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

在我国南方地区,历年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礼器,其中有一类大口尊出土范围广,发现数量较多,在南方商代青铜器中非常重要。从50～80年代初,安徽、湖南、重庆和陕西等地就不断有大口尊零散出土。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两座器物坑,从坑中又出土一批大口尊。特别是近年来,在湖北等地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学术界对三星堆出土的包括大口尊在内的青铜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对四川地区同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青铜文     

浅谈扶风五郡出土“琱生尊”的器形及相关问题

本文在梳理西周时期陶大口尊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器物形态的比较,并结合陶大口尊的出土背景分析,认为扶风五郡"琱生尊"是模仿周原地区西周居址遗存中陶大口尊造型而制作的。进而根据铜尊铭文内容及窖藏出土环境,探讨了其铸造地与召公采邑地望的关系。     

简论洛阳出土西周青铜大口尊

洛阳作为西周王朝的东都,出土大量西周青铜器,大口尊数量虽不足20件,但颇具成周特色。本文就洛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大口尊作较系统的梳理,认为该地区青铜大口尊是以商式无肩、无扉棱觚形大口尊为主体的。不仅如此,该地发现多件铅制仿商铜觚形大口尊及仿商青瓷大口尊,反映的是洛阳作为关中地区和中原郑州、安阳地区的连接区域,虽为西周王朝的东都,但文化面貌明显更接近商文化。尤其是武王灭商后迁殷遗民于成周,更进一步形成在周人统治下的殷周文化特色,这是该地区西周时期文化面貌区别于其他地区所独有的文化特质。这些大口尊一些是殷遗民铸造的青铜器,一些可能来自其他方国,一些则是典型的周人青铜器,面貌异常复杂多变。     

陕西子洲出土商代铜器

2010年11月,陕西省子洲县裴家湾镇关王岔村出土了6件商代铜器,包括鼎、卣、觚、尊、瓿、盘各1件。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铜器的埋藏性质很有可能是墓葬。从形制和纹饰上来看,这批铜器具有鲜明的商代晚期特征。此次出土的铜器,均为典型的殷墟式铜礼器,应来自于商文化核心分布区。子洲关王岔出土的商代铜器,是近年来陕北地区出土的为数不多的商代铜器群之一,为研究商代晚期陕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三星堆系青铜容器产地问题

三星堆两座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容器,尤其是尊、耍与湖南、湖北、安徽、陕西、重庆等地出土的相同器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通过上述地点出土青铜尊、耍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第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其制作水平并不比湖南、湖北差;第二,三星堆出土商代青铜容器很有可能是从陕西城固一带传入的;第三,不排除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青铜容器为三星堆铸造的可能性。     

谈谈龙虎尊的几个问题

1957年,在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了一批商代铜器,计有尊、斝、鬲、觚、爵等等,这批铜器造型优美,花纹精致,龙虎尊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它对研究商代铜器的造型艺术和铸作技术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十分重     

仁怀发现的商周酒器

今年四月,仁怀县在县城东郊东门河岩壁上修建旅游景点时,发现一件商周时期的大口尊,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获悉后,即赶往现场,发现此处为一商周洞穴遗址,洞内埋藏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物。在县文物部门的配合下,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获得一组目前我省境内最早的专用酒器大四尊,长颈圆底壶、陶林和其它重要实物资料。这批早期酒具的出土,是我省酒史研究上的重要发现。在这组酒具中,大口尊、长颈圆底壶是酿酒盛酒容器,陶杯是饮酒器,大口尊被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地放置在一个d＼洞里,得以完整保存。其造型呈敞口,斜直腹,假圈足,周身饰绳纹…     

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

大汶口文化大口尊是随着社会发展的节拍而出现的时代性器物,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宗教活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加上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更是显示了这种特殊器物的深奥意义.大口尊不是普通生活用具,而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新出现的一种特定器物.同时,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表达的也是一种具有宗教内容的刻符.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面具研究

1986年夏,在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内发掘出土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两个坑内共出土人立像、头像、跪坐人像、面具、兽面、罍尊等铜器,戈、璋、凿、瑷等玉石器,以及象牙等文物七、八百件。这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使人们对商代蜀文化的面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特别是出土众多的青铜面具,引起了一些研究者们的极大兴趣,许多同志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不少同志提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见解。笔者将青铜面具出土情况、型式划分、使用方式、宗教寓意提出一些初步看法,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旨在抛砖引玉。     

浅谈湖南出土商周“羊”纹青铜容器

湖南已发现的羊纹青铜容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且多在尊、、瓿、鬲、爵等器形上出现,出土地域较为集中。本文对这批羊纹青铜器进行类型学分析,探讨其来源及青铜器装饰羊纹的思想内涵。     

西周早期圆形尊的范铸模拟实验研究

在商周的青铜器中,许多都铸有扉棱,但最早出现扉棱的青铜器,应该是商中期的圆形尊,而商早期所有的青铜器都没有扉棱.在西周的圆形尊中,除了没有铸扉棱的尊外,其余多是铸有三段扉棱.青铜器上为什么要铸造扉棱?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西周一些圆形尊的表面纹饰中,常出现翘起的牛角纹饰.这些纹饰是怎么制作的?这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范铸模拟实验,使得上述两个问题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从“象鼻盉”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论夏商时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一种贡赋模式

本文利用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试析夏商时期在中国南北方广泛分布,并具有极高社会价值的两类陶瓷器——"象鼻盉"及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通过寻找二者在创烧与文化交流背景下的相同点,进而分析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东南地区在这一时期的一种文化交流模式——贡赋。     

商纣俎醢侯伯新证

战国秦汉时的文献中常言商王纣脯醢俎杀诸侯方伯,并认为这是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纣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古今不少学者对此多有怀疑。今地下出土的晚商金文及殷墟甲骨文资料可证商纣俎醢酋长侯伯并祭祀先王完全是历史事实。从殷墟卜辞看,商代从武丁起以人为牲的情况呈递减趋势。商纣俎醢酋长侯伯不是个人品质性格问题,而是殷人文化习俗观念使然。     

商王朝东征与商夷关系

商王朝东征始自中商仲丁时期,此后直至商末,商王朝持续对东方夷族用兵。商王朝东征对商代的历史和商夷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推动夷族商化,二是商夷之间长期对峙,并导致夷族内部的分化。中商时期商王朝东征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并掠夺资源,晚商时期几次大规模的东征是征伐不服于商王朝的以人方为代表的东夷族。     

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见先秦私文书——商青铜私文书的兴起

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并展示的我国早年流散到海外的部分先秦青铜器,是中国先秦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商青铜私文书只是先秦私文书的一部分,并非是我国最早的私文书。“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某些研究成果表明,商以前就已有文书记录产生,如再加以考古出土实物印证,夏就有可能是先秦私文书的起源时期,为此,笔者将商只作为中国青铜私文书的兴起阶段。     

中国青铜时代不存在失蜡法铸造工艺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曾侯乙尊盘和淅川下寺铜禁是采用失蜡法工艺铸造。近年来,我们对相关实物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发现在被认为是失蜡法工艺铸造的部件上都有明确的范缝和其它范铸工艺的特征。因此,无论是曾侯乙尊盘还是淅川下寺铜禁都不可能是用失蜡法工艺铸造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青铜时代,我国广大地区普遍采用范铸工艺,商代中期之前,主要是整体铸造,商代中期至西周,主要还是整体铸造,但开始了分铸插接工艺;春秋以后则主要采用分铸和焊接工艺;既没有失蜡法铸造的器例,也没有失蜡法工艺产生的必要的技术基础和社会需求。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性质问题

济南大辛庄遗址是一座自商代前期后段至商代后期的大型文化遗址。该遗址包含典型的商文化和传统的岳石文化两种因素。自商代早期后段商夷联盟解体后,大辛庄一带始终是商族和东夷族政治、军事活动频繁,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深刻的重要地带。大辛庄一带极有可能为商朝经略东方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     

作册般铜鼋所记史事的性质

作册般铜鼋是一件珍贵的商代末期青铜器。其铭文所记史事和器物造型所展现的史实是射礼,如果把它与田猎挂钩,则有许多疑窦;如果把它与射礼相联系,则颇能印证文献和西周金文的有关记载。可以说西周辟雍大池的水上射礼很有可能渊源于商代晚期的洹水水上射礼。周礼“三番射”中的某些仪节和必射四矢之寓意,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存在。射鱼也是当时常见的一种射礼,射鼋则是射鱼的一项重要射礼内容。本文还对鼋铭作了考释,并认定该器是铭功的庸器、再现商王射艺的实物模型。铜鼋的铭文与造型构思所反映的史事是商代末期王在洹水进行的一次水上射礼活动。     

郑州商城相关问题研究——纪念郑州商代遗址发现60周年

1950年发现了郑州商代遗址,1955年在遗址中部发现了闻名中外的郑州商城.揭示了商代前期的文化面貌,为探索夏文化打下了基础.郑州商城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晚段,距今约3500年,后为仲丁之隞都.     

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

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中国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