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视角下非遗旅游街区空间结构演化与动力机制——基于屯溪老街的案例分析

选取黄山屯溪老街为例，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探讨非遗旅游街区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与动力机制。研究认为：屯溪老街空间结构经历物质空间的景观化、文化空间的多元化和社会空间的流动性演化过程；老街旅游空间生产是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耦合生成的产物，资本和权力动力分别作用在“社会经济”层面和“政治制度”层面；资本和权力在塑造空间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实现文化意义的构建、社会关系的重构和社会权力的表达。在空间生产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下，屯溪老街面临资本过度商业化和空间权益“失衡”等社会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空间正义或许是根本路向。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

清代地方政权最低一级为县.县以下基层社会中的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本文通过考察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形态、依据、性质,探讨了里社、保甲制度演变的深层原因--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其中的位置及消长,揭示了原本对立统一的两方,如何在相互斗争中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最终于基层社会确立了以士绅为主体的支配体系.     

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三重维度及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社会空间作了考察,探讨了自然空间到人化自然空间的转化,让其空间思想呈现出社会实践、资本批判和伦理价值三重维度。在社会实践维度,社会空间是人生产实践的产物。以往的哲学无法理解空间生产的主体性、历史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从社会实践角度考察了空间生产的演变过程、人与自然空间的互动、空间生产的社会性等,开启了对空间生产的新理解。在资本批判维度,空间生产已经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制造了区域空间等级结构,引起了空间内部的冲突。空间生产在发展中出现了资本逻辑化的趋势,让空间发生了异化,制造了政治权力空间。在伦理价值上,马克思批判了空间剥削和空间非正义现象,要求建立生态的空间生产,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空间。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城乡空间,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空间。     

广州纪事

8月1日 广州市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各有关区（市）经济、社会行政管理事务进行整体交接。各有关区（市）政府和区筹备组的负责人在交接仪式上签署了行政区划调整交接协议书。     

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以丹霞山瑶塘村为例

乡村旅游空间与村民社会角色是一个相互形塑和建构的过程，揭示两者的互动机制对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空间经历了农业生产空间、农旅并存空间、旅游消费空间的演变过程；村民角色从“农业生产者”，经不同转型轨迹，归于“旅游从业者”角色。权力、资本和市场等主体对乡村旅游空间的建构，对村民角色扮演提出新的期望和规范；村民主体的微观权力、资本积累、个人技能、个人观念影响其角色扮演与空间适应；不同角色村民主体通过微观空间生产行为，促使乡村旅游空间景观化、商业化和制度化，也会产生民宿空间分异和乡村公共空间侵占等问题。     

权力视角下民族节庆空间重构过程研究：以侗族喊天节为例

以民族节庆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文章以侗族喊天节为研究对象,基于权力视角构建了民族旅游节庆空间建构的理论框架,并通过长时序田野调查全面刻画节庆旅游化过程中节庆空间重构的过程及特征。研究发现,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诉求和文旅深度融合的趋势下,侗寨喊天节经历了复杂的人-人互动、人-地互动的动态发展过程。具体而言：（1）节庆空间是节庆权力主体互动关系造就的空间,节庆空间重构的本质是人-人、人-空间在权力场域下对互动秩序不断调适和重构的过程;（2）节庆主体之间通过权力合作→权力支配→权力共有与激励等权力流动方式,形成了传统的单核权力结构→制度与传统互构的双核权力结构→单核多主体权力结构,重构着节庆内容和节庆空间的秩序;（3）以喊天节为代表的民族节庆由此呈现出“封闭神圣的仪式空间→舞台化的展演空间→复合的旅游空间”的空间表征变迁特征,以及由集聚到拓展再到蔓延的空间结构变迁特征。     

地方政府管治下城市空间拓展——以广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变化对地方政府的政府职能和管治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由此对城市空间拓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近十年城市空间拓展与地方政府管治的关系,发现市级政府以行政区划调整为手段、以战略规划为纲领的管治方式主导了城市生产及流通空间的建设;同时,由于各级政府之间利益协调的原因,地方政府管治过程出现了尺度分异,表现为区级政府与房地产市场共同作用下外围地区空间拓展向北低效蔓延的管治失灵现象。通过对政府管治在城市空间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和成效的探讨,以期对引起人们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管治和城市空间关系的思考。     

权力“属性-结构”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精英的变迁特征及机制研究

社区精英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和旅游发展的方向和效果。文章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岗侗寨为案例地，构建基于权力“属性-结构”的民族旅游社区精英分析框架，探究社区精英的个体和群体变迁特征并归纳其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驱动下社区精英的经济资本市场化、知识资本应用化、文化资本公有化、政治资本集中化、社会资本利益化特点显著；（2）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权力作用范围扩大，知识精英权力作用转型，传统精英衰退且作用范围缩小，精英呈现家族式集聚的特征；（3）社区精英权力关系网络结构紧密且互动频率增加，政治精英的网络中心性地位凸显，精英作为中间人频次增多且角色日渐丰富；（4）社区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旅游市场需求规模化增长、特有的社会关系与民族传统、权力资本特性等因素合力推动了民族旅游社区精英权力属性和权力结构的变迁。     

泛珠三角中心城市互动的动力、模式及合作领域分析

中心城市之间的互动,可以有力促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符合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潮流,同时也符合中心城市与区域合作的发展历程。泛珠三角中心城市互动的重要动力是政府推动、市场机制、资源共享以及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互补性。有效的互动模式包括政府和企业双主体互动、产业对接、城市圈互动、友城战略等。泛珠三角中心城市互动可以在规划、加工制造业的分工与合作、口岸合作和大通关平台建设、社会资源等重点领域展开。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的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     

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下城市群的国家空间选择性研究

基于新国家空间理论,将城市群置于社会经济转型宏观背景下,分析其空间选择的国家空间项目与国家空间策略,并初步探讨了其空间效应。城市群作为目前国家空间选择性的具体形式,其产生背景、依据以及生产策略体现了国家空间选择性内涵与演变路径,是国家应对城市企业主义危机采取的一种新型城市与区域治理形式。在国家空间项目及其策略的支持下,城市群享有优先于其它地区发展的特权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培育地方增长极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然而,城市群的空间选择并未改变城市企业主义的逻辑而是将其转移到了区域尺度,并且存在城市间竞争激烈等一系列问题,亟待与其它空间项目与策略的配套实施以实现区域崛起并提高国家竞争力。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其生成机制

透过对行政区划调整现象与文献的梳理，发现中国部分政区有“改而不变”的倾向，本文借用“内卷化”的概念对这种现象及其效应进行探讨，指出政区改革在行政层级、运行逻辑、空间关系、职能配置等方面都存在着“内卷化”隐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结构、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和行政区经济之间关联的分析，阐释了政区改革内卷化的生成机制，认为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功能可能是政区改革陷入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最后以常州武进和海南政区改革为例，探讨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逻辑，并建议构建面向市场经济的行政区划调整框架，为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空间支撑。     

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问题与发展

在回顾和总结近30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类型与特点的基础上,对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进行总结、梳理。行政区划调整在适应和促进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市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规划耦合机制、行政区划调整与农村城市化、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群发展等四个方面;未来我国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的重点是理顺撤县(市)设区后的城市管理体制,市辖区范围调整,城市群的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市制改革等方面。     

政府企业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郊区化发展研究

文章在论述了政府企业化的产生背景与实质后,以此为切入点从新的视角研究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和空间特征,并简要评价了政府企业化对城市郊区化的影响。     

场域织补:旅游传统村落更新理论新议

文章引入织补理论和场域理论，采用理论演绎与概念诠释方法，从场域织补视角出发对旅游传统村落更新理论进行思辨。研究发现，旅游重构了传统村落更新方向与逻辑，村落“碎片化”提供了织补理论应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条件；旅游引发传统村落场域解构为旅游、生活、生产三大子场域，资本分化和竞争加大场域内外压力并引致场域失调；在保持村落复杂性前提下，场域织补可通过调适场域而作用于旅游传统村落更新过程。研究认为，场域织补的基本内容包括文化场域织补和关系场域织补，可运用资本调适作为场域织补的技术工具。     

行政区与功能区嵌套空间的生产与重构——国家尺度重构视角下的深圳特区扩容

我国经济特区的设置具有明显的国家尺度重构特征。深圳经济特区在扩容过程中产生了行政区与功能区嵌套的地理空间。采用 TPSN 组合方法对深圳特区扩容不同阶段的社会空间特征进行比较,发现,不同阶段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嵌套空间,并且 TPSN组合存在明显的差异。嵌套空间生产与重构的直接动因包括资源协同效应、政策协同效应和综合协同效应,以政治动员网络为主的网络维度在嵌套空间生产与重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研究结果表明,对我国嵌套空间的研究深化了国家尺度重构理论,而在行政区划调整的制度供给进一步收紧的背景下,嵌套空间可视为一种新型的行政区划改革与调整手段。     

基于空间再生产视角的西方城市空间更新解析

1970年代西方开启了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过程,城市空间的更新变迁都打上了资本积累、资本增殖的烙印。文章将西方的城市更新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以空间再生产的视角揭示了城市更新的本质,指出1980年代以来鼓励公共-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空间再开发成为城市更新的基本特征。文章归纳了西方城市更新的三种模式,并对其经济社会绩效进行了评估,深度解读了其动力机制。最后,文章提出了对中国城市更新的基本判断。     

国家级新区的空间生产与治理尺度建构

国家级新区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新国家空间类型。首先,论文从新国家空间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国家级新区是我国新时期国家空间选择偏好从城市内部空间转变为城市群体空间的产物,是国家为参与全球城市竞争和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而在城市-区域尺度上构建的新地域组织。其次,论文研究了国家级新区的空间生产,发现其在微观尺度上具有多尺度行政区跨界联合的特征,并且表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机制。然后,基于空间生产与尺度重组的密切联系,论文同时研究了国家级新区治理建构的情况。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国家级新区空间治理结构,发现影响国家级新区尺度重组进程的关键因素,是新尺度与原有行政区划的耦合程度。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国家级新区未来治理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试论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及其效应反思——基于城市增长机器理论的分析

面对全球化所营造的激烈竞争环境,199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型,普遍从福利型政府向企业型政府转向,大力实施了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在国内、国际环境转变的双重压力下,以土地储备为重点的城市经营和以大事件为载体的城市营销正被中国诸多城市政府所积极采用,因而城市治理表现出显著的企业化倾向。在实施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过程中,官商利益联盟共同推进了城市的增长,并各自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寻租行为。文章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透过城市增长机器理论的视角,剖析了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形成机制和利益格局,并以南京市土地储备和奥体新城建设的案例,揭示了其所导致的经济、社会与空间负效应。文章认为,城市内生竞争力的提高必须摈弃营销型增长策略的功利模式,推进城市政府从单一目标的"增长型政府"向综合目标的"发展型政府"的转变。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大事件营销效应:基于空间生产视角

在全球竞争时代,大事件营销已经成为城市政府实现增长策略的重要工具。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分析视角,对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物质空间效应、社会空间效应、经济与政治效应进行了客观的评述,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而揭示了通过大事件营销实现城市空间生产过程的本质。文章指出,大事件营销成为城市在全球化流动空间中增强对资本等发展要素粘性的重要媒介,实现了从流动空间向场所空间的转变,对城市的空间、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等都产生着深刻的重塑作用。但是,更加关注如何将外向增长机遇与城市内生增长能力进行更好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