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姜义华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而且从未中断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国家任命史官、组织史馆、编纂史书、记述史事,使史学的延续与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西周已有太史等史官。宋代史官...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刊发了两篇关于当代亚洲史学的论文。赵轶峰的《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在回顾朝鲜半岛早期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基础上,梳理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曾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中国古代史官称谓内涵的嬗变

"史官"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经常提及和运用的名词或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早期的史官因其官为"史",故被后人称为"史官",后期的史官,则因其职为"记史"、"写史",而被称为"史官"。这种称谓的变化经历了天官和巫官、著作官和天官的分离过程,到隋唐时期,史官的称谓才固定为专指记录和撰述史事的官员。     

中西比较语境下的中国古代历史思维整体性析论

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涉及中西史学比较的主体与客体、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在中国,《周易》奠定了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哲学基础,《史记》则是表现历史思维整体性的代表性史学文本。在《史记》中,历史思维的整体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古代到现代的长时段时间观念;历史叙事的最大空间跨度;涵盖多方面内容的纪传体历史书写体裁。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中西史学比较中的一个跨文化话语。在西方,波利比乌斯《通史》是体现西方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典型文本。《史记》与《通史》孕育于东西方具有帝国性质的历史空间中,就两者体现的历史思维整体性的际遇而言,《史记》与《通史》在中国与西方史学史上具有不同的延展曲线。     

先秦志书篇名、体例问题补证

《左传》《国语》称引的"志""前志""军志""史佚之志"等志书目前仅存二十余则佚文,通过钩稽相关史料及上博简古文字材料可进一步证实:志书又称作"记",一则完整的志书文本由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两部分构成。传世文献征引志书有三种方式:一是只征引警句格言部分,二是只征引历史事件部分,三是征引完整的志书文本。《逸周书·史记》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完整志书。志书体裁具有"二重性",从"学在官府"的背景审视,可以将其看作官府档案;以"六经皆史"的标准衡量,亦可将其视为古代史籍。志书乃史官为君王提供鉴戒而作,实为史家撰作史书之滥觞,对先秦时期史著及史学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

时间:一九八一年六月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来客:客甲、客乙客甲:三月间听您谈历史文献学,不觉有三个月了。现在想请您谈谈历史编纂学的问题。答:今月一月间曾谈到历史编纂学这个名词。现在好多人都用这个名词。这个名词是从historiography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这样的译法是否合适,我们还可以研究。我想,现在我们暂时不用这个名词,就谈谈史书的编撰吧。你们看,关于这个问题,谈些什么好呢?     

后现代史学的实践与反思——以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为中心

后现代主义既具破坏性又具建设性,它对历史学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对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和实践及其阐发的重要历史观念的批判,以及对历史主观性的强调,冲击了现代史学赖以存在的主要基础,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修正和思考现代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无疑对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何伟亚于1995年出版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被视为后现代史学实践的典范:其对中英礼仪之争的现代主义阐释模式的挑战,从文本的深层结构质疑史料与历史、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对历史事件所处时空语境的强调等,都展现了后现代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场"世纪末之争",迄今未息。倘由此引申开去,这场争论关乎到后现代史学评价等史学要旨,值得我们今天继续予以深入剖析与反思,其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都是非凡的。     

论“康雍乾盛世”的史学思想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历朝的统治者都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就所修史书来说,清朝康雍乾时期无论种类之多或数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此时期官方编纂的《明史》,体例严密,考订详慎,史料正确,对人物事件的评论比较符合公论,被公认是二十四史中质量最好的史书之一。可见,清朝康雍乾时期的史学成就,超过了清朝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康雍乾盛世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秉公持平"论兴亡;(2)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待明亡清兴;(3)十分重视对史料的收集和鉴别运用;(4)重视选拔和任用有学问的人担任史官。"康雍乾盛世"时期的史学思想给我们当今盛世修史以很多启示。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中,赵轶峰的《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在回溯韩朝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演变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既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经历了从国粹主义到民主主义,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的色彩转变,晚近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具有宏大叙事的性质。李根的《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向》认为,卡罗·金兹堡的     

现代讨论中的西方古代世界

正2015年8月23—29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大会云集了来自76个国家的2077名史学研究者,创下了实到参会人数和国家数的新纪录,这也说明了此次大会在国际上的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在这次历史科学的盛会上,关于西方古代世界的相关讨论见于诸多主题会议、专题会议、联合会议和附属组织会议等。如开幕式的主题演讲,主题会议"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写情感的历史"和"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专题会议"现代讨论中的古代晚期",联合会议"自然灾害史料编纂和比较     

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

<正>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

本文在回顾19世纪后期以降朝鲜早期民族主义史学与随后形成的殖民地史学,以及20世纪50至80年代两个朝鲜交织而又差异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概况基础上,通过梳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状况,呈现韩朝历史编纂学重要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推演流变。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在50年代以后长期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主导,80年代以后逐渐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研究方式等影响,出现历史修正思潮,与韩朝史学界自身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取向交错感染,辩难纠缠,形成非常复杂的学术状态。晚近韩国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已经做出较有深度的评析。透过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推演历程,可以看到现实价值取向与历史客观性取向之间的复杂纠结。     

论思辨的历史哲学

通常,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指的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又不可割裂的分支。一个分支是对历史研究(historiography)进行哲学分析,即对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进行逻辑的、概念的和认识论的概括;另一个分支是试图在事件的进程中,或在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中发现某些意义或重要性,它超出普通历史著作的可理解性之外。在当代文献中,     

传统事例史的兴衰与近代早期西方史学的转变

所谓事例史,是指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传统历史学,它强调历史的实用作用和历史事例的教育效果。"事例史"(exemplar history)这一术语是乔治·H·纳德尔提出来的。本文拟通过概述西方史学传统中"事例史"的兴衰过程,去探究近代早期西方史学转变的一个面相,即从把"历史"(historia)等同于事件(events),在历史事例中寻求教益,到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去追寻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的过程。我们认为,追溯从古希腊、罗马事例史的兴起,到中世纪神学背景下事例史的延续,再到近代早期事例史盛极而衰的转变,是我们把握西方史学和历史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我们把史学本身的变化与社会事实的变迁结合起来考察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波罗的海十字军文本学述析

依据20世纪下半叶国际学术界有关波罗的海十字军的英语文本,择其荦荦大端,做文本学述析。由于波罗的海十字军研究领域相对冷僻,而其文本载体的学术史又相对清晰,文本自身与历史逻辑的对应辨识度相对较高,因此,按照文本学—问题域集成模块,首先辑录书目,这是学术基础建设。接着,对世界第一面国旗即丹麦国旗进行文本学辨析。在近代丹麦民族主义及其史学兴起后,波罗的海十字军运动中天降十字旗的传说与祈祷丹麦获胜的大主教安德斯·斯诺森,被视为丹麦民族认同的神圣象征,揭示了西欧史学的后喻性,亦即使历史服务于现实需要的史学范式。最后,对《普鲁士编年史》进行的文本学解析表明,波罗的海十字军的重要一支条顿骑士团,不但征服了普鲁士,而且还使普鲁士人成为西欧基督教世界的他者和"心灵的边民",从衣食住行到习俗风尚,无不突出其异教徒特质。     

西方古典修辞学与史学——以修昔底德为例

历史学的编纂写作必须依赖于某种交流与传播的载体或中介 ,诸如语言、图示、影像和文字等 ,其中最基本的形式便是由文字、词汇、语法、文法等构成的文本。西方古典史学的兴起正是凭借文本的革命而确立的 ,即由诗歌或韵文向散文的文体转变。在此过程中 ,作为散文体基本文法之一的修辞学对历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中修昔底德的历史堪称修辞与史学的完美结合。     

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

一般而言,历史学的概论性著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即历史研究或历史编纂已成为一个体系比较严谨、方法比较成熟的学科,同时历史学家也成熟到可以对历史编纂、也即史学的自身优劣进行反思。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史上,也有像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这样的纵论性或概论性著作,它们对历史编纂、历史认识、史学批评等历史学科本身的问题进行总结,而非对客观历史事件、人物、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因此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说,上述著作无疑是后来的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前驱。     

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的几种伴生观念

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是模仿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学建构的,但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深厚的历史哲学基础,在思维层面对历史编纂学构成重要影响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念。尝试梳理,可见有亚洲主义、东洋史观、皇国史观、现代化论、自由主义历史观等前后贯通,皆对日本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其程度足以提示对日本现代历史学在亚洲各国处于"领先"地位说以及日本实证主义历史学所能实践的客观性程度重新考量。亚洲现代历史编纂学皆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大背景下以对本民族和国家的重新体认与重塑作为核心关照而展开。日本历史编纂学推演中的特殊张力,在于其在发展早期融入建立日本殖民帝国的语境之中,后来又在重述殖民帝国历史与现代化发展关系之间纠结,其对亚洲邻国历史叙述的基调和方式,也应在这一视角下加以透视。     

史学精粹

朱维铮:《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正在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吴怀祺:《〈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河北学刊》2006年第11期)…     

先秦史官与史学

本文认为先秦史官职责的演变经历三个阶段 :夏商史官基本特征是充当沟通天人的使者 ,宗教性明显 ;周史官基本特征是以“官”的角色定位而行使历史官之史的职责 ;春秋晚期至战国史官 ,带有许多士文化的特征。先秦史官历史演变是决定中国早期史学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