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官方属性——与古代中国官方史学相比较为视角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一部带有官方属性的史书,这在私家史作占主导地位的古代西方颇为罕见,它的出现乃查理曼扶植宫廷文化的结果。在政治立场上,这部史作完全倒向了加洛林王(皇)室,文本内容多为正面宣传查理曼等封建帝王,鲜有总结历史得失之语。《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编纂机制存在着一定官僚组织化的倾向,不过,支撑其编纂的官方组织体系却颇为脆弱,不仅时间短暂,而且史官、史馆、史制的建制皆不完备。     

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

在加洛林时代早期的三部史书《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丕平膏立记》和《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中,有关丕平称王的历史叙事充满了种种疑团和分歧,这些分歧显示了加洛林王朝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和权利而产生的各种政治诉求。《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的叙事模式,侧重于凸显丕平称王事件中法兰克传统军事和政治仪式的色彩,反映了丕平为巩固王位和新生王朝而试图借助于法兰克政治传统确认其王位及加洛林政权合法性的诉求;《丕平膏立记》对膏立仪式过程的浓墨重彩,反映了丕平去世前后,加洛林王朝内部各势力为争夺王位而试图诉诸宗教神权来确认王位继承合法性的诉求;《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则反映了进入承平时代的加洛林王朝美化其家族历史、淡化丕平称王事件的政变色彩、伸张其取代墨洛温王朝之合理性的时代诉求。     

论皮纸与加洛林时代历史记忆的保存

英语出版界普遍认为加洛林史学的崛起是加洛林法兰克人史学创造力提高改善的结果.本文则拟从书写材料的视角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加洛林法兰克人主要使用的书写材料——皮纸对于他们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皮纸材质的不易腐烂,使得加洛林法兰克人建立在“加洛林文艺复兴”基础之上的史学成果——原创性的史作和誊抄的前代史作能够以较大的数量留传至今.     

《圣伯丁年代记》探微

在法兰克加洛林时代,一批以大年代记为主体的历史著述前后相继,接踵问世,构成了一种独具风格且纵贯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叙事系统。其中《圣伯丁年代记》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地位。它以相当翔实、相对权威和比较丰富的内涵,记述了9世纪中叶前后半个多世纪加洛林王朝,特别是西法兰克的各类重要史事,实为加洛林时代一部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现代史学认识、重构9世纪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关键性史料。西方学界对这部文献进行了系统的辨析、解读和研究,其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值得中国学界借鉴,进而推进中国学界对西方中世纪早期的整体认知。     

早期西方文明历史文献的译介与研究

公元5世纪至9世纪末的500余年,为西方社会演变进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随着匈奴、日耳曼诸部族的大迁徙,西罗马帝国统治的倾覆,蛮族国家建国,法兰克人崛起,墨洛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的更替,查理曼帝国建成与分裂,新兴的世俗王权与罗马教权的联盟,基督教世界东西两大教派的分离,穆斯林的扩张,诺曼人南下侵袭,封建制度萌发及形成,"加洛林文艺复兴"等众多历史变故,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巨大变革,并且一种以"基督教一欧罗巴"取向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文化认同逐步定型;此外,西方社会在同拜占庭帝国、伊斯兰穆斯林世界以及北方诺曼人、东方斯拉夫诸部族等周边地区的交往上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关系.     

“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

以权力弥散、政治参与多元为特征的国家治理形态,是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留给中世纪欧洲的一大政治遗产。查理曼的敕令《广训》和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的政论《宫廷治理》对"训诫"话语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现世政教生活原则以"职分"为核心的特别理解,体现了加洛林君主与治下政教精英之间的合作性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构成了加洛林"合作政治"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加洛林时代国家治理活动的基督教化,标志着欧洲中古"神权政治"的正式奠基。     

矮子丕平加冕疏证

人们往往以为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开国君主矮子丕平三世是由教皇加冕的,这一看法不够确切。产生这种印象也许与我国通行的世界中古史教科书的有关论述有一定的联系。     

一部奇异家书——西方学界关于多达《人生指南》研究的启示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界关于加洛林时代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热点,即围绕着多达所撰著的《人生指南》一书所展开的持续探讨。该文献对于中世纪史、中世纪文献学以及西方女性史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本文梳理了西方学界对此文献的发现、整理和研究的历程,并从史料学角度就其对中国学界关于加洛林时代历史研究的一些启发加以阐述。     

关于查理·马特改革问题的争论——以保罗·福瑞克尔著《查理·马特时代》为中心的考察

查理·马特以其著名的"采邑改革"被国内学界所熟悉.我们通常认为,查理·马特在任法兰克国家宫相期间,大力发展骑兵部队,没收教会财产,进行采邑分封,并打败了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各路敌对势力,为加洛林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种认识与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的"布伦纳论题"(Brunner thesis)观点基本一致.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布伦纳论题"的批判越来越多,几乎涉及查理·马特改革的各个方面,大有全盘否定之势.不过,由于原始材料缺乏,这些批判大多散见于有关封建制度、骑士、军事、战争、经济等分门别类的研究中,而专门研究查理·马特生平及其改革的著作较少;特别在法国学术界,这种情况尤为明显.①保罗·福瑞克尔(Paul Fouracre)用十余年时间完成的《查理·马特时代》无疑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代表.②保罗通过对教会和修道院材料的解读,并广泛吸纳其他学者的相关成果,较全面地考察了查理·马特及其时代的情况,也集中反映了对"布伦纳论题"的批判.本文以此著为考察核心,围绕与查理·马特改革有关的几项主要内容,对传统和新观点的分歧做些梳理,并提出几点问题,以期引起国内学界的兴趣和重视.     

浅析格雷戈里及其《法兰克人史》

格雷戈里可谓是六世纪法兰克王国第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法兰克人史》一书也被后世看作是一部"信史"。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格雷戈里的生平及其历史著作《法兰克人史》的基本内容。第二部分浅析《法兰克人史》的史学思想。第三部分是对格雷戈里撰写《法兰克人史》原因的探讨。     

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在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受教会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仍为私人史家所为.本文认为,这两种学术观点均与加洛林时代实际修史状况有所出入.在加洛林时代,尽管教士和修士占史家多数,但教会并非修史活动唯一组织者,加洛林王/皇室也曾组织过官方色彩的修史活动并对私人修史活动提供赞助.当时存在的是一种王/皇室、私人、修道院、主教区皆得参与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评阿方斯·多普施《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正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1868—1953)是20世纪上半叶奥地利社会经济史家、维也纳大学教授,他早期的著作主要关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各个行省的历史,后转向中世纪早期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1912年出版了《加洛林时代的经济发展》(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与中古拉丁史学的兴起

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作品《历史十书》长期以来被称之为《法兰克人史》。书名的变更带来了对作品及其作者的全新认识。格雷戈里并不是一位知道什么就说什么的"天真汉",而是具有高明的写作策略、注重创新写作体例的历史学家。通过调查《历史十书》成书后两百年手抄本的情况,比较它们对这部历史巨著的继承和修订,可以对格雷戈里所开创的中古早期历史传统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访日归来话修志

日本在奈良时代就有类似地方志的编纂 ,如地记、风土记等 ,内容包括行政区划归属、地方物产名目、山川、土地、原野等内容。日本的地方史志编纂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进入 2 0世纪后 ,几乎每个行业、企业都编有年鉴 ,各种类型年鉴大量涌现。为了保存乡土资料 ,加深町、村人民对本地乡土情况的了解 ,各地纷纷组织专家学者和町村有识之士编纂町村史志。日本的经验和做法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法兰克教务会议与中古早期高卢奴隶制的式微

就欧洲历史叙事体系的构建而言,中古早期高卢奴隶制一直是其不可或缺的关键内容之一。针对该制度的历史沉浮,学术界通常从社会经济层面进行深度剖析与细致解读,而对法兰克教会在此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考察则显得不够充分。实际上,在对法兰克教会法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关照性分析后不难发现,借由教务会议,法兰克教会不仅将颇为复杂的"奴隶人性"概念通俗易懂且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而且对奴隶境遇进行着有条不紊且显而易见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在权衡"人类平等"与"上帝分配"的过程中,法兰克教会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共识,从而为法兰克国家封建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实践模版与理论指南。     

论864年《皮特雷敕令》——兼析9世纪中叶西法兰克王国的法律形成机制

敕令是研究加洛林政治、军事史极为重要的史料。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864年颁布的《皮特雷敕令》被誉为加洛林敕令的顶峰。本文从解读该敕令的文本结构和内容出发,进而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其历史传统、制度文化和执行成效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分析研究,以期透过该敕令,来了解西法兰克国王在稳定社会秩序、管理政治事务、军事防御建设等方面的努力。     

喜看春城有佳作——读《盘龙区志》

《盘龙区志》是盘龙大地有史以来的首部方志,写好这部书,对盘龙区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因而区党、政领导十分重视这部书的编纂工作,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的同仁历十载的孜孜以求,一部结构严谨、内容丰实、特色鲜明、具有时代气息的新编《盘龙区志》,终于出版面世,为方志群书、特别是城市区志系列作出新的贡献,也为昆明市的方志编纂增添了亮点。     

年鉴专记类文献的发展与使用

专记类文献是地方综合年鉴中的一种重要体裁。该体裁在晚清民国时期我国年鉴发展过程中曾被大量使用,对于提高年鉴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起到过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重启年鉴编纂工作后,专记类文献再次被广泛使用。但与国外年鉴和晚清民国时期本土年鉴相比,近年来我国年鉴中专记类文献的使用存在内容不专、不特,来源窄、书写风格公文化、名称和定义不统一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与当前我国专记类文献研究理论基础薄弱、编纂弹性较大等有关。因此加强年鉴基础理论研究,拓展专记类文献等内容的来源渠道,提高年鉴编纂人员的综合素质至关重要。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

历史编纂学中对历史的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性的分期与理论性的分期两种。中国和西方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不注重运用历史的理论分期来编纂历史。对理论化的历史分期的热情是启蒙时代以来社会、自然和历史观念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学家说来是外来的。凡理论化的历史分期,其理论的根据都远远超出历史学之外,所以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无法从理论角度判断的,而只能从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实际产生怎样的作用来判断。任何理论模式都具有主观性。所以理论性的历史分期对于历史编纂学说来是假说、工具和方法。     

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与法兰克王权理论的构建

在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兰克王权理论问题上,传统观点普遍强调以"神秘力量"为基础的"血统权益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打破这一藩篱,开始注重发掘法兰克王权理论中的基督教元素。通过对墨洛温王朝时期教会法及其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借由教务会议,墨洛温国王不仅在族群众多的高卢论证了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性,而且逐渐成为法兰克主教团认可的正统基督教君王。更为重要的是,法兰克王权的神圣性在教务会议的仪式与法令中得到较为完美的展现,传递出一种国王与主教共同商议国家大计、处理王国要务的象征性内涵。不过,这种"共商同治论"却最终成为墨洛温王族寿终正寝的理论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