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思维与方志运用的活态化

<正>当今我们身处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带给我们最大的改变是帮我们打破了思维定势,让我们学会从崭新的角度进行思考。几乎所有传统产业在这个时代都面临着用互联网思维与时俱进进行升级的问题。地方志作为地方传统文化,同样需要运用互联网思维,重视与数字化新时代的种种特点相结合,实现发扬地方文化特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互联网应用上的活态化,让志书真正“活起来,立起来,热起来”,将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语言方志与方志语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由于修志人员对语言关注不够,语言入志数量很少;加上志书主要是使用汉语记叙体,所以,我们应当了解语言,了解汉语,要准确地运用汉语记述一地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包括各民族的语言。方志语言是随着方志体裁的不同而随其变化,准确、灵活地运用方志语言是志书编纂者的基本功,也是对方志语言美的追求。     

方志编纂与方志评议

新编志书出版后,方志评议已引起方志界的广泛重视,这对扩大志书的影响,总结经验教训,为进一步推动方志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搞好方志评议,是方志事业纵深发展的需要。     

贯彻方志条例 推进方志工作

近年来,在区、市方志部门和西吉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的推动下,西吉县志办围绕续志、部门志和年鉴三大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充分调动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不断创新工作思路,认真扎实地把县志和年鉴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     

方志学家邬庆时及其方志理论

１９６８年逝世的番禺人邬庆时 ,在民国时期研究地方志数１０年 ,编纂过９部县志 ,出版了方志专著 ,对方志理论有所建树 ,解放后曾编纂两广少数民族史料 ,居住于广州文明路 ,与梁方仲、冼玉清等学者、诗人有往来。但是 ,查新编的《番禺县人物志》、《番禺县志（人物部分）》、《广州市志·人物志》均未见收入。为此 ,笔者请曾与邬氏有交往的广州诗人、现隐居番禺的区友云先生寻找邬氏的资料 ,十分感谢他写了一些所知情况 ,并手抄邬庆时之子祥光、孙敏穗所撰的《邬庆时生平记述》寄来（原载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番禺文史资料》 ,笔者未作核对）…     

方志体例与方志初稿编写

方志的体例要素包括体裁、结构和章法。体裁上要坚持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诸体并用;横排竖写是方志的结构特征;章法是对志书编写的基本规范性要求。方志初稿编写要按照方志体例要求,确定好方志初稿竖写单元,隐时显事记述志书内容,写好志书内容的起点、转折点和终点。     

贯彻落实方志条例 推进方志工作发展

一、地方志条例基本内容和颁发的重要意义 今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发了新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工作法规一《地方志工作条例》,将方志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方志工作再也不是一项可做可不做的“软任务”,而成为一项依法运行的“硬任务”。     

方志学家杨笃及其方志理论

杨笃是我国历史上个人编纂方志种数最多的方志学家,一生共纂志14部。他在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方志理论。     

沙元炳的方志编纂及其方志理论

<正>沙元炳(1864—1927),字健庵,江苏如皋人,清末民初如皋地方贤达,有“江宁才子”之称。沙元炳中年投身于创办实业和发展教育,以谋求救国之路,在教育、实业、文学等多个方面卓有成就,是近代文化转型中的典型人物。晚年致力于[民国]《如皋县志》（以下简称民国志）的编纂,在方志学上颇有建树。[民国]《如皋县志》体例清晰,资料翔实,乃是历代《如皋县志》中的精品。     

方志理论

志书大事记编写浅议张华玲在《安徽地方志》2012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一部高质量的大事记,就是一条贯穿志书始终的大动脉,既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该地方历史的概况,又能给历史研究者提供可靠的线索与脉络。大事记提纲挈领,通贯古今,在志书中一般置于卷首,所占地位举足轻重。编写大事记,要选准"大事"。"大事"     

方志理论

<正>社会统计调查资料在地方志编纂中的运用李炜在《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1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方志首先是实地研究中快速获悉地方历史脉络的最为重要的资料;其次是社会变迁研究中甚为珍贵的纵贯     

方志动态

四川省地方志办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6月13日,四川省地方志办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地方志系统贯彻落实意见。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建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方志浅谈

五、方志的体例方志经过长期发展,体例日趋完备。乾、嘉之际,章学诚集历代方志体例之大成,提出了著名的《方志立三书议》,从此,方志体例有了一定规范。方志的体例,不但与地记、图经、区域志等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且深受史书传统的影响。我国史学发达,史书体例多样,对方志例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编年、纪传二体,此外,尚有政书体和文选体。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按年月叙事,《春秋》开其端,《左传》、《资治通鉴》及历朝实录均属此类。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有本纪、列传、表、志等,《史记》开其端,二十五史均属此类。政书体以典章制度为重点,有典、志、考、略等,《周官·六典》开其端,《通典》、《通志》、《通考》以下“十通”及各朝“会典”、“会要”均属此类。文选体以诗文为范围,《诗经》开其端,《昭明文选》、《文苑英华》、《文鉴》、《文类》均属此类。     

方志理论

志稿编修三十六策陈守强在《河南史志》2012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提出编修志稿三十六策。1.了解三大史事:方志缘起,旧志中兴,传承创新。2.理解三大功用:存史,资治,教化。3.树立三种意识:树立使命意识,树立法治意识,树立精品意识。4.立足三个高度:立足历史高度,立足全区高度,立足全志高度。5.突出三个特色:突出时代特色,突出地方特色,突出专业行业特色。6.牢记三大原则:存真求实原则,横排竖写原则,述而不论原则。7.抓好三大环节:定好篇目,大胆写稿,反复修改。8.掌握三大技巧:以篇目为导向,搜集编排资料;按体例章法要求,浓缩精炼资料;按文体文风要求,规范加工文稿。9.用好修改三法:广泛征求意见,开好评稿会议,搞好统编通改。10.避免三个误区:性急误区,写书误区,刻意记述经验教训误区。11.关注三大问题:交叉重复问题,粗细详略问题,体例文风问题。12.消灭三大硬伤:资料硬伤,数     

方志理论

论方志政治文化与泛政治化王晖在《安徽地方志》2011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探讨方志政治文化与泛政治化。1.方志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作用于二者之间的正是所谓"政治文化"。方志是政治文化建设的产物。方志是伴随国家的形成     

方志出版社

目前方志出版社拥有一支受过高等教育、学识广博、有较高专业水平、充满集体凝聚力的编辑队伍。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占23％,大学本科学历占60％。出版社的编辑工作,除社内专职编辑审读外,还特邀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学部的一批老专家、学者参与把关。方志出版社始终坚持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作精神,秉承以高质量的专业编辑审读志书及全方位的出版专业服务的出版理念,贯彻为地方志服务的办社宗旨,有力地保证了志书、年鉴的出版质量。     

方志动态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郦家驹1989年3月25日在北京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说:首都北京市正式成立了以陈希同市长为主任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是我国地方志工作的一件大事。现在我们可以宣布,到目前为止,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全部建立了专门的修志机构。这些机构都由地方政府领导,由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主持,也有一部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在发挥他们的影响。现在,各省的修志工作已经有了一批成果。例如贵州省志的地理志、名胜志,湖南省志的地理志、财政志等等。我国幅员     

方志浅谈

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情况的文献。方志学是研究方志修纂理论的一门科学,其任务是通过对各种方志的比较、研究,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阐明修纂要领,探索方志发展的道路,借以指导修志工作。方志学发端于明代。明代修志之风渐盛,修志理论应运而生,然而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并未形成完整的方志学。明代前期,修志多为官府独揽,文牍主义风靡一时,故志书大都臃肿杂芜,卷帙浩繁,取舍失中,博而寡要,不便阅读,中叶以后,有人起而矫正前失,力求简古,另走一端,致有“尚繁”、“贵简”两派之争。康海的《武功志》和韩邦靖的《朝邑志》是“贵简”的典型。康志为书三卷,凡七篇,仅二万余言,用纸不过七十页,王士祯     

方志编纂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委会主任邵文杰1988年10月在检查驻马店地区修志工作时讲话指出:在新志中最重要的是写好共产党志。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就没有新中国。建国后,党领导一切。现在虽然党政分开,但总的讲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在政治编中,不能因为突出别的内容,就把别的内容摆在共产党前头。现在编纂的有些县志和志稿,对共产党写得不很成功,多是开始写县委会,接着写党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