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强人与政坛弱者之间的罗振玉

说及中国近代文化史,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此人便是集我国近代甲骨学、考古学、敦煌学、金石学于一身的罗振玉。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满清遗臣自任的罗振玉。"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23日至24日,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80余名国内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者参加了会议,围绕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范式和话语,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西学与近代中国文化,国家、社会与文化变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浅析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离不开其时新近的研究方法,譬如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和跨学科交叉方法等等。本文将以几部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代表著作为例,对是类方法加以具体探究,冀对国内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章太炎 太阿倒持 孤怀宏识——革命元勋 文化遗民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殿堂级人物,也是真正的国学大师。     

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

我国文化史的研究,长期是以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为主,能够涉及城市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内容很少。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推动,学术研究日益繁荣,我国史学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扩展。史学界继城市政治史、城市经济史、城市社会史的研究热潮之后,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日益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使得文化史的研究较前有了很大的进展。尽管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受到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可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未尽人意,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推进,也有不少理论问题需要探讨。因此,这个研究领域可做的文章还有太多。借2007年暑期成都召开“第二届中国近代大众文化研讨会”之机,我刊约请了几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请他们就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发表见解,阐发自己研究中的认识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以期通过对问题的讨论,推动“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耿云志先生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

耿云志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重大课题,历时7年,经课题组同人的共同努力,已分9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新近产生的一批重要成果,也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以来的一次重大进展.     

“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23-2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的80余位近代文化史研究者围绕近代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及诸多核心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

继城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之后,城市文化史研究日益成为中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近期在活力四射的内地城市成都所召开的"第二届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则围绕"城市空间"、"大众文化"的概念,将对城市文化史的研讨,引向了新的深入.     

中国最早以"文化史"命名的著作

文化史研究被学者赞誉为20世纪学术研究中的显学。但是最早的文化史著作是哪一部?目前学术界的论说存在着分歧。据笔者的考察,至少目前有以下四种说法。1、林传甲说。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中国文化史书目》(《中国文化》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载:中国人所     

柳诒徵研究综述

柳诒徵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活跃于学术、思想界三十多年,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大二十年之久,为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柳诒徵先生一生勤于治学,著述宏丰,在史学理论、中国文化史、东南亚史、民俗学、方志学、图书目录学等多个领域均有杰出贡献。柳诒徵先生诲人不倦,提携后进,为中国学术、思想界培养了一批重要学者。本文梳理、总结了近三十年关于柳诒徵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提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     

冨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评介

自20世纪初西北汉简陆续发现后,学界开始了对汉简的多方面研究,王国维、罗振玉、劳干等在汉简研究上曾有卓越贡献。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敏锐觉察到简牍在研究中国古代史中的重要价值,开始注意简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涌现出森鹿三、大庭修等一批在简牍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并发表了一些颇具分量的论著．由虿谷至著,刘恒武译,黄留珠校的《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述说》）一书,就是近年日本学术界汉简研究的力作之一：     

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博士论文题目及内容简介（2005－2010年）

清华大学历史系与思想文化研究所于2003年合并,成立新的历史系。下设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思想文化史等教研室,以及简帛与出土文献研究中心、经学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近代文化与现代化研究中心、国际汉学研究所、东北亚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     

鲁迅是左倾而不是极左——与《盟主鲁迅也是左的》商榷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上,刊登了毕克官遗稿《盟主鲁迅也是左的》（以下简称“毕文”）,把鲁迅定位为极左。同一个鲁迅,在毕克官眼里是极左,在我眼里是左倾。鲁迅左倾,可以说是关心中国革命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尽人皆知的事。左倾不等于极左。说鲁迅极左,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本文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     

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概念工具。国人编纂文化史有意展现传统中国的文化成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竞争下,国人隐秘的文化争胜意识。“文化”与“历史”结合,逐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文化史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判断、时代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出自身特征,亦反映出西方文明史、文化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文化史在实践中注重对民族历史生活的呈现,表现出民族史的特征,其叙述特定群体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群体的精神内核。历史、文化与民族融会一体,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     

“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9月25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     

艾尔曼教授

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期间,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博士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之一。1946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的艾尔曼早年曾担任公共卫生官员。1980年起,师从美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席文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东方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科学史、中国教育史以及中日文化史,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