎

跨地方对话是地方内外系统交流的主要形式和途径,是理解地方意义的重要视角,对地方的建构和再造有独特作用。贵州石门坎大花苗(族)借助基督教会的进入,启动跨地方对话,通过西方生产技术和处世价值观的吸收及民族文化符号的重构,实现民族认同的重生,达成了民族崛起。大花苗(族)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地方话语权的获得及主体地位的体现,促使其民族"自我赋权",实现地方意义的重塑。以贵州石门坎为案例,结合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跨地方对话对地方认同以及地方意义重构的作用,以期丰富跨地方的学术研究内涵、启迪少数民族文化觉醒,有助于他们能够正确把握并应对越加剧烈的外来文化的冲击。     

“理想的家就是普通的家”——上海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实证分析

流动儿童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和现实话题,但对其地方感学界缺乏关注。本文以上海市主要服务流动儿童的X社区儿童服务中心为例,综合运用感知地图、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流动儿童地方感的特征与形成机制。流动儿童地方感存在社区与上海、市区与郊区和对地方的态度三个维度的差异;流动儿童对家的认知包括认同、迷失和流动三种,流动儿童地方感是基于亲人、朋友和其他社会网络所建立的,涉及多地方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积极地方感;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形成受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影响,受政府权力影响的X中心、家庭和学校,以及智能设备和自然环境是五个直接影响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因素,流动儿童的主观能动性也会重塑其地方感。从地理视角研究流动儿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哈维对海德格尔“地方”思想的一次学术建构

大卫·哈维在收录于其《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文集中的《从空间到地方,再回看》这篇文章中,对他所谓的马丁·海德格尔"地方建构"思想进行了批判。通过忠实地引用哈维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分析其各自观点形成的背景并提供依据,本文详尽揭示了哈维在勾勒海德格尔思想这一学术工作中的操作细节,即他实际上大量使用了重排引文、重组素材、偷换主题、"视而不见"、模糊处理等做法,"制造"出一个需要批判的所谓海德格尔的"地方建构"思想,从而对自己所要提出的"地方建构"思想加以支持。仅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看,海德格尔有他自己的"地方"和"空间"思想,但并未明确讨论过甚至从没有提到过哈维所关心的"地方建构"问题。     

关于“乡愁”的空间道德和地方道德评价

乡愁涉及空间和地方,且与人之情感密切关联,故关于乡愁的研究与地理学密切相关。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指引人们的空间实践。文化地理学的任务之一则是从文化上理解和评判空间和地方的现象。本文分析立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及由之派生的道德地理学。本文从空间和地方两个维度分析乡愁的背后的道德,并列举了较为成功的乡愁实践案例。归纳出的结论有三:第一,乡愁的道德具有大小、距离、移动性的空间维度。第二,乡愁的道德具有身体层面、经验层面和社会建构层面的地方性质。第三,无论是空间道德评价还是地方道德评价,都在回答对自己、对他者、对自然的态度,在评判留住乡愁的空间规划实践是否"合理"。本文最后提出了文化地理学关于乡愁空间道德和地方道德的分析框架,以供读者讨论。     

基于腾讯迁徙数据的中国“春运”城市间人口流动空间格局

“腾讯迁徙”大数据基于位置服务，实时、动态、完整、系统地描述了用户日常出行活动的轨迹。通过采集“腾讯迁徙”数据平台中2018年春运期间中国34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的逐日人口流动数据，分“节前、节中、节后”3个时间段，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人口流动的集散层级、集散体系分层集聚特征、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网络空间特征等角度分析各时间段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特征与空间格局。结果表明，腾讯迁徙大数据直观地揭示了春运期间中国城市间人口流动空间格局，3个时段人口的净流入均呈现十字形骨架支撑的菱形分布，人流集散中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4大城市群，与城市等级有较强的一致性。人口流动集散体系呈明显的分层集聚，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与人口流动影响力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大部分城市人口流动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人口流动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和东部并联、西部串联的网络关联特征。人口流动网络局部具有较明显的“社区”结构特征，聚为3个大区级、5个跨区域级和1个地区级社区。     

“路学”视角下公路交通对旅游地的影响维度与机制研究

“路学”是关于道路功能、时空演化及其区域影响的理论,为研究公路交通对旅游地影响提供新视角。借鉴“路学”构建“公路建设及其作用-公路对旅游地的影响-公路与旅游地交互响应”结构模型。结果表明：公路交通对旅游地的影响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维度,且具有正向影响。公路在增强旅游地通达性、刺激经济发展和改变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特性,改变着人们的旅游经历与体验方式,引发地方重构和社会重塑。经济和生态维度对交旅响应有着正向影响,社会和文化维度影响不显著,交旅交互响应对公路交通建设影响不显著。进而基于生产、使用、建构和消费构建影响机制,以期为促进交旅协调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科学依据。     

文化消费者对秦腔展演空间的感知与地方认同——以“易俗社”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为例

戏曲地理在文化展演空间感知与认同方面的积极探索,对深入拓展文化地理学的空间文化隐喻与再现等研究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微观尺度探讨了文化消费者对秦腔剧院的感知与认同差异,显示出秦腔展演空间对传递与隐喻地域文化特性、功能和意义有着重要影响。文化消费者在获得秦腔蕴含陕西地域文化记忆的同时,对秦腔地域文化内涵的审美性及其传递的文化价值功能性特征给予显著认同,体现出秦腔的社会群体教育功能价值的重要性;不同消费者对空间主体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我者”对有共同爱好和价值追求的“他者”产生亲切感、对群体则产生归属感,基于展演空间,秦腔文化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构建了一个地域文化共同体。     

跨境流动背景下的女性空间实践与城市品牌构建研究:“红头巾”案例

“红头巾”作为中国近代女性跨境流动的典型案例，其影响不囿于“全球/地方”、“公共/私密”的空间尺度，还作用于城市尺度的实践，体现在“红头巾”符号被运用于城市品牌的宣传之中。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比“红头巾”作为城市品牌构建在新加坡和三水两地的空间实践过程，研究发现：新加坡赋予“红头巾”建国英雄的身份，融入城市建设史并与现代城市空间共同打造城市名片；三水则以坚韧的三水女性华侨符号构建当地文化品牌，但效果无法等同新加坡。女性在城市尺度的空间实践值得关注，女性的流动将重构地方文化并塑造区别于男性主导的城市气质，最终作为实践空间的地方文化符号，成为城市迈向全球城市的文化资本。     

地缘战略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兼具改善地缘环境和拉动对外投资的目的。然而，现有研究较少采取地缘战略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对外投资数据，通过整合政治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双重差分的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向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比“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增长更快，说明地缘战略对中国海外投资有重要影响；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中国与东道国经贸联系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但是地理邻近性、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东道国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结合和制定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策等有参考意义。     

人口流动对边境地区人口安全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本文关注我国边境人口变动和人口流动状况,着重分析了人口流动对边境人口安全的影响机制,并探讨了边境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边境县域人口总体规模稳中略降,人口增速和增量持续减少;②人口净流出已逐步成为边境人口变动主要因素;③边境人口变动与流动影响程度有明显区域差异。外流风险型地区已出现明显的人口负增长和外流,人口安全缺乏数量和质量保障;相对稳定型地区人口保持低速增长,但其人口净流出水平正不断提高,有向外流风险型转变的趋势;相对封闭增长型地区人口增长较快,但流动性较弱。各类边境地区人口流出流入呈现不同特征,并受到经济、教育、城镇化、民族、政策等不同因素影响。     

“主客”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感知维度及影响效应——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认同是重塑和振兴乡村文化的重要前提。基于文化记忆和地方感构建居民和游客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感知模型,以苏州金庭镇为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在时间、空间、文化和情感维度上主、客存在差异,时间维度上游客高于居民,其余维度居民表现更为强烈。感知效应主、客在时间上表现出令自己回想起过去的人和事,了解文化延续性;空间上为游客旅行带来深刻印象,与居民生活关系不紧密;文化上承载着地方历史文化,提升乡村旅游文化氛围;情感上在归属感、自豪感、文化自信及价值追求具有一致性。     

“绩效”二元视角下高速交通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改进TOPSIS法和Super-SBM DEA模型分别测算高速交通优势度和旅游绩效,综合运用双变量LISA方法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2005—2018年长三角高速交通对旅游绩效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1)2005—2018年,长三角高速交通优势度呈现“东高西低,中间高、南北两翼低”空间格局,且趋向相对均衡化态势。(2)旅游规模高值区集中于省会城市及高速交通干线附近;旅游效率高、较高值区沿“沪宁合—沪杭—杭甬”交通干线分布明显。(3)长三角高速交通对本地和邻近地区旅游规模、旅游效率均存在显著正向驱动效应;高速交通对旅游规模正向影响的直接和间接边际效应系数均大于旅游效率,这与高速交通的“双刃性”、“虹吸效应”及“错配效应”相关。(4)经济实力、旅游资源、产业机构高级化等对本地旅游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旅游资源、人力资本对邻近地区旅游绩效呈现负向外部性。     

剥夺或重构:网络休闲对非网络休闲行为空间的影响——基于“开心农场”游戏用户的案例研究

网络休闲作为现代人休闲活动中的重要部分,影响着实体空间中的休闲活动,为了辨明其影响表现,本文以"开心农场"游戏用户为案例,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分析结果显示:首先,人们从事网络休闲的时间越长,对网络休闲的依赖度越高;其次,网络休闲活动越多,非网络休闲活动的距离衰减现象越明显;再次,网络休闲对非网络休闲行为空间构成重构或剥夺的影响,取决于网络休闲的投入程度。对新生期和成长期玩家构成重构的影响;对成熟期和老龄期玩家构成剥夺的影响,并得到线性预测方程。最后,研究局限性和后续可展开的研究被提出。     

网络舆情危机下旅游形象感知的变化及对出游意向的影响——以青岛“天价虾事件”为例

随着中国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和维护旅游形象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关键任务之一。然而，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事件正在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带来新的威胁，值得引起学界关注。文章以青岛“天价虾事件”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潜在游客视角尝试回答：网络舆情危机下，潜在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是否发生变化，形象感知的变化能否引起其出游意向的变化?结果表明：①网络舆情危机下，潜在游客的认知形象变差会直接导致情感形象和整体形象变差；同时，情感形象变差也会对直接引起整体形象变差。②网络舆情危机下，受认知形象变化和情感形象变化的影响，潜在游客的出游意向受到明显抑制；其中，情感形象起直接作用，认知形象起间接作用。     

气味景观感知对乡村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研究——兼论怀旧的中介作用

气味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本文在乡村旅游情境下，运用结构方程研究了气味景观感知对于地方依恋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乡村气味景观感知显著地正向影响旅游者地方依恋；②乡村气味景观感知对于怀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历史怀旧对地方依赖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人怀旧对于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均有显著正向影响；④怀旧在气味景观感知和地方依恋之间的中介效应得到验证。研究证实了气味景观的重要作用，明晰了怀旧在乡村旅游体验中的核心地位，对丰富旅游体验和打造乡村旅游景观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