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和章学诚,曾为修志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但文章认为,只要认真分析历史与地理学科的形成过程和二人争论的有关问题,就可以发现,二人争论有性情和学术背景不同的原因．也有对修志争论体例的不同认识,但是没有涉及方志学科属性的争论。方志的形成与现代学科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章、戴之争与方志学科属性无关。     

中国方志的发展与前瞻

方志是史部之书,是一个行政地区的地理和历史的记载。《管子·形势篇》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史可资鉴,所以上至国史,下至方志,历世编纂不绝,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方志历史悠久,起源于地志,发展为地记、图经,至宋代才确立了方志的体制。直到今天,国家还在提倡研究旧志,编写新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汉书·艺文志》)     

图经与史法:回族学者蒋湘南的方志观

清代嘉道年间的蒋湘南是回族历史上第一位修志者,也是中国方志史上重要的方志学家。纂修方志是蒋湘南一生中的主要事业。在蒋湘南看来,方志具有地理和历史两大属性,前者要求方志重视地图,后者要求方志具有史法史例。在两大属性认知基础上,蒋湘南提出“图经”与“史法”的方志观,给清代的方志学注入新的思想力量,也是继章学诚之后中国方志学的一大发展。蒋湘南以该方志观为指导纂修的方志也成为清代志书中的典范之作。     

把握志书“三性”为现实服务

古人说：“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可以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寰宇通志》的史源与明文渊阁藏方志

学界以往认为《寰宇通志》多取材于唐宋元地理总志,该说法并不准确。将历代地志的相似文本聚合分析后发现,《寰宇通志》并未查对过唐宋地理总志原书,有关内容均从《元一统志》或各地方志中转引而来。再与现存《永乐大典》及明初方志比对可知,《寰宇通志》所用的方志主要来自明文渊阁藏书,即《文渊阁书目》中“旧志”“新志”所著录者,而极少采用景泰年间新征集的方志。明文渊阁原有方志或因纂修《寰宇通志》而被整体移至左顺门史馆,即王国维所称“别置他处”。厘清《寰宇通志》的史源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该书在保存明文渊阁藏方志、还原元明地理总志文本生成过程以及保留元人避忌改窜原文痕迹等方面的文献价值,从而凸显其对元代及明初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概说方志发展史

中国方志源远流长,仅从周朝算起,至今也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关于方志起源有多种说法:一是源于史。方志之名,最早见于《周礼》,据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所谓“四方之志”,就是周天子的外史官所掌管的国别史。古代学者郑樵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二是源于地理书。“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春秋战国时期,记载全国地理情况的名著《山海经》,被认为具有原始“地志”性质,《禹贡》被称为“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志”。三是源于古地图。有人认为,原始社会…     

方志 方向 方法——论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方志原意是四方之志,囊括古国史,今人必须坚定传承"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的史志观。地志是古代地理书,后被方志取代。地方志概念民国才出现。志书是具体概念,不能统领方志。方志学是研究方志形态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内在规定方志学科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多样,其中三种必须共同遵循:多学科方法要注意科际融合,不能食而不化颠覆方志学;逻辑方法是思维的工具,遵守逻辑规则才能正确表达思想,批驳诡辩;哲学方法是思维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国编史修志优良传统相结合,大力弘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方志理论复杂问题的灵丹妙药,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方志学是方志研究最大的理论创新。     

突破传统模式 立足服务实现——简评《黎城县城·条陈卷》

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其“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古已有之。纵观我国两千年的方志发展史,不论哪个历史时期,方志的发展都与社会需求紧密联系。方志之立,是历史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修言立志,首先是为了“辅治”,他们通过志书来“洞隆替之原,而施补救之术”,     

南宋方志理论浅析——以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为中心

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方志入史轨迹探要

方志入史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有几个因素特别值得重视.一是早期方志就潜藏一定的史裁“基因”,而被视为重要的史氏流别.二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思想辨清了经、史、志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方志入史打开了通道.三是章学诚确认了方志的史裁特征,并强调了方志的史裁之义.四是近代以来不断刷新的史学思想为方志入史开放了空间.五是新中国修志活动强化了方志的史裁特征.     

魏源的《海国图志》与日本的《海图国志》时代

1860年以前,《海图国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有很大差异,中国反应平淡,日本却形成《海国图志》时代。其主要原因是：《海国图志》虽成书于中国,但主要是借助传教士的世界史地著作这一特殊外部条件,中国国内并未形成与《海国图志》的观念相近的社会群体;日本不仅有学习西方的兰学者群体,儒学者群体的观念也与《海国图志》的现念相近,他们共同促成了《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广泛传播。     

二十世纪正史地理志研究述评

地理志是我国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对各部正史地理志都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研究成果分布很不均匀。有的朝代的正史地理志研究已比较深入,并诞生了一批高质量的著作,但有的朝代的正史地理志研究尚待深入。本文正对20世纪正史地理志研究情况作一总结。     

新修清史《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

今天新修清史,继承历代纂修正史的传统,设立的<地理志>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志>将在充分利用各种史料、吸收现有清代地理志书成果基础上进行,充分借鉴历代正史地理志优点,全面反映有清一代疆域、政区、山川、关隘、土贡等地理要素的沿革和变迁,从而不仅可望超越<清史稿·地理志>,而且可以、并且能够达到二十一世纪初清史地理研究的新水平.     

论唐宋西南史志及其西部地理认识价值

唐代以前,内地对广袤的西南地区地理了解甚少,且在地域观念上充满陌生、神秘甚至恐怖感。唐宋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经略的加强与西部地理之学的兴盛,文人学者对西南地理风物的考察记述明显增多,出现了《蛮书》、《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入蜀记》,《吴船录》、《成都志》、《益部方物略记》等一大批地志名著。这批地志文献不仅在唐宋地理学史上有重要价值,更重要的是多角度对西南地区的物候生态、奇木珍果,金属矿藏、温泉盐井、奇禽异兽、瘿病瘴疫及其农田水利、民族风情等记载,为后世丰富对西南地区地情特色认识,了解与开发西南自然资源与人文地理资源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唐宋西南地志之学的兴盛,不仅标示着唐宋时期西南地区方志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表明内地对西部地区自然地理的认知较之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     

《汉书·地理志》所记先秦地理与石峁城为上古帝都之解读

秦汉"上郡"之"上"是对黄帝之敬称或避讳,因黄帝陵所在和黄帝生前活动之地即为上郡。《汉书·地理志》远绍《禹贡》和《周官》,其所记秦汉上郡与其境内的有关遗迹及地名应该都是周代的地理,保留了存留在周人记忆中的关于黄帝部族活动的历史信息及周人早期兴起与迁徙过程的重要信息;《汉书·地理志》等史书互相印证,反映出秦汉上郡曾为黄帝部族活动的中心地,以及黄帝部族后来向南迁徙的历史事实;石峁城作为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以及其与上古史之紧密联系和巧合,称其为上古帝都应该是名副其实。     

The Geography of Populat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Services

In discussing a methodology for a geography of services, a new branch of Soviet geographic research, the authors propose geographically meaningful classifications of services, the use of value and labor-input indicators, the problem of a typology of service regions, and other aspects of research in this new discipline. The geography of services is found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population geography because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servi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 Geography of Consumption and a Geography of Services

Professor Kovalev, a specialist in rural settlement,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of two new branches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Soviet Union that would be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onsumption and services. The proposal reflects the increasing concern of the Soviet party and government for rais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population. Kovalev discusses a number of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availability of data.     

Geography and Ecology

Geography and ecology are viewed as coming closer to each other in their interests, suggesting the prospects of common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the man-nature relationship. Both disciplines allow for investigation at the planetary, regional and topologic (or local) levels. Landscape ecology is regarded as a usefu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geosystems and for investigation of natural regimes, which are conceptualized as the driving force in the physical-geographic process. Models of ecosystems represent useful supplements to structural-dynamic models of geosystems. Human ecology cannot be treated as the entire content of geography, as Barrows proposed, but does represent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in geography, particularly in reference to the man-nature relationship. Both geography and ecology can collaborate usefully in resolving some of the broad problems of our time, such as optimiz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long-term predic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A related paper appeared in Soviet Geography, October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