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饮酒礼研究述略

乡饮酒礼是中国古代以尊老敬贤、宾兴贤能、宣扬教化为目的的公众性礼仪。目前在乡饮酒礼的研究过程中,学者或以社会生活史为视角,从整体上把握古代乡饮酒礼的特点,或从区域史出发,具体分析乡饮酒礼在举办过程中的财政支出状况以及地方社会的关系,或从历史文献入手,研究乡饮酒礼的社会控制功能,寻求古代礼治精神的可取之处。但乡饮酒礼与里甲、乡约制度的探索,还存在着一定的研究空间。     

宋元乡饮酒礼考

乡饮酒礼是我国上古时期比较盛行的一种以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的礼仪制度 ,随着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乡饮酒礼逐步与儒人社会联系起来 ,成为以地方儒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宋代乡饮酒礼由于四明等地儒士的大力提倡 ,流行全国。元代虽然儒士的处境已经今非昔比 ,但仍然可以发现有关乡饮酒礼的记载 ,元代的乡饮酒礼成为激励儒士自强、自立 ,维系儒学发展和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     

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

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乡饮酒礼的宾贡职能一度凸现,宾贡仪式独占了乡饮酒礼之名,而尊德尚齿的乡饮仪式则名为正齿位。此后,宾贡乡饮酒礼逐步转化为科举制的配套仪式鹿鸣宴,进而脱离乡饮酒礼的范畴。在此过程中,乡饮酒礼渐趋缩小为以尊德尚齿为主旨的基层社会的礼仪仪式,并进一步发展为地方儒林盛事,在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乡饮酒礼看周人的思想观念

据《周礼·大宗伯》的记载,周代的礼仪可分为吉、凶、军、宾、嘉是为五礼。乡饮酒礼属于嘉礼的一种,通观乡饮酒礼,我们可以管窥出周人的思想观念。     

从乡饮酒礼到千叟宴(下)

正(三)礼书上的设计,在秦汉以后的社会中是否确实实行过,学者们存在不少争议。有些学者认为,秦汉时期地方并没有实行乡饮礼,实行的是一种"正齿位礼",因为在唐代杜佑的《通典》中,"正齿位"与"乡饮酒"同时并存,前者只是作为后者的一种附录文献而被一起记载的。这恐怕都是皮相之见。孔颖达、贾公彦已说得很清楚,乡饮酒礼包括宾贤、序齿、乡射、蜡祭这四种功能。也就是说,这四种礼都可归入乡饮酒礼。只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乡饮酒礼探微

乡饮酒礼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食礼仪。由于古代文献对这种礼仪的产生、内容、特点及其影响的记载十分简略,后人对此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所以,从古至今许多经学家对此均含混其词,不甚理解。本文试图通过对乡饮酒礼的探讨,为中国饮食礼俗理出一个头绪来。一、何谓“乡”与...     

明代地方社会的宾兴礼仪

宾兴礼是行之于明清地方府州县,由地方有司主持的送迎科举考生的礼仪程式。起源于西周的宾兴礼与乡饮酒礼相结合,后世相沿,但这一传统到明代发生变化,宾兴礼与乡饮酒礼彻底分离,逐渐形成了一套单独的礼仪程式。明代宾兴礼并非朝廷自上而下规定形成,而是在历代以礼待贤传统的影响下,在朝廷恩荣次第的示范作用下,结合地方风俗自发形成的,最终成为地方所认可的官方礼仪。作为一种科贡吉礼,宾兴礼仪的对象皆涉选拔,仪式等差有别,明中期尤其是嘉靖时期以后,基本完成了宾兴礼仪的程式化过程,被明确列入地方礼典,且尤以京师周围府县最为凸显。兼具国礼与民俗的宾兴礼仪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送科举与报捷仪行之于公众,体现了对科举中式者的礼遇和庆贺,传达了朝廷待贤以礼之道,具有明显的展示和引导作用;在隆重而有节奏的鹿鸣宴上,宾主和谐举杯相庆,重在传达慰问、感谢与祝贺之意,表前励后;庙学释菜礼通过告慰和激劝士子,倡导儒学,化民成俗。     

识字习礼：明清杂字中的礼仪知识与礼下庶人

从明清地方性的杂字读物出发,可以勾勒出有别于通过王朝礼制或经学注疏考察“礼下庶人”的知识图景。乡里小儒在编纂杂字时,把庙堂礼典、儒家礼仪与神鬼、佛道、风水杂糅,礼俗互动交融。为使礼仪文字浅白直露以易于民众接受,杂字编纂大都分门别类,并将日用类书中的礼仪格套简化,原先礼仪的段落篇章转换为日用字书中的字词短语。从长时段的知识史历程看,宋元以来的礼仪典制是礼仪下乡的制度保障,士大夫编纂的各类礼仪文本推进了礼仪通俗化,而明清社会变迁促成礼仪下沉到日常的识字读写。礼仪杂字既是明清识字领域发展的新产物,也是涵育明清乡里礼秩的新文类,文字下乡和礼仪下渗相互因应,合力刻画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礼仪。     

辽朝“入閤礼”考论

入閤礼在契丹传统礼仪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其作为朝谒礼仪的一种起源于唐朝,与当时的内朝制度关系密切。唐末因乱礼阙,皇帝渐废正衙视朝,而入閤日重。五代之后皇帝于每月朔望日御正衙入閤成为定制,入閤礼遂成五代盛礼。辽太宗时期两次行入閤礼的实践,既体现了在辽初礼制建设中对中原五代礼制的继承,也是契丹国家性质转变的外在表现。辽朝中后期,在国家礼制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由于受北宋及契丹国家二元政治体制的影响,入閤礼废置不行。但是中央官系统中的东西上閤门司却得以保留,成为职掌辽朝礼仪的主要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修书、刻图与观礼: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家礼"庶民化"是明代礼学的一大特色。此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以礼化民"和"以礼造族"等社会因素之推动,尤有赖于地方社会多渠道、多层级的家礼传播:既有官方倡导,也有民间自为;既有礼书、礼图等文本形式,亦有士人示范、指导等非文本形式。本文利用现存的一些明代家礼礼书,结合明代地方志和文集资料,围绕礼书、礼图和演礼观习等家礼传播途径,揭示了家礼知识是如何"下渗"民间的。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以士人为主导、以学校为中心、以执礼为目标、以民间为指向的具有创造性精神的社会礼仪化过程。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先秦礼学与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融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为一体的庞大体系,先秦时期,礼学和礼制高度混融,保存于"三礼"之中,后代的礼学训诂考据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先秦史研究。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在礼学研究中不绝如缕地传承,礼制研究则在20世纪现代人文社科方法传入后,摆脱了作为礼经训诂附庸而存在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并且因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传入,研究方式趋于多样化。民国时期开始使用的"礼俗"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内涵日益丰富,但亦有模糊的地方。考古资料日新月异,其中的出土文献为礼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实物资料则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物化礼乐乃至政治典制研究提供了新素材。以上研究均有长足进展,但在研究的系统化方面则仍然存在广阔的提升空间。     

地方精英与边疆治理:以改土归流后滇中哀牢山区“三属地”的礼化实践为中心

清代哀牢山区"因俗礼化"的实践堪称改土归流后边疆治理的样板。随着改土归流及边疆内地化的推进,云南哀牢山腹地多民族聚居的"景镇新三属地"的范围缩小到了景东、镇沅、新平三县交界的三角地区。地方精英在山庄经济的土壤里产生,并积极回应国家"德教"与"声教"的治理策略,通过讲圣谕、刊善书、兴学校、禁盗匪、制规约、解冤结、开道路等方式,将当地变成人文蔚起、民族关系和谐的"礼乡"。这一礼化实践是国家政策与地方精英对策之间互动交融的过程,尤其是地方精英能动作用释放的过程,是一种基于多元民族文化自性与自觉的边疆治理路径。     

制度、经典和观念——清代礼学考证方法举例及其局限

<正>一、制度和观念之间——礼典的性质《礼记·礼器》云:"礼,时为大。"礼制构建是一个历时化过程,社会形态、国家权力、风俗人心的改变都会促成礼制的因革。《礼器》又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正,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     

北宋讲武礼新探

根据唐宋时期的国家礼典,北宋的"讲武礼"仍如唐制,是以王朝集结在京重兵,由皇帝亲行大阅为唯一的形式。这一活动在礼仪文本上通北宋一代基本没有变化,在实践上则仅在宋初三朝举行过数次。就其空间的广大与人员众多来说,讲武礼是王朝在非战时状态下举行的最大规模、最高级别礼仪与军事活动。宋初三朝的皇帝大阅,皆在战争或酝酿中的战争之前举行,遂使之具有战争前奏的意义;并且大规模军事集结,又使大阅具有武力威慑的军事功能。正因讲武礼的实质是大规模军事集结,这一代表王朝重大军事动向的活动,在宋辽澶渊之盟后,为了保障根本的安全环境、避免破坏和局,而不再举行。     

清代献俘受俘礼初探

献俘礼制乃古代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军队凯旋后将所获敌酋或首级进献庙、社及皇帝的礼仪活动。清朝前中期武功赫赫,圣祖、世宗、高宗三帝继承历代之制,将其不断得到发展完善,载入《会典》,并数度举行。道光八年,平定张格尔之乱,宣宗举行了有清—代最后一次献俘受俘礼,在档案中亦多有记载。献俘受俘礼,具有宣扬国威、震慑外藩的作用,既体现了清廷继承中华传统礼制,彰显王朝正统的政治意图,又见证了诸帝践行大一统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礼”对《唐律疏议》中夫妻关系法律规范影响

"一准乎礼",是唐律的一大特点。唐律在规定夫妻关系时也受到了"礼"的影响,可以说贯穿夫妻关系的始终,使"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从夫"等礼制思想走向法制化,或者说礼、法合一化。     

论清代先蚕礼

礼仪是周以降帝王建立国家秩序,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至清代仍然如此。吉、嘉、军、宾、凶五礼中,仅吉礼就分大、中、群祀三类78种之多,形成一个政治上与思想上的有效控制网络。毫无疑问,每一种礼仪的设立,都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同时,由于礼仪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它必然也会有观念形     

《朱子家礼》与明清珠江三角洲丧葬礼仪实践——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朱子家礼》是明清地方社会礼仪实践的基本依据,但它对4种礼仪的具体影响则有差别。通过地方志文献分析《朱子家礼》改造珠江三角洲丧葬礼仪的效果和困境可以看出,借由地方官员和乡里士人的共同努力,《朱子家礼》改变了民间一些违礼的习俗,比如火葬和用鼓乐等,但却无力撼动"作佛事"和"信风水"等"异端"礼仪因素。民间丧葬将《朱子家礼》作为正统象征,但在实践上却融合佛道等仪式,形成一种复合的礼仪模式。这种融合的背后,是民众面对死亡的复杂心态,既有对亲人离世的哀伤,又包含着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儒家礼仪过度强调哀伤情感的表达,却忽略了民众安度亡魂的情感需求,这是佛道教在丧葬礼仪中始终能够发挥影响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