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驳李兆良的相关观点兼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中外学者公认,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于1602年在北京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其实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而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地图证明了"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的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专家甚至将其誉为"石破天惊"之作。但认真分析李兆良所依据的中外文资料,可知其观点在史实上是错误的、在逻辑上是乖谬的,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因而根本不能成立。     

图片介绍

《四川全图》《四川全图》为清乾隆（1736—1795年）董邦达等所绘的彩绘本,总计150幅,系具有军事意义的西南地区图。全部图工笔设色,采用山水形象画法绘制,具有史料参考和艺术欣赏价值。全图收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名录：04131）。该图封面有黄陂黎澍于1933年的题署：“右图一百五十幅,高一尺二寸,阔一尺四寸,清乾隆初年绘制。山川、城邑、坛庙、衙署、营制、仓储、胥备,洵大观也。     

《阿拉善全旗内三十六巴嘎及周围界牌之全图》研究

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博物馆的《阿拉善全旗内三十六巴嘎及周围界牌之全图》是原阿拉善和硕特额鲁特旗王府所藏同名地图的复制本。该地图未注明绘制时间，但通过考察地图中注记的阿拉善旗36巴嘎、阿拉善地区寺庙、邻省地名、喀尔喀蒙古相关问题等，可以确定该地图的绘制时间当在1929年至1938年之间。解读地图内容、考订其绘制时间，是更好地利用该地图，发挥其史料价值的前提。     

《王石谷全黄图》研究

伦敦英国图书馆藏有清代著名画家王翚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绘成的《王石谷全黄图》一幅。此图系由清圣祖康熙帝授命曾任职宮廷的画家绘制而成,不同于以河道总督为中心的清代黄河图,反映了清代河渠图的多样性。《王石谷全黄图》参照了明代晚期和清代前期的黄河图,画面精美,山脉绘制技法尤其精湛,有雍正初年的《黄淮河图》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司马钟的《黄河全图》两个摹本传世,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较深远的历史影响。《王石谷全黄图》先后由东河河道总督和海外收藏机构收藏,摹绘本先后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该图反映了清代河渠水利图的绘制机制和流传方式,在中国地图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清漪园“耕织图”景观与石刻绘画

“耕织图”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题材。清代康雍乾三朝均绘制过“耕织图”。乾隆帝在将内府织染局由皇城内迁至昆明湖畔的同时,还为清漪园构筑了耕织图景观。本文在分析耕织图景观与织染局迁建关系的基础上,讨论了三朝绘制“耕织图”的各自原因及其宫廷文化的不同特点。     

明清时期“广西全省舆图”谱系及绘制简述

根据四库系列古籍和明清时期广西地方志收录的“广西全省舆图”,可将其主要归为四个谱系,即《广舆图》初刻本“广西舆图”谱系、《皇舆考》“广西图”谱系、《皇舆考》“广西郡县图”谱系、《皇舆全览图》“广西全图”谱系。明代“广西全省舆图”的绘制以传统形象画法和计里画方为主,清代则更多地受到康雍乾测绘地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图形(轮廓)、内容层面,在绘制技术和方法层面受到的影响较小。康雍乾时期的测绘地图并非完全藏于秘府,曾被收入清朝多部官方典籍及地方志书中得以流传,并影响到其后的清代地图绘制。     

道光朝海运图版本源流考

道光六年(1826),清代漕粮首次实施海运,前后过程中产生一批海运图。其中南京图书馆藏《海运全图》更接近时任江苏巡抚陶澍呈送道光帝的海运图原本,并且也更接近胡振馨摹绘的《道光六年海运全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江海全图》与英国海道测量局档案馆藏“海运图”则与道光五年陶澍倡导的海、河并运有关,是次年陶澍绘制海图的图源。陶澍海运图基于多个版本的海图绘制而成,是当时北洋海域舆地知识的最新呈现。道光朝海运图的成图背景,客观上是因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之后,北洋海域形成了繁荣的沙船航运业;主观上则是陶澍等人倡导经世致用,在考证古籍的同时,更注重从“实践”中访求海疆舆地知识。     

地图空间与地名政治——清刊本《福建省会城市全图》研究

清刊本《福建省会城市全图》的生产、流通和使用,体现了地图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该图绘制的原初目的,是便利保甲制度的推行,但在刊印过程中却被简化甚至廉价出售,于是关于福州城市的空间想象也逐步向社会传播。《全图》重点登载官府衙署、军事设施、礼仪文教场所等地理信息,目的不是完整地呈现城市原貌,而是为了突显其政治属性,反映出绘图者高度的价值倾向,这种空间认知模式也影响了时人对城市的理解。《全图》的地理表述既受到主流价值的主导,同样也受制于民众的空间认知结构,这主要体现于《全图》的地名表述方面。《全图》对源自民间的各种"土名",尽管采取了"视而不见""掩盖"或"一地二名"等方式,试图对草根社会的空间观进行"改造"或"收编",但是仍有一些"土名"能突破这些筛选,而在地图中得以呈现,有时甚至取代了官方标准地名的位置,构成"自下而上"地影响地图空间表述的力量。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

清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面积实地测绘编制的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十排全图》和乾隆《皇舆全图》(即乾隆《十三排地图》),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三部清代全国大地图中的乾隆《皇舆全图》,有御制诗序,一九三二年故宫博物院重印出版时,曾由朱希祖、翁文灏进行专题研究,康熙《皇舆全览图》和雍正《皇舆十排全     

平泉县博物馆收藏一件清代《山东运河图》

平泉县博物馆收藏一件清代《山东运河图》运河图中段局部“东平州”１９８２年,平泉县三十家子王瑞文将他家由祖籍山东来河北谋生时带来并珍藏百余年的清代《山东运河图》献给了县博物馆。此图纵长３２０、横宽３０厘米,是一幅图文并茂、蝇头小楷字迹清晰的熟宣纸画卷。...     

明代黄淮运交汇区域的水系结构与水环境变化

明代大运河的启用,使黄淮运交汇区域成为治水的关键区域。官方为了维护运河的畅通,采取了使水系结构与水情产生变化的措施。明前期的河道基本上沿袭了元代河道多股并流、迭为主次的特点。随着运河、淮河与黄河的治理,特别是筑堤的兴起,黄河各水道有一个从面到线,再从一线到清口一点的集中过程。第一阶段是黄河北流断绝,第二阶段是徐邳河道与上游固定于一线。黄河固定集中于徐邳一线以后,嘉靖年间河多决于徐州的上游,嘉靖四十四年以后,河多决于下游。黄运合一区域的河道治理,从一个跨越南北的扇形面,发展到南部半个扇形面,再集中于一线,最后集中于清口。总体的治理过程,基本上为保运服务。从面到点,从大区域的治理到小区域甚至于一点的工程治理,这是明代黄淮运水利工程的水流控制特色。这种随水环境变迁而进行的治水工程调整,充分体现出古人大区域地利用水环境的智慧,具有鲜明的生态特色。     

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认识与分析

中国的大运河一直是炎黄子孙所珍视的文化遗产。近年来的申遗热,更促使学界将大运河纳入世界遗产的范畴之中进行全新的认识与研究,同时国际重要的遗产研究团体也对大运河这一特殊案例给予了多方关注。当前学界对于大运河遗产的特点与价值等重点专题都展开了热烈地探讨,但与世界遗产理论体系并没有充分地接轨。因此,有必要从世界遗产体系中已有的相关文件在对大运河价值评估中产生的问题出发,探索"文化线路"对于大运河特质识别和价值研究的理论指导,从而发掘出对大运河遗产的新认识。     

明初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水工技术考

明朝初年,国脉皆仰东南,为解决南方粮财物的北运问题,宋礼和白英受命组织修建了大运河山东段南旺分水枢纽。该枢纽主要包括引汶济运、导泉补源、设立水柜和置闸节流四个组成部分。其中,引汶济运是工程之重点,包括戴村坝、小汶河、南旺分水以及配套工程等四个子系统。这些水利设施组成一个和谐的系统工程,保证了该段运河的水量稳定充足,从而实现了大运河500余年的正常通行。南旺分水枢纽代表了我国古代运河水工的最高科学技术成就,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经典范例。     

隋唐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特点及保护方式初探——以安徽段大运河为例

隋唐大运河是一类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它贯通南北,通航长达八朝,漕运惠及全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高效和最有影响力的南北经济文化资源交互传播线路。对于它的保护,首先必须开展资源调查,摸清家底,然后以点带面,实施重点保护。同时,还要分析问题,统筹兼顾,整体保护。     

元明清政府决策与淮河问题的产生

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便利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大运河漕运事关国计。当时政府的诸多治河措施是为确保漕运畅通,加之明代保陵的需要,更使黄河、淮河、运河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封建政府的决策行为使本自独流入海的淮河改道主要由长江入海,使淮河流域成为十年九灾之区。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以其便利的交通,优良的棉、麦、梨、枣等土特产和市场活跃的工商业城镇,吸引大批徽商来此货殖;他们主要集中在临清、济宁等区域中心城市,从事布帛、食盐、典当、杂货、中药等行业的经营;徽商在侨寓地还进行联姻、入籍、科考、捐资等活动,树立起了"义利兼顾"的"良贾"形象.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的长期居住经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城镇的居民结构,而且促进了山东运河流域的南北物资文化交流,带动了这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邳州市发现京杭大运河古船闸遗址

１９９５年在邳州市发现的一处京杭大运河古船闸遗址,对于了解明末至清徐州的水利、清运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大运河宁波段聚落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研究

聚落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运河兴衰息息相关。宁波段运河聚落文化遗产历史久远,保存类型丰富,历史价值突出。宁波运河的开凿和变迁对运河聚落整体格局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关系紧密;同时运河聚落的产生和发展也促进了运河功能的不断完善和运河经济的发展。如何保护好运河聚落文化遗产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意在梳理宁波段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的构成情况,并对宁波段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突出普遍价值评估与遗产构成分析方法研究——以大运河为例

中国是文化遗产大国,为了能够更好地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准确认识和阐释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和遗产构成.通过对国外和国内的相关文献的分析研究,对比我国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及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申遗)价值评估与阐释,结合大运河申遗研究,探索和完善了一种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评估与分析方法.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评估和遗产构成的确定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和核心的工作,本文介绍的分析评估方法可为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评估和遗产构成分析提供一种参考.     

基于文化线路视野的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安徽段隋唐大运河为例

作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完全具备文化线路的基本要素,对于它的保护应建立在对其性质、价值和特点进行充分研究和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大运河在各个时期开挖的规模、航运和繁荣的程度不同,大运河的建设过程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隋前被视为中国大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隋唐至北宋可以被认为是大运河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阶段,也可被视为是大运河繁荣的一个阶段;元、明、清被认为是中国大运河实现南北直航和再次繁荣的阶段。安徽段大运河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工作必须先开展资源调查,弄清家底,然后进行科学研究,并从整体上编制保护规划,努力延续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和原真性。同时,运河遗产保护还需形成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做好展示和阐释,鼓励沿线社区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