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以胡适、罗隆基和胡愈之为例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联即应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开始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调停中日争端的历程.国联的调停,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应.胡适始终信任国联,坚持国联外交;罗隆基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认识国联的局限性,进而怀疑<报告书>的法律效力,最终发出"信任国联者,醒矣!"的呼声;胡愈之从一开始即对国联持批评和不信任的态度.分析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大致不外这三种状况.胡适、罗隆基、胡愈之三人之所以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反应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同,对国联及国际法的认识不同.以及对中日实力的认识不同.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促使中日和解的尝试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五条第三项,希望中日两国达成和解.十九国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决议草案,规定和解工作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邀请美国和苏联成立委员会,与中日两国一起进行谈判,并明确指出不承认伪满洲国.中国愿意接受决议草案,要求和解谈判不损害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并希望国联从速解决争端.日本拒绝接受该草案,排斥第三国尤其是美、苏两国介入和解谈判,且不接受《李顿报告书》,要求修改草案中与维持并承认伪满相违背的内容.国联内部,以英法为首的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企图以绥靖政策安抚日本,促使其接受国联的调解;一些小国则希望国联将日本作为侵略国进行判决与处置.起初,在大国的主导下,国联对日本一再让步.但日本政府采用"焦土外交"策略,坚持要求国联完全采纳其对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国联判断日本无意和解,态度转向强硬,询问日本是否会坚持伪满独立.日方作出肯定回答,最终使国联放弃和解工作.国联主导下的中日和解,是在最低限度维持自身权威的前提下,寻求对日本妥协方案的过程.日本坚持既定侵华政策,破坏集体安全机制的根本原则,导致和解工作归于失败.     

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希望借此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一直无法就中国的提议作出决议。１１月下旬,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并向锦州逼近之后,自认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已成既成事实,转而同意国联组织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企图以此改变在国联中的被动地位,并拖延时间,使国联在调查期间不再采取对日本不利的行动。于是,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有关中日冲突的第四个决议案,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一切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     

浅析国联调查团派遣案的出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与西方大国之间围绕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和远东危机的处理,展开了一场侵略与遏制、勾结与绥靖的错综复杂的角逐。“国联”是进行这一角逐的主要阵地。决定派遣国联调查团对事变进行综合调查,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上迈出的影响全局的关键性一步。由于调查团的派遣,英法等操纵国联事务     

无财才所以无奈——从经济角度分析国联的失败

以往对国际联盟失败原因的分析基本是从其性质、目的、机制、成员国构成等方面展开的,本文则认为国联的财政窘境是国联受到多重制约以致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本文拟对国联财政困境进行初步探讨以分析国联失败的经济原因。     

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处理进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关中国东北的实地信息。中国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而日本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进行阻挠,但又不得不默认已经身处中日两国的第三方人员可以前往中国东北观察。在国联正式派遣调查团之前,英美和国联的中立观察员们扮演了搜集信息的角色,派遣观察员的过程及观察报告使英美等方可以了解事变情况,推动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进程。中立观察员的派遣不仅缓解了国联获取实地信息的压力,而且使中国坚定了依靠国联的初衷,并促使日本转变关于派遣国联调查团的立场。中立观察员派遣与国联调查团的组建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浅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诉诸于国联,控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经过多次讨论、决议,决定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日本出于诸多原因坚决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主张中日双方自己调解,对国联进行直接干涉,虽然阻止成功,但并没有起到公正处理的作用,也没有停止侵略中国的脚步。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反对依赖国联之政治主张探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完全依赖国联,对此冯玉祥始终坚决反对.究其原因,一是基于他对国联的深刻认知,二是源于他坚定的民族气节,三是出于他个人企图东山再起的考虑.总体上观察,他的这一政治主张值得肯定,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的不足.     

国际联盟与中国的第一次技术合作

1920年6月29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每年9月举行一次常年大会。     

国际联盟对一·二八事变的聚焦与因应——以李顿调查团为视角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建议派遣调查团来华.国联理事会迟至1931年12月上旬才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在李顿调查团正式组建后不久,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昭示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快了李顿调查团的东方之行.尽管调查团对外强调"虽近日上海有事,该团仍仅限于调查满洲",但事实上非常关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停...     

试论以国联为平台裁军的可行与不可行性

1920年1月成立的国联,其宗旨是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且在其盟约中规定了裁减军备的条款.在一战后至二战爆发前,以国联这一平台为基础,美英法德日意等国先后多次举行了裁军谈判,试图达到裁军的目的.当时以国联为平台的裁军有其可行性的一面,但更多具有的是不可行性.而这些可行性却最终在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袭击下走向了瓦解,从而将以国联为平台裁军的不可行性暴露无遗.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     

1932年国联工程专家考察导淮 华北水利及上海商港报告书

193 2年 1— 3月 ,国联运输交通组应国民政府之请 ,延聘三位工程专家组成委员会来华 ,在当地有关机构协助下先后对黄浦江港务、淮河流域、海河至永定河一带水利状况进行考察 ,并作考察导淮、华北水利及上海商港报告书。该报告书反映了 3 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国联指导帮助下开展治水、防灾、港务等活动的情况。考察经过纪要民国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行政院宋副院长致书于国联运输交通组 ,请派专家来华 ,研究治水、垦荒、防灾、港务诸问题。国联运输交通顾问技术委员会乃于同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日召集第十六次会议 ,议决合作办法 ,并授权于…     

吴秀峰编著之《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

国联与中国之关系,学界研究的着眼点主要是政治及外交方面,时间也多为30—40年代。吴秀峰编著之《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则着重介绍了国联与中国的早期经济合作,包括中国与国联经济合作的缘起、计划、实施及展望,较详细地叙述了国联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成绩。     

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研究

一战期间,欧美相关政治力量在通过建立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上,达成共识并进行了相关的筹划。一战后召开巴黎和会,协约国在借鉴一战期间关于国联各种构想的基础上,建立了国联及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但该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国际政治的结构,加之在自身设计上存在很多漏洞,使得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在调处一战后国际争端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英国对国联会议审议李顿报告书的态度

在国联会议召开前,英国确定了对李顿报告书的态度：赞同国联通过报告书;赞成报告书的意见,即“满洲”恢复原状是不可能的;模糊地表示不承认“满洲国”,但不承诺永远不承认。在国联会议审议李顿报告书期间英国的态度经历了从“袒日抑中”到对日让步、到基本主持“公道”的变化。英国的远东政策——积极维护和扩展在中、日的贸易利益和避免对日战争,是英国在国联会议上审议李顿报告书时所持上述态度的原因所在。     

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与基本原则

本件史料辑自馆藏国史馆档案,反映了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概况,与本刊2003年第2期刊发的吴秀峰编著之《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史料相比,成文机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当有互补作用。现予刊出以供参考。     

国联调查团的来华及其颠倒是非的报告书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一面下令东北驻军不准抵抗,一面即于1931年9月21日,即事变后的第三日,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企图借此掩饰其出卖祖国领土的罪恶行为,从而逃避中国人民的谴责。而在实际上,这个行动乃是在美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企图把东北从日本独占的形势下向国际帝国主义作公开的拍卖。“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基于反苏反共的立场,自始就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縱容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美国并非国联会员国,但在远东问题的处理上,没有美国的参加,国联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因此,国联在接受国民党政府申请后,立即要求美国合作。美国一面复允国联的     

国际性与主体性:中日冲突和国际联盟调查团的产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将此事诉诸国际社会,希望国际联盟伸张正义,结果是国际联盟决定组建调查团,赴远东调查中日冲突。一般研究将调查团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叙述框架内,强调调查过程和调查报告书,对调查团的产生过程缺乏整体研究。在国联调查团产生问题上,中国不仅与日本在国联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论争,而且强烈呼吁英美等国支持组建调查团,各国之间的交锋异常频繁。以国联行政院第65届常会的三个阶段为时间线索,以中日围绕是否派遣调查团的辩论为叙述脉络,系统呈现国联调查团的产生过程,可以凸显中日冲突的"国际性"和国联调查团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