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祀天祭祖礼考述

礼制是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等等诸多方面的结合点,祀天祭祖礼作为吉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明权力来源合法化的主要标志。五代吉礼特别是祀天祭祖礼在乱世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更多更好的施行,传世的材料也相对多一些,却似乎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本文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考察了五代时期祀天祭祖礼的基本情况,分为昊天上帝和祖宗两个部分进行了排比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五代祀天祭祖礼的基本面貌。     

射艺、纪恩与威德:乾隆皇帝与熊

熊是传统礼制中,天子和诸侯在射礼中的靶标,而乾隆皇帝的政治生命,实起于猎熊。即位后,他创新礼制,将满洲行围旧俗和传统射礼的礼制相结合,形成了新军礼秋狝,而典礼的高潮之一即为射熊。他不仅撰写诗文来纪念祖父助他射熊旧事和自己的猎熊活动,还将熊皮披覆于木胎之上,用作藏传佛教神坛陈设的配祀神像,后改为油画木胎熊配祀。对于乾隆皇帝而言,熊不仅仅是一种猎物,也成了军礼射艺、纪祖父施恩与战神威德的投射。     

试论明朝太庙的功臣配享及其变动

明朝继承前代以功臣配享太庙的礼制,洪武、洪熙时配享之典基本定型。以洪武开国、永乐靖难的武臣配享,形成了与前代文、武兼配太庙的不同传统,终明不变。嘉靖时,明世宗对太庙功臣配享进行了较大的变革,先黜祀了姚广孝,再添祀了刘基和郭英,但这也是在祖制约束下的变动,反映了明代的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对国家宗庙祭礼的影响。     

清代瓷质祭礼器略论

本文通过对故宫博物院藏瓷器实物的考察,并结合《皇朝礼器图式》、《备物昭诚》等内府彩绘本清代典制书籍,考述了礼书记载的各式瓷质仿古礼器在乾隆时期确有生产,且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朝都有补做。同时,因清代礼制规定国家诸祀和内廷诸祀的行礼场所和受祭对象不同,导致瓷质祭礼器的生产制度、造型与种类也有所差别。     

“中华礼制变迁与少数民族礼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7月25—28日,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与现代价值"课题组和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华礼制变迁与少数民族礼制"学术研讨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华礼制的变迁、少数民族礼仪制度、多元文化下的中华礼制、中华礼制对当今社会的启迪与影响、现代礼制建设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

晋厉公三年（前578年）三月,晋国主导下诸侯会集,准备联兵伐秦,出兵前举行祭祖、祭社之礼,祭毕受脤,以此为背景,刘康公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缘于对成肃公接收脤肉不敬的批评。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祀与戎＂是指祀礼与军礼,均属礼制范畴,具体落实为祭祖、祭社之礼,都与祭祀相关。自《汉书》至《清史稿》,正史中的引用大多指属于礼制范畴的祀礼与军礼,保留其原始含义。受《孙子兵法》及其注释影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指渐由祀礼与军礼扩大为祭祀与战争,并成为目前最为常见的解释。     

《仪礼·丧服》所见周代的丧服制度

丧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制度,亦是中国古代丧葬礼俗的重要内容。周代丧礼中呈现的不同服饰规制和服丧期限,体现出血缘关系的亲疏和政治等级的尊卑。通过阐释周代丧服制度的具体内容,分析周代丧服制度的内涵。周代丧服制度体现出周代等级森严的礼制,折射出周代特有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其严密的等级性为后世等级丧服制度奠定了基础。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

唐代的地方祠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并全国通祀者 ,其次是由地方政府所赋予合法地位的祠祀 ,最后则是由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第二类祠祀最为重要 ,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生祠和城隍神是这类祠祀的典型代表。对于为数众多、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 ,国家并不将其简单作为“淫祠”加以禁毁 ,更多是通过将其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 ,其正当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认定。     

权力监督向度下的中西政党制度比较分析——兼论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

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民主、和谐、发展”也是当今我国政治建设的主题。从权力监督向度对中西政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积极借鉴西方政党制度中有益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因素,按照民主政治的要求不断加强我国的政党制度建设,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安生慰死: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1927年至1932年间,提出了初步的忠烈祭祀制度规划,祠祀烈士以辛亥、北伐烈士为主。1933年至1937年间,制度建设继续推进,规划扩大,提出"各县设立忠烈祠",祠祀烈士新增抗日、"剿共"等"烈士"类型,然制度的实践有限,未形成所设想的全国性建设热潮。1938年至1945年间,建立起一整套从营造、入祀、公祭、日常管理到调查统计的规制,"普设忠烈祠"的目标也在国统区内较大程度上实现,形成一种涵盖了国民政府所认可的辛亥以来所有烈士,但以抗日烈士为主的祠祀情形,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得以真正建立并强化。由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前期忠烈祭祀的混乱局面,并借鉴了清代忠烈祭祀的统一形式。由于祠祀烈士"层层累积"的特征,涵盖所有烈士的忠烈祠具有集成性质,虽最终以抗日烈士为主,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抗日烈士祠。     

金文所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新探

周初金文记载的王室祭祖活动大多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而非周人礼制中的常祀。天亡簋、何尊等铭文记录了周初王室的重要宗庙祭祖活动。这些活动服务于周武王、成王及周公的特定政治目的。天亡簋记载的周武王在克殷之后会同三方诸侯在宗庙祭祀周文王,是为了宣传文王受命,宣示周政权的正统性,统合各方诸侯,确立新的天下政治秩序。何尊记载周成王和周公模仿周武王举行祭祖活动,在新邑的宗庙祭祀文王、武王,是为了完成武王遗志,确立成周的都城地位。这些王室祭祖活动在西周的政权巩固和新政治体系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礼制存在广阔的内涵空间和多样的历史形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呈现出礼制本身的动态发展过程,也反映出西周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独特面向。     

清代的文化政策与礼仪伦理建设

清政权为弥合满汉文化差异、协调民族冲突而采取的文化策略,在国家政治、学术导向、治（统）道（统）同体等方面都有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建设社会礼制、复兴儒家伦理。清廷通过创制礼制、扶持“三礼”学的文化政策,奠定了礼仪伦理建设的思想基础,完成了其在制度上对礼的抉择历程。这是清初以来,统治者对思想界倡礼之风的积极回应,它不仅引发了知识界对“三礼”研究的热潮,而且还对“以礼代理”的学术潮流的形成起了催发作用。     

大河口西周墓地叔骨父簋铭文所见西周礼制考

大河口墓地出土叔骨父簋铭文关乎西周宗法制度和祭祀制度,内容重要。大河口墓地出土铭文显示,霸国国君不称"侯",故叔骨父簋铭之"侯"应非霸国国君。叔骨父为侯之子(或弟),不能继统为君,须别立宗庙,故侯为叔骨父另立宗庙,此为叔骨父簋铭文的制度背景。簋铭"侯休作叔骨父庙"可与《礼记》"别子为祖"对读。,即餉,实即竈祭。叔骨父簋所记祭行于新成之宗庙,与竈祭祈食、主生养的特征吻合。叔骨父为卿大夫,卿大夫祭竈与《白虎通》所记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的祭祀制度相合,知《白虎通》所记为西周制度,而《礼记·祭法》所谓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的祭祀制度应非西周礼制。     

明初礼仪制度管窥——以鲁荒王墓出土文物为例

明朝在元末天下大乱、动荡不安的背景下立国,明太祖朱元璋深感元朝"中国之礼变易几近""华风沦没,彝道倾颓"之弊,力图革除元代"胡礼",恢复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格外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甫一即位便着手大范围的礼制变革。不过由于建国时间较短,礼制实践的基础不足,直到洪武末年,明朝国家礼制的主体才趋于完备和定型。鲁荒王朱檀是明初第一个按亲王之制埋葬的帝王贵胄,其墓及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正是明初礼制建设过程的缩影。     

商周祭祀动物遗存研究综述

<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研究中国上古社会的重中之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不了解中国上古的祭祀就无从知晓中国古代社会"①。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更是祭祀大发展的时期,并且考古发现的祭祀遗迹不在少数。动物作为文化象征物,在祭祀活动和遗迹中常常出现。研究这些动物,对理解祭祀制度和礼制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回顾以往研究,明晰目前研究     

汉代四神图像在礼制建筑上的应用

中国古代社会崇尚礼仪,并以礼仪制度来约束臣民,区分社会阶级,权利、规范伦理道德、衣食住行无一不被礼制所约束,建筑自然是礼制中的组成部分。根据文献与现代考古研究,墓葬、门阙、宫室等建筑都属于礼器（礼制建筑）。在近年汉代考古工作中,汉代建筑上的四神图像极多,且常见于墓葬、门阙、宫室等礼制建筑上,通过研究可知,四神图像应是作用于礼制建筑。     

“封建遗存”的近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孔庙祀田的国有化争端

曲阜孔庙祀田是历代帝王封赐给衍圣公府,用以承担阙里祭祀费用的土地。1928年2月,大学院废除春秋祀孔祭典后,围绕曲阜孔庙祀田归属等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衍圣公府及社会各方展开激烈争夺,并逐渐演变为一场文化论争。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蔡元培等人将孔庙祀田收归国家、升科纳税的提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衍圣公府竭力反对祀田国有,除了试图保留自身经济来源外,尚有延续儒家祭祀、恪守祖宗家法的考虑。孔祥熙等政府要员及社会上关于祀田文化意义的讨论亦反映出祀田国有问题,不只是经济争端,还关涉其所维系的儒家文化价值体系。最终,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旨在收归祀田为国有的《改革曲阜林庙办法》以"暂缓执行"不了了之。孔庙祀田的境遇,为重新审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政治文化生态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从曾侯乙墓编钟看东周时期礼乐文化

礼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周人制礼作乐,以五声八音为乐,将礼制与乐制相结合,通过礼乐进一步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权力分配、社会结构等方面进行整合,将其制度化与程序化,并与宗法分封制相辅相成,形成一套完备的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体系。编钟作为周代礼乐制度重要的物化形式之一,能够从本质上揭示出周代社会权力运行的基本模式和普遍社会思想理念,进一步揭示两周礼乐文化的演变。     

周恩来政治文化培育思想述论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实现途径,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培育思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抵制政治急进主义,为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为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奠定群众基础;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为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周恩来党建思想中党内政治文化之维及启示——兼论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建的重要内容。周恩来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党的指导理论、组织纪律、制度、作风、廉政问题等多方面有着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性、中国政治传统性、民主革命性和社会主义先进性,为今天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理念、原则、方式等方面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传统性、革命性、社会主义先进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原理性,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涵养过程的复杂性,这在另一层面启示当下研究党内政治文化必须将现代政党语境与历史相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