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清代考据学的社会性格

从"社会性格"的视角看,清代考据学相较于宋明理学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传统的"行道"之途在清代虽已阻断,但考据学预设"道"在古经之中,必通文字训诂方能得道,以此高峻的得道门槛为士人保留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守道"空间;其二,清儒有其特殊的"行道"方式,他们已不是如宋、明儒那样直接在民间布"道",而是在自己所求之"道"与所布于民间的"教化"之间做出了细致的区分;他们虽希望以"礼"来教化民间,但这个施行于民间的"礼"却往往未曾与他们在经书中发现的"道"趋于一致。基于此两点,杨念群《何处是江南》一书的核心观点——清代士林思想在清朝严酷控制的氛围下以难以自足的状态存活下去,而越来越成为清廷整体政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值得反思了。     

探寻清学史推进的多重空间——《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开放出的新视域

新时期清学史研究除史料搜集整理外也必须建立在视野扩张和方法更新的基础上。《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一书,在批判20世纪清学史研究基础上,以清代儒家礼教主义运动及考据学派兴起两大研究旨趣,运用问题导向性研究思路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跨学科综合方法,对清初与乾嘉两个时期考据学之别的揭示,清学史话语体系的解构,清代考据学与西方古典考据学中西比较,清代宗族建构特点、动力及所引起的有关祭祀、祠堂制度、古代宗法制争论与儒家礼教主义关联之阐发,为清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域。儒家礼教主义作为古代中国治理的重要组成内容,参与整个中华帝国建构。清代儒家礼教主义事关帝国统治全局,考据学兴起只是其学术推进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是清初满汉矛盾中区别汉人与满人的文化符号,更参与到满汉交融的制度建构,是满人汉化及"满汉交融"背后的制度"利器",不仅促进清代考据学派兴起,也影响到理学在清代转向。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震川先生集》的清人评点述评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的清代评本有二十余种,这些评点既是"我注六经",抉发了归有光散文的丰富内蕴;又是"六经注我",显示出评点者本人的文学主张.由于评点者们的识见与桐城派的"义法"、"雅洁"等著名论调差异很大,因而,这些评点不仅有助于归有光散文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客观评价桐城派的文论观点、乃至全面认识清代的散文批评也大有裨益.     

论崔述的考据学与清代汉学之关系

在清代乾嘉时期,儒家经学主流以“汉学”标榜,极一时之盛。与此同时,北方大名出现了一位与外界不通声气的考据学家崔述（1740－1816年）。①尽管崔述本人从未与汉学家认同,然而当代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清代学术史时,却称他为研究清代考据学之典型人物（anidealcanddate）。①究竟崔述的经史考证能否体现清代考据学的主要特征？在治学的取径和方法上,崔述与汉学家又有何异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崔述之学与清代汉学的关系加以分析和比较,以确定崔述的考据学在清代儒学史上的地位。对于“汉学”的定义,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     

胡适清代思想史研究浅议

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是贯穿胡适一生的一个学术主题。胡适认为,清代思想的发展是中国艺复兴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体现了科学和理性的倾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对清代的反玄学运动、考据学和新理学进行了阐释。在对费经虞、费密、颜元、程廷祚、戴震等人的研究中,胡适形成了他治清代思想史的规模,并对反玄学运动的贡献,考据学的起源、内涵,新理学的传承、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胡适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是其学术研究的又一个范例,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治学特点,反映了他对中国化发展的认识和希望。虽然未及系统成书,但基本展示了他对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看法。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乾嘉学者,实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派’。”其实,清代考据学不仅在考据方法上与近代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而且他们所倡导、遵循的学术规范也与近代相近。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对考据学派的形成、发展、壮大,对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贯彻,对学术成果的规范化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是考据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主要标志之一。一、“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考据学与理学在论证方式上有根本的区别。考据学者认为,“性理…     

清代《后汉书》补表研究

清代学术受朴学之风影响巨大,古典考据学独盛,尤其至乾、嘉间之考据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乾嘉历史考证学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补各史的《表》、《志》十分繁荣,关于《后汉书》补表的著作贡献突出,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太平寰宇记》的价值和缺憾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是古代最重要的地理总志之一。本文首先总结前人对此书的评价,包括清代著名乾嘉考据学家对该书的不同观点。认为前人对该书的优点评介不够全面细致,还有一些遗漏之处,并补充论述该书的价值有20点,如详细记载自然地理实体的测量数字、对生态的破坏、移民史料、战争史料、政区沿革、民俗风俗、中外交流史料、学术地理变化等。而且前人没有论述该书的缺憾,并总结该书的缺憾,如条目重出而内容不同、改动尚未调整、方向颠倒、地名错字、风俗有时不可信、地名传说太杂等。     

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

王明具有国际背景,几乎人尽皆知.但是,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目前存在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王明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红人",深得信任,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另一种说法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很有看法,有许多批评.     

清代学人论《抱朴子》

清代学人治学讲究实事求是、务求真解、学以致用,学风朴实.因此之故,清代学人对"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的《抱朴子外篇》普遍评价颇高,而对宣扬神仙学说、多显荒诞的《抱朴子内篇》评价很低.清代学人也注意到了《抱朴子》的文章风格与文学观念.此外,清代学人的治学观点、治学方法以及儒学思想对他们评价《抱朴子》也产生了影响.从清代学人对《抱朴子》的评价上,可以看出考据的方法与思想和义理有一定歧异.     

戴震金石文字观述论

清儒大量运用金石字考经证史是清代学术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钱大昕、阮元之功已为学界所共认,但引领一代学风的考据学大师戴震在金石字方面的实践及观点无人提及。而有相关实例来看,戴氏在运用金石字考证经史方面颇有成绩,值得关注。     

驳“罗斯福阴谋论”——珍珠港事件浅析

现在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演出的一出"苦肉计",是美国政府策划了珍珠港事件,持这一观点的人把珍珠港事件的起因称为是"罗斯福阴谋论"。本文试从珍珠港事件美军损失结果和之后半年美军的行动来反驳"罗斯福阴谋论"。     

佛教不是西夏“国教”论

若干年来,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佛教是西夏"国教",更有甚者,认为藏传佛教也是西夏"国教"。这一观点向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什么是"国教"?二、什么是藏传佛教?三、藏传佛教何时传入西夏?解决所谓"国教"问题,就得把这三个问题厘清。本文讨论什么是"国教"问题,并分别就佛教不是西夏"国教",藏传佛教更非西夏"国教"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所谓"国教"说不能成立。     

清代男性之间的情欲研究

中国古代史籍中对男性之间的同性情欲有诸多记载。由于时代与地区不同,其称谓也异常多样,从"龙阳""断袖"到"男色""男风",不一而足。不同的称谓体现了一时一地之人对于同性情欲的不同理解与想象,进而形成正史、野史、笔记、小说等文本传世。清代内阁刑科题本中的相关档案则提供了研究男性之间情欲的另一种文本。在这类文本中,男性之间情欲的称谓则表述为"鸡奸",而"鸡奸"的主体与客体就是男性之间情欲的载体。在对一千余件相关刑科题本档案进行分析之后,本文认为清代男性之间情欲表现为三个特点:阶段性、流动性与兼容性。这三个特点是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性,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明贤毕至 映秀黔山——清代贵州书法文物谈(之一)

正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古代贵州以纸或绢为载体的笔墨真迹,绝大多数都产生于清代。清代中前期,"文字狱"盛行,引发了考据学的兴起,学者们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些按古人字迹来镌刻的碑石上,掀起了一股觅寻碑刻和摩崖的风气,开启了碑学之风。清代中叶以后,理论家兼书法家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包世臣的《艺舟双楫》,成     

映怀圭璋书儒声——清代名人对联六人赏

<正>长沙市博物馆藏有一批清代名人对联,皆为博学多才、饱读诗书之著名学者所作。现选取6件精品,稍作介绍。作者依次为洪亮吉、俞樾、祁寯藻、王拯、龙启瑞、莫友芝。洪亮吉是乾嘉考据学代表,与孙星衍等研讨经史,并称"孙洪"。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被尊为朴学大师。祁寯藻官历四朝,被誉为一代儒宗,同时又是清代四书家之一。王拯、龙启瑞为祁寯藻的得意门生。莫友芝被誉为"西南巨儒",他以再传弟子之礼,多次拜见祁寯藻。祁寯藻对莫友芝的才华非常器重,对其关爱有加。这些名人对联,不论是篆书、隶书,还是行书、楷书,其共同之处就是气息醇正、神采焕发、富有韵味、品味不俗。     

从中西暗合到中西合璧——论胡适实验主义的起源及形成

胡适的实验主义的起源和形成,是从中西暗合到中西合璧的一个成功典范.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如先秦诸子、程朱理学、清代考据学里本身已具有的"由疑到证"的方法、精神暗合了现代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胡适对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等思想、方法的接受和宣传,是建立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自身的传统观念和知识结构之上的.他用自己头脑中固有的传统观念,即与西方暗合的由"存疑"到"考证"的精神,根据治学、救国的需要来接受和裁剪杜威的实用主义,"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①合璧为"中国化"的实验主义.     

从“哥特神话”到“互动共生”:中世纪西班牙史叙事模式的演变

自中世纪以来,西班牙和西方学界对中世纪西班牙史的认识存在两种互为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世纪西班牙史就是作为西哥特人后裔的基督教徒赶走穆斯林、犹太人等宗教异端,实现"西班牙复兴"的历史,后人把这种观点概括为"哥特神话",另一种观点从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彼此依傍、互相交流、共栖伊比利亚半岛的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进程,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将其概括提升为"互动共生"。二者相比,后一种观点更为客观。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不同文化群体,尤其是不同宗教群体的共存问题愈加受到重视的今天,"互动共生"已成为中世纪西班牙史研究的主流。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西班牙史论战"对这种演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