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不匹配带来城市收缩的三重逻辑——制度空间位移、政策空间悖论与行为空间失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和规模扩张，我国的城市发展步入了“后城市化”时代。“快速扩张下”的城市收缩现象越来越引起理论和实务层面的关注，其中空间层面的资源不匹配和不协调是带来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基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尝试从“制度—政策—行为”层面的空间不匹配，解释城市收缩的逻辑归因。其中，制度空间通过“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收缩城市在空间和社会上的两极分化；政策空间基于政治体制、社会政策带来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行为空间嵌入个体、群体、家庭行为中，通过职住分离、就业环境等带来个体“空间—行为”的不匹配。最后，提出深化经济制度改革，促进收缩型城市再“更新”、关照区域政策平衡，扩大收缩型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坚持“以人为本”，让城市成为“人”的“家”等治理导向与政策尝试。     

文化适应背景下留学生的日常行为空间特征——以英国伯明翰市中国留学生为例

空间是文化适应的反映与表征,跨文化的社会学现象呈现了“人-地”关联研究的特征与脉络。本文对英国伯明翰市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文化适应”及“日常行为空间”等的相关调查,分析了该群体在居住、消费等行为的空间特征,并探讨了“文化适应”对“空间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为:(1)留学生浅层的文化适应限定了活动空间,居住和日常消费就近在大学周边,中国城则成为周末通勤中心,对“住区与学校—中国城”以外的空间感知模糊。(2)人群分异明显,英国文化越融入,越喜欢光顾英式的空间;中国文化越坚守,对中国城越依恋。(3)空间的隔离性与重叠性加剧了对英国文化的疏离。无论是对中国城的更新、还是对大学周边的拓展,政府都需要寻求国际化的城市空间管制途径,加快留学生的文化适应。     

旅游地流动摊贩的空间生存状态及其影响机制

流动摊贩的空间治理成效关系着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建立了关于弱势群体空间政治中“不得其所”与“安适其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于阳朔西街的流动摊贩空间生存状态的案例分析中。发现：①受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城市管理模式影响，阳朔西街的流动摊贩被政策法规在正式制度层面认定为“不得其所”，但其在旅游经营活动中却受到其他空间使用者的欢迎，在非正式制度层面是“安适其位”；②西街流动摊贩的空间生存状态具有“不得其所”与“安适其位”的双重性，由此也塑造出流动摊贩在阳朔西街时空嵌入的空间结构；③内部群体特征（灵活流动性、规范化提升）与外部社会文化情景（和谐稳定的社会话语、旅游场域的特殊性）两个方面因素不仅有效消解了正式制度层面所形塑出的“不得其所”空间规范，同时也强化了非正式制度层面与空间结构上西街流动摊贩的“安适其位”。     

面向美好生活的“诗意栖居”——旅游情境“家”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面对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背景和学术界“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动态，本文回顾和梳理了旅游情境“家”的渊源流变、理论视角、研究内容，并进行评述与展望。结果表明：旅游情境“家”具有多元性和杂合性，包含物质和精神两层涵义；该研究领域呈现出多学科视角、多文化背景、多类型案例、多层次内容等特点，在概念、理论、内容、方法等方面有待提升；未来研究需进一步丰富“家”的旅游学内涵、探讨休闲旅游的生活意蕴、剖析“家”的精神文化内容、促进研究手段与方法多元化。     

重返“物质”：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消费研究及进展评述

随着物质地理研究的兴起，消费已成为新文化地理学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回顾了物质地理和消费间的关系，并对物质消费品及其品牌生产的地方性与跨地方性、物质消费中的文化政治及身体实践等相关研究议题进行了评述。新文化地理学“重返物质”倡导下的消费研究，强调以物为线索的“行为-主体-物质”的复杂关系和日常实践，有力拓展了传统“人-地”关系中对“物”维度的关注。同时，这也为消费研究提供了地理学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有利于理解物质流动和消费背后的全球-地方关系、文化经济和文化政治。这一新兴交叉研究领域值得国内人文地理界关注和重视。     

乡村社区旅游空间不正义及其“住改商”制度症结——波兰尼嵌入性视角下的西江苗寨实证研究

中国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社区脱贫致富和空间不正义的一把双刃剑,而后者尚未引起学界和政界的足够重视。文章基于波兰尼嵌入性理论,分析揭示了乡村社区旅游“住改商”制度的脱嵌路径及其空间不正义的作用机理,并通过现场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定性定量方法,对西江苗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旅游经济的脱嵌是乡村社区旅游空间不正义的直接原因,而乡村旅游“住改商”制度的脱嵌则是其制度根源;波兰尼嵌入/脱嵌的经济及其制度区分,对于我国现阶段乡村旅游兼具农耕经济的嵌入与旅游经济及其制度的脱嵌矛盾面向极具解释力;对乡村社区旅游“住改商”制度实施反“脱嵌”制度安排,是破解乡村社区旅游空间不正义的有力举措。     

社会空间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地域功能结构研究——以关中5处大遗址区为例

新时期国家大力推进遗产“活化”与遗产旅游,大遗址保护与利用过程既影响区域空间功能重构又涉及深刻的社会关系调整。研究选取大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的关中地区中5处大遗址区为案例,从社会与空间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采取因子生态分析划定社会区,以“社会—空间”综合交互视角解析乡村地域功能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存在文保限制因子、旅游带动因子、工业与商贸因子等8个主因子,各主因子空间分布体现典型的分异特征,并呈现出6种功能属性的片区。其地域功能结构特征表现为：①保护区划产生圈层式地域功能格局,②高附加值功能空间沿交通线嵌入,③核心与边缘区功能构成与遗址影响力及城乡区位相关,④各功能片区并未形成产业联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大遗址区乡村非均衡发展成因及优化路径。     

基于嵌入理论的中国跨国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以华为公司为案例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社会文化”融入问题日益引起关注。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当前中国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发展,而嵌入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相衔接,有助于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本文构建了嵌入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衔接的理论框架,并以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华为公司为案例进行实证。嵌入理论涉及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劳动力、制度等各维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中经济、法律、伦理、慈善责任等方面契合度高,提出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需在全球与国家、地方与社区、企业等不同空间尺度下有所侧重。     

新时期中国“乡村病”的科学内涵、形成机制及调控策略

“乡村病”是指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由于乡村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以及乡村发展系统与周围环境互动失衡导致乡村发展系统失去了自适应、自调节能力而导致乡村发展受阻甚至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现象。“乡村病”的成因包括乡村资源禀赋及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制度与政策因素、技术因素等。“乡村病”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以及由其扰动形成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产生,其产生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以及“重城轻乡”政策等所构成的制度与政策约束。最后,从制度与政策创新、城镇化与乡村化协调均衡发展、村镇建设新格局的构建等方面提出了“乡村病”的调控策略,为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科学决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认识和理论研究基础。     

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养老旅游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对养老旅游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发现旅游主体的内在动因,深入开拓养老旅游市场。本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选取影响养老旅游决策行为的16个变量设计问卷,在重庆市展开实地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对养老旅游决策行为的影响中,“个人能动性”影响最为显著,“相互联系的生活”影响较为显著,“一定时空中的生活”有一定影响,“生活的时间性”影响不显著;总体而言,对养老旅游决策行为影响较为显著的因素有居住地、退休前从事职业、退休后年收入水平、是否有需要照顾的家人、文化程度、养老储蓄、个人年际旅游最高频次、动态爱好活动频率。养老旅游决策行为受不同生命历程影响。     

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发展路径选择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国家新确定的重点发展区域,是西部大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极。本文通过历史考察、对比分析和综合分析,深入研究了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发展路径选择。本文认为: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最显著的特色应当是大力发展高技术,加强自主创新,建设成强大的高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加强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集成发展,推进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打造寻根祭祖和周秦汉唐特色旅游品牌。     

台湾自由经济区演化及动力机制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自由经济区在推动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战略实施与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台湾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以"出口加工区"命名的经济型特区,通过不断转型升级推动了台湾的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本文通过文献归纳,总结了台湾经历的"出口加工区-科学工业园区-自由贸易港-自由经济示范区"四个发展阶段的特点;从目标、政策法规、管理、产业和空间结构入手,归纳出台湾自由经济区的形成演化规律;并认为要素、产业、效益、创新、政策、市场、环境各动力因素相互作用,构成推动其演化的动力机制。本研究对完善自由经济区形成演化理论探索和国内自贸区建设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东北亚地缘政治特点与中韩经贸合作趋势

本文在简述亚太及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基础上,分析了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的两个特点,探讨评价了中韩两国经贸合作的基础、原因,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指出了两国今后经贸合作的趋势与方向。     

我国省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瞻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内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省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合作日益紧密。这种情况不仅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而且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不断探索。本文回顾了省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研究的历史。省际经济竞争的研究经历了萌芽时期和发展时期两个阶段;省际经济合作研究经历了省际经济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三个时期。分析了省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研究的现状。探讨了省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主要理论的研究。此外,还分析了省际经济竞争的模型研究以及实证研究。阐述了省际经济竞争与合作未来研究的五大趋势。最后指出,省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存在的问题也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论题。     

基于演化理论的我国城市合作机理研究

全球化和区域竞争引发了广泛的城市合作实践。城市合作是特定地域空间中城市共生演化的动态过程,城市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行为主体在多种环境因素和历史因素作用下互动博弈的结果。以新近兴起的演化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城市合作研究的演化分析框架,探讨了城市合作的本质和内容,分析了我国城市合作模式的类别、演化过程和不同模式的有效性。城市合作的本质在于追求包括分享、匹配和学习三大效应的更高层级的集聚经济,演化理论可以为研究城市群的演化过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区域发展实际的城市合作模式。     

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发展路径选择

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是国家新确定的重点发展区域,是西部大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极.本文通过历史考察、对比分析和综合分析,深入研究了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发展路径选择.本文认为: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建设最显著的特色应当是大力发展高技术,加强自主创新,建设成强大的高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加强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集成发展,推进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交,打造寻根祭祖和周秦汉唐特色旅游品牌.     

从欧洲共同体看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本文以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为背景,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条件和前景进行初步探讨,并对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初步分析。     

城郊开发区建设对东道区域地方性消解的影响研究——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我国的城郊开发区普遍缺乏地方特色,在招商引资中易陷入低水平恶性竞争的困境,急需通过增强地方性来促进开发区的持续健康发展。基于空间生产的相关理论和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地调研,本文初步探讨了城郊开发区建设对东道区域地方性消解的机理。研究表明,城郊开发区建设主要是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过程,主要生产可复制、可交换的同质空间,因而会消解东道区域的地方性,这在调研中突出表现为当地居民对新的空间缺乏深厚的认同和依恋。为此,有必要尊重当地人的发展需求,更好保护东道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方文化,从而把开发区塑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宜业宜居"空间,以增强开发区的特色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区域旅游一体化的理论建构与战略设计——以京津冀为例

本文分析了区域旅游一体化的静态和动态经济效益,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了区域旅游一体化效益的产生机制,并总结了区域旅游一体化的五种主要模式。以京津冀区域为典型案例,分析了京津冀旅游一体化的背景条件和主要举措,认为京津冀旅游一体化已进入中级阶段,在扩大旅游企业市场规模、串联旅游线路体系、获取内部规模经济和本地化经济等方面已取得长足进展,未来发展的重点应集中在获取城市化经济、鼓励旅游企业跨行政区合作、建立常设性旅游管理机构等方面。     

沈阳经济区经济重心的演变及其轨迹分析

沈阳经济区作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其区域差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研究区域自1992年以来经济重心的动态演化过程,得出该地区经济发展县际差异的动态变化规律,并且就其演化的机制因子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沈阳经济区经济重心主要介于沈阳市苏家屯区和辽阳市灯塔县之间,基本接近几何中心,并与几何中心的距离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表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减弱。19年来,经济重心总的移动趋势为先由东北向西南移动,再由西南向东北推进,但移动轨迹呈现出一定的曲折和波动,其年移动距离和方向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速度及政策等显现正相关关系,反映出区域不同时期发展战略政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