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层累说”的再审视——以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

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史料审订工作"考年代"与"辨真伪"两方面不断招致非议。但通过以顾颉刚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的具体考察,发现新出土文献和史料真伪因素变化对顾氏大禹传说研究的结论虽有所校正,其变动仍在顾氏旧有论证框架之内,也并未撼动"层累说"的根基。顾氏大禹传说研究论证框架的造成,不在于传统的"考年代"和"辨真伪"工作,而在于顾颉刚对古史传说及相关材料性质的独到了解,即"故事的眼光"。再加上顾颉刚有着以假设为中心、以材料为根本指向的治学特点,"层累说"实际上是围绕"传说的转变"搭建起的"开放式"论证框架。在此基础上,他重新定位了不同文献的不同性质,得以更准确地论证大禹传说的转变。     

清代宝应刘氏家学历久传承原因述论——从家风、家教及姻娅说起

宝应刘氏培育出多位学者,家门著述颇丰,终清一代学术传衍不辍,这与刘氏谨严的家风、良好的家教、稳定的姻娅圈密不可分。刘氏尊奉祖训、谨身节用的家风,有助于族人中形成励志向学、敦品立行的氛围;家塾的授业与长辈的指导,有利于子孙文化的普及与学问的精深;稳定的姻娅交往圈,将文化家族中的女性带入刘家,便于羽翼家族教育,辅助家学传承。此外不断适应学风的治学特点,使刘氏家学得以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对宝应刘氏家学传承问题的归因,进一步丰富了家族史与学术史研究,特别是对清代学术转型课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上游集》看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学术活动及思想

本文从民族复兴思想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和顾颉刚整理古籍的计划和实践、探索史学普及和学术通俗化之路、重视边疆学术研究和考察四个方面梳理了《上游集》反映出的抗战时期顾颉刚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思想,揭示了这些学术活动背后隐含的顾颉刚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切之情。     

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

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与域外汉学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关联。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过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欧美大学接受学术训练,不同程度受过近代史学观念的洗礼,与旧式学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来越少。国内古史研究是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环,欧洲、日本、中国学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学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马伯乐、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诸氏的疑古论。夏德《中国古代史》对胡适、顾颉刚均有所影响,对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功。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在民国史坛颇有流传,顾颉刚对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顾氏疑古论与白鸟之间并不存在学缘关系。有论者认为顾氏疑古思想乃“剽窃”日人陈说,此一指控系牵强附会,并无实证。     

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民国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价值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与传统经世致用观有较复杂的离合关系,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最具典型性。顾颉刚早年接受传统经世观和梁启超等今文家的经世思想,赋予经世致用论诸多新内涵;后受章太炎等古文家学术价值观影响,主张为学只当求真而不问致用,其学术价值观具有二元性。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接受实用主义价值观,既强调学术旨在求真而非致用,主张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又认为学术有间接之用和无用之用,对史学的社会功用多有阐述。三四十年代,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使顾颉刚回归经世致用之学,他致力边疆史地研究和大众文化普及,以服务救亡图存的抗日大业。可见,顾颉刚不同时期对传统经世致用观,或是继承中有批判,或是批判中有继承,却始终没有悖离它。究其根源,在于儒家经国济世传统和实践理性精神在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历史阐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试评顾颉刚与钱穆的友情和学术交流——兼谈当前文明起源的争论

钱穆和顾颉刚两位先生自1929在苏州认识,先后在北京、昆明共事,顾氏对钱氏的学问十分赞赏,所以先后推荐其进燕京、北京、齐鲁等大学,但彼此间在学术上存在不同的见解,从《先秦诸子系年》到《古史辨》,再到《国史大纲》,两人之间均有交锋,尤其在中国民族起源问题上有明确分歧。当前文明起源的争论是这一争论的继续,应更科学、全面地深入下去。钱氏把他与顾氏比作唐代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之间真诚的友情继承了中国古代君子之交的淳朴遗风,值得我们后辈学习。一钱穆先生于1929年转入苏州中学(今苏州高级中学)任国文首席教师。而顾颉刚先生由…     

实地考察与顾颉刚的学术研究

顾颉刚先生一生都喜欢游历 ,他非常重视实地的考察 ,并自觉地将实地考察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在古史考辨、民俗学、历史地理学、边疆与民族问题等诸多学术领域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实地考察的重视及身体力行。他这种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同时也在史学方法论方面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     

继承发扬禹贡学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历史地理学科发展——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10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作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始人 ,其炽烈的爱国情怀、严谨的治学态度、开拓的学术眼光 ,最堪作为我们后学者的楷模     

顾颉刚先生治学生涯的启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

顾颉刚先生开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局面,是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纪念顾颉刚先生就要很好地学习他追求真理、刻苦治学、经世致用、提携后进的精神。     

“始善终隙”:顾颉刚与胡适关系再审视

顾颉刚与胡适在学术上结缘,与当时中国学制转型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们在学术事业上相得益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首先在治学理念上出现分歧,后才发生古史分歧。1930年前后,中国古史学、考古学的发展,造成了胡适古史观转变,使得二人发生了诸多古史分歧。但其中两次公开争辩,则带有各自的主观动机。1930年后,二人渐行渐远。其间,傅斯年的阴影和担心胡、顾关系破裂的危机感,始终困扰着顾颉刚。1949年分别时,疏远已成事实。在政治运动中,顾颉刚最初只为澄清"疏远"的事实,而随后的政治压力与学术思想的变化,则使他对胡适逐渐淡漠。但是,不能确知胡适由"善"转"隙"的原委,成了他晚年的一个心结。     

从“新国风”到“歌谣学”——顾颉刚吴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民国新知识界"眼光向下的革命"的重要成果,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历来被视为歌谣运动中的学术经典。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勾勒出从歌谣采集、整理到研究、实践的完整图景,因此得以呈现出这一学术形态的内部逻辑及其限度。民国新知识界在以民间歌谣重构新文化的同时,歌谣亦反过来被这种新文化的想象所界定。在"学术"与"运动"交叠的脉络中进入学术版图的民间文学,肇始之初即蕴含着"民间"与"民族"的双重面向,两者的互动与张力则构成早期歌谣学与民俗学实践的话语动力。在学术史的视野下重新反思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顾颉刚民俗研究本身的理解,而且能够为民国歌谣学乃至民俗学史的讨论提供新的线索。     

胡适与古史辨派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影响颇大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曾多次谈到过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胡适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过他与古史辨派的密切联系。建国前的许多史学评论家,一般都把胡适与古史辨派视为同一流派。但是,建国后的许多论著,虽然也提到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影响,但主要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曾较具体地谈到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但却以更多的篇幅谈论两人在政治、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的“区别”。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较战前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从重史料转变为辩证地看待史料与史观的关系,由重“求真”到尝试求真与致用二者的结合;打破了在古史研究中只“破坏”的原则,开始整理古史系统;其重视通俗读物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寻求专门研究和普及学术结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使顾颉刚的史学思想更为开阔、丰富和成熟了。     

现代性与“古史辨”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并使得顾颉刚的史学观念、思维方法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晚清今文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具有现代性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的窠臼,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致力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1930年,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文,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宗旨已经改变,这是不正确的。顾颉刚研讨汉代的政治和历史观念,是他整个古史探研计划的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直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他应对考古学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进展,而提出学术上各有"分工"之说,在治史活动中做出自我说明和某些调整,但其根本学术理念并未因此改变。我们不应把学术界关注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中国现代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开创与扭结——兼论顾颉刚先生对两学之贡献

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地理学与民俗学从传统文史之学中脱胎而出获得新生,渐次向现代意义之学科迈进。时至今日,由于归属不同学科,两学在肇始与开创之初的关联与扭结在各自的学术史书写中鲜被提及。选取顾颉刚先生早期学术活动作为个案,从其学术宗旨、治学方法、学术交谊等方面探知历史地理学与民俗学在现代学科生发初期之互动情况,并兼及两学在古代学科渊源、现代肇始背景、当代研究交叉等方面的重合与扭结,阐明两者学科关联,希冀引起学界进一步的重视与对话。     

一代才女陈懋恒

陈懋恒是宣统帝师陈宝琛的侄女,她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以奇才侠骨“镇”住了校长司徒雷登;史学大家顾颉刚称她为“一代才女”,发愿将一生学术衣钵留传与她;陈懋恒力作《中国上古史演义》一书,由顾颉刚作序。此书再版九次,     

顾颉刚致罗根泽信札十通

湖南图书馆藏有顾颉刚致罗根泽亲笔信函十通,写作年代大致为1932年至1935年间。信札中顾颉刚就《古史辨》的选题内容、编纂体例、校稿审核、出版发行、经费来源等诸多细节与罗根泽往复讨论,如是否选入章太炎、胡适治经治子之方法异同,是否摘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等书中有关诸子研究的代表性观点等等,既表明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编纂中重视鉴别和吸收晚近兴起的哲学、史学、社会学新知识理论的现代性史学思想,也反映出国难当头、时局纷扰下学者苦心孤诣,延续学术文脉的勇气和艰难情形。     

匠心独运地再现学人风范与薪火传承——《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评介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史学大师顾颉刚无疑占据重要的地位。他不但以古史名世,更以善于识拔、奖掖、培养青年学人为士林敬重。顾颉刚本人是胡适的门生,他自己又带出了一大帮弟子,这帮弟子遍布学界,且又各自带出了自己的学生,活跃于当今的史坛。现代学术的薪火由此相传。如何表现这一代杰出学人的风范呢?王学典、孙延杰,不是沿用传统的手法直叙传主的生平,介绍传主的学术成就,而是独辟蹊径,匠心独运,以《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为题,以研究他们的师生关系为切入点,     

吕思勉与《古史辨》

以《古史辨》的编著为机缘,吕思勉与顾颉刚、童书业等人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往关系。吕思勉尽管参加了《古史辨》的编著工作,但在审查古书、考辨古史的观念和方法上,却有自己的一套独到的见解,透过这些见解,可以看到他与顾颉刚等人古史理论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