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宪”幻灭的四大原因

<正>清末"立宪",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廷下诏宣布"变法"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廷覆亡前夕这段历史时期里,清政府在迭经内讧、     

“预备立宪”起点再探讨

清王朝在覆亡前最后几年所推行的“预备立宪”是中国谋求政治革新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政治观念、政治建设的走向。厘清“预备立宪”的起点无疑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清政府宪政改革动机以及当时社会发展脉络的认知。然而,学界对“预备立宪”起点的认识并不一致。通过梳理当时的朝野政治倾向可以判定,清政府于1905年7月16日颁布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的谕旨实为“预备立宪”之起点。     

黄花岗起义始末

自1895年至1910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屡挫屡起的武装斗争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濒临覆亡的境地。这些起义尽管均以失败告终,但却昭示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正在凝聚之中。1911年4月27日,武昌起义前夜,由黄兴直接策划和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最为悲壮、最为震撼人心的一次武装起义,也是黄兴艰苦卓绝的革命军事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幕。     

试论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的陪审法庭变革

雅典的陪审法庭创建于梭伦改革时期,最初附属于公民大会。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从公民大会中分离出来,成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机构之一。从形式上看,它从单一的法庭转变成多个陪审法庭;从职能上看,陪审法庭新增了官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和账目审计等职权;从性质上看,陪审法庭不仅仅是接受上诉案件的终审法庭,还是一审的法庭;另外,陪审津贴的颁行给每一个公民以出席陪审法庭的机会。陪审法庭的这些变革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需要,也是人口增长和雅典帝国事务增多的结果。     

咸同风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腐朽的清王朝,为挽救其覆亡的命运,加紧了对各族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在贵州,自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封建地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流官、屯军中的上层分子、汉族地主、本民族地主和土司,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对贵州各族人民敲骨吸髓地剥削,清政府的名目繁多的正赋和苛派,使得各族人民,尤其是农民,生活日益贫困。     

1925年：加拉罕清华演讲引起的风波

1911年,清政府用美国退回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学堂。同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覆亡。次年,民国成立,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是为清华大学前身。早期清华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周有很多演讲,邀请国内外各行各业名人来校演讲,借以开阔学生视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1925年4月,清华学校曾邀请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来校演讲。由于加拉罕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的外交官,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合围苏俄的背景下,这次演讲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试论雅典公民法庭的发展与演变

陪审法庭是古典时代雅典城邦重要的司法机构,曾在其政治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陪审法庭的前身,梭伦创设的上诉法庭是民主政体萌芽阶段的革新产物,它打破了贵族集团对司法权力的垄断,为司法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以城邦公民为参与和决策主体的司法权力机构,上诉法庭和陪审法庭虽可统称为公民法庭,但二者在民主政体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各有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双重国籍还是单一国籍政策?——清末国籍政策析论及其现实启示

论文针对当今社会和学术界对清末国籍政策的认识偏差,依据原始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参照当时各国国籍法和有关国际私法,对清末国籍法立法原则、特点、内在逻辑及政策成因进行专门探讨,并针对当前国籍政策的修改完善提出三点政策启示。清末国籍法中,父系血统主义色彩比较强烈,在坚持单一国籍原则的基础上,不自觉地表现出一定的双重国籍政策特性,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国籍法,对出籍、入籍、复籍限制更严。清末国籍法不同的法律条文间、立法原则间还表现出一定的矛盾和张力,在国籍法立法中,清政府既要通过血统主义吸引、掌控、利用华侨,又想采取单一国籍原则及其他措施防范一些不利局面。清政府之所以采取如此国籍政策,一方面是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国籍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顾及本国国情和现实的需要。     

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以清政府参与俄、朝遣返越境朝鲜人交涉为例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介入了朝、俄关于朝鲜人越境及遣返的交涉,两次派人赴俄同南乌苏里当局交涉,但不久后清政府退出了交涉.清政府介入遣返朝鲜人事务的原因,有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担心俄国借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同时和朝贡制度的“惯性”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在作为“外藩之首”的朝鲜身上表现明显.清政府退出遣返朝鲜人交涉,反映了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     

清代黑龙江将军辖区边境防御设置探析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设立黑龙江将军,增强了黑龙江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为了防御沙俄入侵,维护边境安全和领土完整,清政府制定了巡查边界、边境卡伦和国界鄂博等一系列边境防御设置.这些边境防御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守护了边疆和领土完整,维护了清朝的领土安全,促进了边境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起到了保护资源、增加税收、稽查贸易以及加快黑龙江地区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等作用.     

论明末政局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封建王朝之一,统治全国达二百七十六年之久。明朝兴起于元末人民反元大起义的烽火之中,最后又覆亡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怒火之中。 明朝的最终覆亡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有着深刻的、必然的历史原因。当然明朝有它自己的兴起、发     

关于19世纪中叶中俄两国互赠图书问题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俄国沙皇向清政府索要中国图书,并指名索要佛教经卷中的丹珠尔经.经道光皇帝批准,清政府将藏于北京雍和宫的经卷800余册赠与俄国.几个月后,为答谢清政府,俄国政府回赠10箱357种共700余册俄国图书,由俄国第12届东正教传教士团随团学员携带到北京.     

暗杀，革命党人绝望中的冲动

清末的暗杀之风,肇始于清政府对改良派和革命党人的“赏格”或“花红”。戊戌政变之后,清政府对逃至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曾悬赏1027两白银索要两人的人头。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被清政府用“花红”和“赏格”索命的历史更长。在孙中山领导创建檀香山兴中会的第二年,即1895年10月起,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的17年间,清政府针对孙中山一人共发出各种密谕上百道。按照《大公报》1908年的报道,当时清政府对孙中山的悬赏总数已近2527。因为孙中山比较谨慎,革命党人对其严加保护,才没有被清政府暗杀,即便如此,孙中山也直到1911年才敢公开回国。     

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再评价

清政府实行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旨在加快干路建设.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溢权较少.川、粤、湘、鄂四省广大商民掀起保路运动,其因在于清政府以封建专制之法,强行"干路国有"之策.     

汪伪巨奸印象

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1927年春入北平法政大学预科班学习.193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在南京被各地学生推举为向国民党请愿示威行动总指挥;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8月被中共地下党华北联络局派遣参加汪伪第六次代表大会,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覆亡.     

乾隆朝西藏体制变革——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为中心

清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是影响西藏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促使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提升并维护了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并建立了此后二百年相沿不替的噶厦政府.这是清政府对西藏的再一次体制变革和制度安排.     

晚清中外船碰问题探论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条约制度"的形成,中国的江海航运权逐渐为外人所攘夺.由于西方航运势力的东侵,中国的江海航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外船只碰撞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由船碰所生的中外交涉、华洋诉讼诸问题,则复杂多端.但中外各方,尤其是晚清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颁布的一系列防碰章程,却成为中国近代海商立法之滥觞.     

崇厚伊犁交涉失败谁之过

为了收回伊犁,清政府派崇厚以全权大臣身份赴俄交涉,1879年10月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后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处以斩监候.清政府处罚崇厚的主要理由在于:一是其所签条约失权过重.对条约所涉及的割地、赔款、通商和设领事等内容,清政府都表示了不满,尤其对由于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给俄国,导致收回的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形势,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认为"收还伊犁与不收同,或尚不如不收之为愈".(王彦威等:<清季外交史料>第16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27页)二是崇厚与沙俄签约"多有违训越权"(<清季外交史料>第19卷,第3页)之处.     

安庆马炮营起义始末——辛亥革命时期安徽地区革命运动史实之一

1908年11月19日(光绪34年10月26日),熊成基等在安庆所发动的马炮营起义,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一次较为重要的武装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只坚持了一昼夜便被清政府残酷的镇压下去,但它在整个辛亥革命运动史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给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清政府在安徽的统治;而且推动了长江下游特别是安徽地区的革命运动的进一步的高涨,为1911年10月的安徽各地人民响应武昌起义的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     

政治与经济失衡的中日关系演进

日本军国主义覆亡已经有60年,在这一期间的中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是,从最近30多年的中日关系史观察,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日本的主动选择,而是美国改变对华战略所产生的国际效应之一,也是由当时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