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60年代的中国外交

从1966年开始,中国外交逐步走入困境。这个困境,是由中国的内政问题引发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文化大革命”是在战略的背景下发动的。在“内忧”和“外患”之间,毛泽东选择了首先解决“内忧”的道路,因为他认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样,革命、生产、备战,就成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必须认真处理的三个重大问题。“备战、备荒、为人民”便和“抓革命,促生产”一起,被确定为处理三者关系的基本方针。     

爱读书的罪过

1966年,我在湖北汉川搞“四清”运动,夏秋之交,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提前结束,10月初我回到了湖北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充满了信心。殊不知,我是区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一打三反”在我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政治运动便一场接着一场,其中涉及农村而且影响最大的要数发生在1969年冬至1971年春之间的“一打三反”运动。     

从国庆讲话到历史决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

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实现历史转折的前提,是要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错误,不能不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认识——这势必要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总结历史的核心和难点问题,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历史任务,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担当起来了。     

为反对“文革“而就义的陆兰秀烈士

我与陆兰秀素不相识。我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被调到中共苏州市委工作时,才有机会从法院借来的七大卷所谓“罪证材料”中,看到她临刑前的照片上,那激愤的眼神,读到她多篇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现代迷信的娟秀文字的。在“文化大革命”被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在现代迷信笼罩全国的恶劣环境下,被囚被斗,面临生死抉择的陆兰秀,竟能如此鲜明、如此深刻地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斥责“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大智大勇,使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不知为她流下了多少激动的泪水。尽管当时党中央还没有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还是冒着风险为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

196 6年 7月 ,迫于国际局势的压力 ,约翰逊政府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 ,但该政策提出后并没有得到有始有终的实施。美国学者的一种观点认为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阻碍了美国的外交努力 ,使中美之间失去了一次改善关系的重要机会。然而 ,美国国务院最新解密的外交政策档案显示 ,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值得怀疑。美国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应有自己的政策考虑 :它为中国这场内乱设定了目标 ,即希望这场运动导致中国政局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 1 96 7年中后期 ,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渐趋稳定 ,美国的期望落空 ,美国政府内强硬派人士拒绝进一步尝试新的对华政策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美术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大批以毛泽东肖像为创作对象的美术作品。其品种之多,发行数量之大,蔚为“奇观”。“文革”中对于美术作品与著名画家的大批判,显示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谬性。本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美术》一文,以纪实手法和略显幽默的笔调,描绘了这一特殊时期的美术界,图解了中国美术史上的这场“浩劫”。读者可以通过当时的大批判,深切感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美术界遭受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环境卫生

<正>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正式展开。实际上，山西省已经于1966年5月10日组建了“文化革命办公室”。7月1日，山西省委在太原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7月17日，经省委批准，太原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8月8日，太原市部分大学生闯进了中共太原市委大院，贴出了省城的首份大字报。8月20日，     

“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199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到会人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专家学者。金春明、许迈杨、谭家级、盖军、郑谦、杜蒲、黄峥、张化、李海文、陈东林、武力、宫力、徐立智、陈诗惠、范守信、李玲玉、柳建辉、谢春涛等同志参加了会议。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30周年、结束20周年,大家主要就“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文化大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深…     

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本来就受到束缚的思想被进一步桎梏了。在个人崇拜的阴霾弥天漫地、“左”的错误大肆泛滥的时候,却有极少数人置生死于度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真理的呐喊,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总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即按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言、所行,其内容,可概括为：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这“三个全面”（或曰：“三全”）是文革灾难的思想理论的根源。何谓“全面阶级斗争”？何谓“全面夺权”？何谓“全面专政”？本文先来讨论关于“全面阶级斗争”的问题。     

难忘的回忆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的局势已发展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武汉地区的运动形势,由于中央“文革”组的策划操纵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直接插手．使“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最终爆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红卫兵运动始末

“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中学生组合而成的团体“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演变成为一场极具破坏性且带有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点燃了“文革”之火,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红卫兵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简

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二）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政治历史问题的定性处理。虽然处理这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审干时中央发布过政策规定,对受审查的干部都据此作了结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批判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招降纳叛”,许多地方掀起了“抓叛徒”活动。这些干部的问题又被翻出来进行审查,也有些被查出了新的问题。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国民经济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国民经济安建设１９９６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本文试从“文化大革命”前期周恩来致力维持国民经济体系运行的角度,反映在这段特殊年代里,周恩来领导和管理中央政府工作的思想脉路及其...     

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中稳住农业基础——“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农业领域的贡献

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中稳住农业基础——“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农业领域的贡献张化“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我国农业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挫折后,又一个曲折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农业虽然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总产值仍能缓慢增长,基本建设...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成立的一个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因而也是“十年浩劫”的具体制造者。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怎样的？这是讨论文化大革命应该和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我用“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题目谈谈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

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与“文化大革命”有必然联系。“文化大革命”导致的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 ,重工业增长很快 ,能源工业呈超速增长 ,这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 ,它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增长留下了巨大的潜力 ;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增长缓慢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十分缓慢 ,使农业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潜力更大 ;整个经济活动中效益下降 ,为以后加强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留下了余地。总之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原有体制能量的释放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 ,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走上渐进式改革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人民 ,普遍的心态是要求社会稳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客观总结 ,构成中国走上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     

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研究室,而我当时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与陈伯达交往颇多,对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所作所为和为人处世的情况甚为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