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辽代契丹髡发的样式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发式有披发、辫发和髡发等。其中东胡族系多髡发,例如乌桓和契丹。契丹建国前的髡发样式,尚无从所知,因而目前相关讨论基本为辽代契丹的发式。迄今为止,研究成果颇多,涉及髡发习俗、渊源和发式等。目     

豪欠营第六号辽墓若干问题的研究

1981年10月,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在豪欠营村湾子山的第六号辽墓中清理出一具女尸。女尸身穿铜丝网络和多层葬服,脸戴鎏金铜面具。这在内蒙西部地区是首次发现。有关方面对这一发现进行了初步研究,综合报告于下。一契丹人的葬俗契丹人的丧葬礼俗,在《辽史》、《契丹国志》等文献中多有记载,但限于上层统治者,或语焉不详。宋人文惟简《虏廷事实》记载较详:"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入目为‘帝把’,信有之也。"这里说明了契丹人     

宋金砖雕墓中的全真道教——从晋南宋金砖雕墓戏台的位置谈起

山西侯马1959年发掘的金代大安二年(1210年)董玘坚墓,和1965年发掘的65M102金代砖雕墓,都发现砖砌墓顶八角藻井上有八仙人物作为装饰。两座墓中的八仙除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六仙外,蓝采和、何仙姑可有可无,倒是徐神翁必不可少。董玘坚墓墓室的屋檐上砌舞台和正在进行杂剧演出戏俑,起到"神人同娱"的效果,说明全真道教于金代中期兴起,到了晚期已经深入到民间普通百姓家里了。     

唐代舞筵考——从韩休墓壁画乐舞图谈起

本文以2014年发掘的唐代韩休夫妇墓乐舞图上的舞筵为切入点,结合相关图像证据和诗文材料,从唐前期贵族官僚宴饮风尚和物质文化的视角,考证舞筵的命名、功能、质地。本文认为,这种舞筵用于各类乐舞,不止是胡旋舞等外来舞种。其质地或为丝质,或为毛质,或为丝毛混织,皆是极耗时费工的奢侈品,体现了玄宗朝的宫廷趣味和文化风尚。作为一种上流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成为盛唐宫廷文化奢华多姿的象征。     

从西安唐墓出土的非洲黑人陶俑谈起

1954年,西安南郊嘉里村唐代裴氏小娘子墓里出土了一批文物。据墓志记载,裴氏小娘子小字太,卒于大中四年(850年),是裴均的孙女。裴均是裴行俭的后人,曾任将相十余年,累封郇国公(图一),《唐书》有传。裴行俭更是一个有名人物,从事过唐朝的外交活动,于仪凤二年(677年)"诏册送波斯王","且为安抚大食使","将吏为刻石碎叶城以纪功"。     

关于紫砂壶器式来源的省思——从明墓出土金属器谈起

本文根据明墓出土的紫砂壶与金属器,比对两者于造型、装饰上可能存在的借鉴或模仿关系。     

汉代金银箔贴花漆器的考察——从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谈起

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汉代独特的金银箔贴花漆器风行帝国疆域。金银箔题材尤以各类动物形象为多。其流行与汉武帝一生扩修上林苑的行为密不可分。宣元以降,越来越多的低级官吏和富人成为金银箔贴花漆器的使用者。广陵地区及其东北400千米以内形成了核心消费区,位于南北中转点的长沙为次级消费中心。宝玉石微雕串饰的兴起过程与之相似,两者共同描画出汉代中晚期奢风侈行的时代脉络。     

先秦时期西北游牧地区动物埋葬习俗——从埋葬头蹄的现象谈起

本文试对西北游牧地区盛行的埋葬动物头蹄的现象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埋葬动物头蹄是西北及北方游牧民族所共有的葬俗,同时游牧区与农耕区交界的15英寸等雨线及战国长城与一系列埋葬动物头蹄的墓葬群连线重合,这条线的两边分别是两种生活方式。这些墓葬在春秋早期还是以游牧风格为主,但到了战国晚期,西北游牧地区墓葬中中原风格的出现揭示了民族的融合。     

民间制度视野下的《牛郎织女》传承——从织女形象与习俗谈起

我国家喻户晓的口头传说《牛郎织女》被评为国家级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不仅在汉族传播,而且在少数民族区域传播。《牛郎织女》传播的范围有多大,区域有多广,真的很难统计。关于《牛郎织女》传说产生的年代学术界尚有争论,但是最晚也应该在建安以后到南北朝之间形成（约226—563）。悠悠近两千载,它是如何传承的？其传承的秩序和传承的机制是什么？     

试析宋金时期砖雕壁画墓的营建工艺——从洛阳关林庙宋墓谈起

本文从洛阳关林宋墓出发,提出该墓中出土的杂剧、散乐、庖厨砖雕与偃师酒流沟宋墓、温县前东南王村宋墓中发现的人物砖雕在构图与细节方面完全相同,为砖雕模制技术的产物。在砖雕工艺讨论的基础之上,本文将利用墓葬题记与考古资料,进一步探讨宋金时期砖雕壁画墓的营建以及工匠在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试图理解特定区域内墓葬图像呈现出的模式性。     

赤仄五铢钱的考古新验证——从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考古发掘谈起

赤仄五铢钱是西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一种五铢钱,其行时既短,又时铸时销,后世流传者已不多闻,其钱文递变之迹两千年已不能通晓。故赤仄之谜成为千古“公案”。2 0 0 2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为配合西安市西部大学城建设,在长安区郭杜镇西北政法学院南校区进行考古发掘。在考古清理该校体育办公楼的基槽过程中,发掘了一座东西向,略偏西北方向的斜坡墓道土洞墓,出土两枚双面穿带印,印主是张汤。笔者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考证此张汤墓就是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其意义十分重大,对探寻赤仄五铢提供了考古学上的新线索和新…     

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从《北口外占圈谣》谈起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的满族渊远流长,从金代时起,这里的山山水水就留下了满族先人女真人的足迹。现有满族人十七万。满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现在,丰宁满族人民广泛流行的满族民歌,经过近年来挖掘、搜集到的不下百余首,有的收集在县、地区、省的《民间歌谣集成》里和《满族民歌集》,内容丰富多彩,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独特的风格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和东北满族发祥地的民歌现有相同之处,又有演变中新的内容。入关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吸取兄弟民族民歌中的营养,满族民歌也在不断提高和演变之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就跑马占圈谣真实地反映了丰宁满族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其他们的欢乐、痛苦。     

唐代差科簿制作过程——从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役制文书谈起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区61号墓所出一组文书,与唐代籍帐类文书中的差科簿制作相关。通过对该组文书及敦煌、吐鲁番所出有关文书的梳理分析,可探究差科簿的制作过程、方式、地点等问题,并解释出土文书中所见不同形制差科簿的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对于该类文书性质及其运行实际的认识。     

明黔国公沐昌祚墓辨讹及其相关问题——从沐朝辅妻陈氏墓志的发现谈起

南京市博物馆于1979年在南京南郊将军山南麓发掘了编号为79JJSM4的明代沐氏家族墓,其墓主人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黔宁王沐英九世孙沐昌祚夫妇.释读墓中出土残存墓志文字.可发现79JJSM4的墓主应是沐英八世孙沐朝辅及其夫人陈氏.由于沐朝辅妻陈氏在沐氏家族盛极而衰的沧桑巨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故对残存墓志文字中有关陈...     

契丹建国前史发覆——政治体视野下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

契丹王朝官方叙述中的建国前史与历代中原文献的相关记载在空间、时间两方面均存在巨大矛盾,其背后隐藏着罕为人知的历史本相:阿保机家族是在唐开元年间才加入契丹的后来者,该家族取代契丹旧部建立王朝后,以自身家族史作为民族集团的历史,自然与此前500余年间契丹的实际衍变过程大相径庭。在政治体研究的视野下,从来没有哪个家族天生就是民族集团的统治者,但他们获得最高权力后总热衷于将本家族的历史打扮成整个民族史的模样。发掘统治家族史与民族集团史间的区别与断裂,对于重新审视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具有普遍性意义。     

多学科视角下的古代贱老习俗--从湖北"寄死窑"谈起

以孝事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类固有的亲情经由儒家思想的宣扬、教化,孝道遂上升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国教“式的文化传统.然而,近年来在湖北武当山一带发现的“寄死窑“①,以及随后在社会各界引发的对贱老习俗的广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我们惯有的思维方式.不过,这些所谓的“寄死窑“的开凿年代、使用方式及废弃时间尚待专门考证,刘守华先生也谨慎地称之为“民俗遗址“.本文将从民族学、民间文学和考古学的角度对此类现象略作探讨.……     

“妇好”、“孝己”关系考证——从妇好墓“司母辛”铭文谈起

一、引言在殷墟妇好墓的器物铭文中、署“司母辛”铭文的铜器一共五件。其中大方鼎一对(标本789、809),铭文“司母辛”均署于内壁中部(图一;1.2);四足觥一对(标本803、1163),铭文“司母辛”署于器底里中部,盖里后端亦署“司母辛”三字(图一:3、4);另有方形高圈足器一件(标本850),铭文“司母辛”署于口下内壁中部(图一:5)。以上五件铜器均庄严典重,可与“妇好”组的大、中型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