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新探

《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曾被视为国民政府于1930年代对日政策的一篇重要宣示,研究者亦多将其附于战前中日关系相关研究中讨论,亦有针对该文进行专门讨论者,然而就该文本身而言,仍有若干值得讨论的地方。就相关资料分析,本文认为《敌乎？友乎？》虽然登载于1934年12月20日出版的《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但是由相关数据来看,该文应该在1935年1月中旬完成,所以会刊登于前一个月出版的刊物,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该刊延迟出版所致。至于由徐道邻署名刊出,应为蒋中正之决定。该文之内容,为蒋氏对中日问题的意见,目的在传达政府应调整对日外交政策之讯息。而蒋氏关于调整中国对日政策之意见,虽然为其个人主张,但实际上与汪兆铭取得了一致的态度,两人对于调整对日外交方针有共同的认知。《敌乎？友乎？》刊出后,在国内引起相当重视,日本方面亦对该文提出批判。然而该文内容过于敏感,为避免刊出后可能引发之政治效应,以他人具名较无顾虑,使徐道邻成为被批评的对象,蒋氏得以从旁观察各方意见。另外,蒋氏此时的工作重心仍在“剿共”,对于中日关系只是关切,而非其主要工作,此亦为其在所谓《秦土协议》、《何梅协议》签订之后,处理对日外交留下一个转圜的空间。     

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述评——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失败至年底汪精卫出走近一年的时间里,军事上的失败和外交上的困境,对国民党高层人士造成很大压力,蒋介石等人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时有反复。在此期间,蒋介石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停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最终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在这一期间的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     

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蒋介石日记解读

1936年的绥远抗战,多年来一直被不少人视为傅作义的个人行为,与国民政府,也与蒋介石无关。当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其19人联署的《时局通电》即称：     

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

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书》广播讲话,该讲话的主旨长期以来被广泛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并被视为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更有不少人把战后中国宽大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不参加占领日本本土、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以及日本天皇制得以保留等都归于“以德报怨”政策的内涵。本文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考察,所得结论是:宽大并迅速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虽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民族品格,但它与蒋介石反共的战略以及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影响的既定政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问题,蒋介石的态度仅仅是“要日本人民自己决定”,更为重要的是,天皇制的最后命运完全是美国占领当局决定的,与蒋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中国放弃占领日本本土,这主要是蒋介石出于战后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考虑所做的决定;至于战争赔偿问题,从积极争取到最后的被迫放弃,是既受制于美国政策又无奈地屈于日本压力的结果,很难说是“以德报怨”。总之,将“以德报怨”视为指导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理念并无足够的说服力。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推行侵华政策,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虽和日军有过较量,但蒋介石认为,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总是尽可能避免决战,并且力图以“和平”作为推迟战争的手段。他以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终于灭亡吴国的精神自励,同时吸取中国古代“欲取先予”、“以柔克刚”等相关策略思想,一方面对日忍让、妥协,一方面则广结盟国,调整政策,安定内部,建设“国防据点”,经营西南根据地,准备抗战。他在这一时期的若干举措,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

自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的数年间,国民党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战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拥护蒋介石,成为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独一无二的挺蒋劲旅。特别是在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粤籍领袖几乎全部投入反蒋阵营,唯有陈铭枢率领的这支以粤人为主的第十九路军,公开支持蒋介石,助蒋稳定权力,立下汗马功劳。以往对陈铭枢的研究多集中在福建事变的反蒋活动,而缺少对此前陈氏政治活动的探讨,即使在他个人回忆录中对此也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依靠档案文献,力图重现此段历史真实。     

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 ,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陶德曼调停 ,到高宗武的秘密使命 ,到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往来 ,直至长期以来令人备感神秘 ,却又扑朔迷离 ,莫名所以的所谓“宋子良工作”,许多人都相信幕后的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新披露的档案显示 ,此中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 ,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 ,但其一 ,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 ;其二 ,蒋接受议和 ,向与内外压力有关 ;其三 ,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 ,无论蒋有否同意过对日议和 ,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摇。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 ,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 ,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 ,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 ,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 ,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 ,当不为过     

蒋介石应对居里第二次访华的策略——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

1942年7月20日至8月7日,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第二次访华,与蒋介石进行了14次会谈.会谈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中美关系外,还包括中英关系、中苏关系、领土问题、全球战略、战后国际关系、英印关系及史迪威的双重地位等.蒋介石的应对策略是:从7月20日至27日,“以刚毅之气应之”;从7月29日至8月7日,“以宽和无求与毋必毋固之心对之”.总体来看,蒋介石应对居里访华“始刚终和”的策略比较成功,捍卫了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中美“斗而不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美国继续援助中国,对中国坚持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成立前夕,蒋介石的国际关系观含有多重成分,其消极的一面特别表现在他的日苏必战情结之中。在此背景下,蒋误判了苏联的缔约动机,并在欧战爆发之初主张对德宣战。其后,苏、英、法、日等国的对华态度,和国民政府内部对蒋介石之因应方针的反对相结合,迫使蒋修正了政策,重返等待国际变化的路线。因应苏德条约的挫折及教训对后来的蒋介石外交具有重大影响。本研究还显示:国民政府此期的外交决策允许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平等的争论,即如蒋那样占据最高权位的人,也不能独断专行。     

抗战期间蒋介石访问印度述论

1942年2月4日至21日,战时中国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陪同下,对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此时,中国正处在抗战的关键时刻,身为全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为什么要访问印度?其间他进行了哪些外交活动?其效果如何?本试图对此作一探讨。     

蒋介石"剿共"态度之研究(1932-1936)——以处理"剿共"与平定粤桂关系为中心

1932年以后,蒋介石对"剿共"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的处理始终有着"清醒"认识,实难得出蒋有意纵共以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结论."剿共"背景下蒋对西南的实际运作更多的是一种顺势而为.对于蒋方资料中貌似有纵共之嫌的言论,实不必作过多想象和发挥.对"剿共"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虽有"清醒"认识,并不必然表明蒋"剿共"态度坚决....     

从《蒋介石日记》解读1937年12月的南京形势

"1937 年12月12日,蒋介石为何在日军完全包围了南京的情况下,向南京卫戍部队的唐生智军发出了撤退命令?"这是笔者长年来的疑问.<蒋介石日记>是解开这一疑问必不可少的史料.笔者从<日记>中了解到,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充满了不信任感和戒备心理,那时他还在持续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性.蒋介石在<日记>中首次提及南京被日军占领的惨状是在日中"和谈"中断后的1938年1月22日,在那之后,他开始认真考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义.     

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

蒋介石的手令制度具有以下几项特色：第一,蒋的大量颁布手令,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1950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在1950年以前,蒋也再三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其次,蒋所颁布手令的内容包括极广,越级指挥者并不多见,少数越级指挥且出现弊端较为严重者,仅为有关作战方面的手令。第三,军事将领喜好越级指挥作战,乃是在长期指挥小兵团的环境中所养成的习惯,加以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所致,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更有进者,如将蒋的大量颁布手令放在战时中国艰困的物质环境下观察,可以发现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肯尼迪政府与蒋介石“反攻大陆”

在冷战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行动采取模糊政策,始终把危机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保持海峡形势适度紧张;既使台湾始终依附于美国,又保持了对大陆的持续压力,同时也避免了卷入与苏联或中国的直接冲突。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美国政府逐步转向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立场,蒋介石也不得不实际上修改了自己的政策。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之际,日本在对外政策中坚持“协调外交”路线,与法国达成妥协,实现共存。1936年当“南进”政策成为日本的国策时,向我国南沙群岛的扩张成为日本实施向外南洋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随着日本军部逐渐主导国家对外决策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日本外务省从极力反对海军省的行动演变为积极献策,一致主张驱逐法国势力,武力侵占我国南沙群岛。1939年3月末,日本将我国南沙群岛非法“编入”领土。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演变是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基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时局综合考量,也是他们分歧、折冲、平衡的结果。     

1930年代日本在华走私白银活动述评

20世纪30年代,世界银价上涨,大批日、朝、台人分别以日本、朝鲜、台湾为基地,通过各种巧妙方式将中国白银走私出口。美国的白银政策和国民政府的对策、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压迫,使白银走私屡禁不止,白银大量外流破坏了中国金融秩序,引发恐慌和经济危机。日本在白银走私中虽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仍无法掩盖其侵略的本质。     

20世纪30年代底图内斯库的对苏政策

底图内斯库是罗马尼亚历史上最名的外交家,其对苏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令世人关注。底图内斯库在20世纪20年代持强硬的反苏立场,30年代,他的态度发生逆转,从拒绝与苏联直接接触到逐渐愿意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最后还与苏联就结盟进行谈判,成为与苏联合作的最积极倡导。底图内斯库对苏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罗马尼亚国家利益的判断。鉴于国内尚无人涉及这一问题,本拟对此作一探讨。     

20世纪30年代初一位日本学者对侵华思潮的批判--读室伏高信《满蒙论》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主张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为征服全中国之前一步)的思潮充斥日本朝野上下。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之际．日本的这种侵略思潮更加弥漫于其国民脑海。报社记、评论家室伏高信一反其国民的战争狂醉,在他于1931年11月完成的(满蒙论)这部作中,对日本国内的侵略思潮进行了系统驳斥。他向日本国民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必将引发世界大战的灾难进而危及日本的生存的警告,抨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野心和本质,呼吁日本国民从战争思潮中迅速觉醒,指出日本的出路是从中国撤军,走与中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这种认识,在当年日本狂呼“到满洲去”的战争狂醉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历史车轮进入21世纪的今天,对于日本国民的对战争的反省,对于中日两国人民总结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着眼于未来,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