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毒驾入刑”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机动车数量迅猛增加,从而出现了频繁发生的吸毒后驾车的交通肇事,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正式将酒后驾车、飙车等危险方式引起的交通肇事入刑,所以关于吸毒后驾车是否也应该入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面对社会各界要求将毒驾行为入刑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地纷纷出台了地方法规弥补法律上的空白,此举动更足以彰显毒驾入刑的迫切性。本文从毒驾行为本身出发,详细分析我国立法不足以及国外立法值得借鉴之处,并阐释毒驾行为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众多不同,从而得出毒驾入刑的必要性,进而提出一些粗浅立法建议,望推动毒驾入刑问题的不断深入。     

1930年代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审判——以《红色中华》的案件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苏区反革命罪的立法及司法,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层面处理反革命问题的首次实践。反革命罪的审判具有四个明显特征:(1)司法审判中的反革命罪构成要件前期以"政治判断"为主,后期以"法律规定"为主,具有相对确定性;(2)在量刑方面,实行革命重刑主义与特定情形减轻处罚相结合原则;(3)在审判方面,实行一级审判制与二级审判制相结合、依法裁判与重视群众意见相结合以及裁判委员会指导、主审制与陪审员制结合原则;(4)在诉讼权利方面,嫌疑人有一定限度的辩护权和上诉权。苏区反革命罪的司法原则对共产党主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简论我国公共卫生刑罚规制中的几个问题

以刑罚手段规制公共卫生是我国刑法的重要内容,是调整公共卫生法律关系,维护公共卫生管理秩序的有效方式。刑法要实现其最大程度的维护公共卫生管理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法益的价值目标,必须以规范完善的公共卫生刑法制度为首要基础。目前,我国刑法规定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危害公共卫生犯罪的内容,是惩治危害公共卫生犯罪行为的基本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我国公共卫生刑法制度不够完善,对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卫生犯罪行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刑法与公共卫生法律制度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概念的模糊化等因素影响,导致我国危害公共卫生罪的刑法体系性不强,内容不够明确,在法律适用和理解上存在偏差,影响了刑法的统一适用和权威性。诸如表现在界定公共卫生犯罪的内涵,处理危害公共卫生犯罪与关联犯罪所保护法益的交叉关系,明确惩治危害公共卫生犯罪行为的内容,危害公共卫生犯罪与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之间的衔接,以及合理设置刑罚的种类及幅度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危害公共犯罪必须按照我国现有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建立、完善其自身的刑法体系,准确界定危害公共卫生罪所要规制的内容。本文旨在以公共卫生基本概念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立足于构建我国危害公共卫生犯罪体系,结合危害公共卫生罪关于危险犯的规定,谈谈笔者个人的观点。     

法律经济学视野中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我国设立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本文拟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探究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设立背后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与公民权益保护冲突、使用不够精确等问题.可以说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征,值得如此"特殊对待".因此先有结论然后再为之找寻理论根据的做法,是无法解释该立法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和形成的思...     

是犯罪“保护伞”还是罪刑相适应——论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

多年来,由于立法司法上关于嫖宿幼女罪的处理还存在不足,导致嫖宿幼女罪多次走向了社会关注的风口浪尖。而关于嫖宿幼女罪存废之争也此起彼伏。就其核心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存废,而在于如何完善法制实践,如何更好的保护幼女,方是核心之要。而本文就存废之争做一次观点比较,并将如何完善此立法司法提出一些观点,以辩得失。     

海盗罪及其国内立法探讨

海盗罪作为一项传统的、公认的国际犯罪,严重破坏公海秩序,危害海上运输事业的安全和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海盗罪及其国际法有关规定,拟以海盗罪的犯罪构成为角度,对我国应如何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惩治海盗行为进行分析,提出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增设海盗罪的具体构想。     

倒卖文物罪研究

鉴于司法实践中沿用投机倒把罪规制倒卖文物的犯罪行为的做法,有违世界通行的罪刑法定原则,1997年刑法增设了倒卖文物罪。倒卖文物罪的“倒卖”应该结合法条上下文以及立法目的理解为买进卖出（包括为卖出而收购、运输、贩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的行为。倒卖文物罪与合法收藏文物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对象的不同。废除倒卖文物罪,设立非法买卖文物罪,以便于更好地打击破坏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的处置、流通秩序的犯罪行为。     

施正信的曲折人生

1966年春,已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任职十几年的施正信突然被瑞士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驱逐出境。是年57岁的施正信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调他到东地中海地区工作的提议,毅然踏上了回国的飞机。瑞士政府为什么把他当作“危险人物”?当时正值“文革”,他回国后的遭遇如何?怀着这样的好奇心,我来到北京西     

一种传统武力陋习的考察及对当代的警示

中国农村通过选择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问题,是中国乡土社会流传已久的陋习。旧中国乡土社会村民解决村际纠纷的方式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民间调解的武力手段,从而建立了武力规制下的村落秩序,并形成了一种武力陋习。武力陋习形成的根源是政府的腐败、不作为导致的司法离场,以及村民对"江湖好汉"的推崇、行动的算计和话语权的争夺。在当今的乡土中国,这种武力陋习死灰复燃,以非常迅猛的速度在乡村蔓延并与司法共生,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公共安全。要消解这种武力陋习,必须重新审视我们政府在农村治理上的粗暴行为,以及进一步规范民间体育社团,合理引导民间体育社团的良性竞争,并通过法治和村民自治的有效融合,满足农民的公正性诉求。     

中国古代的专杀权与专杀罪

凡是无须禀命就可以实行诛戮者,称为专杀权,这个权力要通过授予,或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没有专杀权而擅自杀人者,则是专杀罪,不但法律有治罪条文,而且属于重罪。同样都称为专杀,前者是权力,后者是罪名,也就使专杀权与专杀罪的界限不清,进而出现许多变数。厘清专杀权与专杀罪的关系,不但可以了解古代司法的特别程序,也可以弄清法律变化的原因,以增进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理解。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定罪标准研究——以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五条为视角

一直以来,学界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定罪标准都争论很大,而且前后的立法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不同种相关行为的定罪成为难题。笔者拟对本罪之定罪标准予以界定,以期解决司法实务中不同种相关行为的定罪难题。     

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档案管理的几点认识

<正>目前,我国正处于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高发期,且这种情形还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而呈上升趋势,公共安全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松花江水体污染事件及前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安全事件给全社会敲响了公共安全的警钟。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多种类型,是人们对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难以预测的突发灾害事件的通称。而围绕     

本刊追踪

冀中星系不慎引爆炸弹8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爆炸罪对首都机场爆炸案犯罪嫌疑人冀中星依法提起公诉。朝阳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公诉机关认为,冀中星法制观念淡薄,遇事不能正确处理,以爆炸方式危害公共安全,应当以爆炸罪追究     

明代流刑考

在传统的五刑制中 ,流刑处于降死一等的重刑地位。但从司法实践来看 ,隋唐以来 ,流刑惩治力度不足的问题一直很突出 ,宋、金、元等朝代均采取了不同的调整措施。至明初洪武朝 ,传统流刑已经基本废而不用。《大明律》定以流罪的条目基本以“宽”、“减”的形式 ,以徒役或赎免的方式得到落实。而流刑所承担的司法任务则由五刑之外的口外为民与充军 ,主要是充军来完成     

轻小型无人机在森林督查中的应用

在传统的森林监控工作,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危险系数非常高。现如今无人机为林业检测提供了一种捕获图像的新方法。无人机在获取影像的时候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同时获取图像和数据的成本低,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所以选用小巧的无人机对林地进行调查和研究,为相关部门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性。本文从森林督查的目的、无人机在森林督查中的优势和不足、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方法、森林督查应用实例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     

浅议滥用职权犯罪的因果关系

要确定某种行为为犯罪行为,首先就要认定该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危害结果发生时,要求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滥用职权犯罪中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时,定罪处罚毫无争议,但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定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否包括偶然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因果关系相当复杂,若不正确处理,就会导致主观归罪,或者客观归罪,或者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滥用职权犯罪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     

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犯罪

在当今信息时代,网络知识产权纠纷和侵权比较突出,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由此产生。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一种,包括网上侵犯著作权犯罪、网上侵犯商标权犯罪、网上侵犯专利权犯罪和网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它具有区别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个性特征,给知识产权犯罪理论、立法和司法带来了挑战。     

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看我国个人财产申报法律制度

现行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为进一步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由于此法在立法上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导致该法的适用性不强。笔者针对此问题,从此罪设立的正当性方面,对我国设立个人财产中报制度的必要性和应包括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简牍所见秦代“为不善”罪——兼述秦代法律与伦常秩序

秦代"为不善"一词见于法律条令,是一类罪名的总称,指有意侵犯君权,败乱其统治秩序的重大犯罪。具体而言,"为不善"除包括直接危害统治秩序的反、逆、叛、降等罪之外,可能还包括弑父、不道、禽兽行等间接危害统治秩序的逆乱恶行。秦法针对这一类犯罪在实际判罚上虽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特征是:一般以死刑及迁刑处置首从犯及缘坐者,规定"令(迁者)终身作远穷山,毋得去"。"为不善"罪渗透着礼的精神,表现出森严的社会等级性和浓厚的家族伦理性。秦汉以后"为不善"罪的分类条目日益明细,周齐与隋唐时期的"重罪十条"以及"十恶"之罪名,当与其有一定的承续关系。     

新英格兰殖民地刑事司法重点的转移

新英格兰地区刑事司法的重点从道德罪向财产罪的转移,曾被视为美国现代刑法观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主要是发生在美国革命后的三十年里。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转变其实早在清教殖民地建立不久即已开始,并随着殖民地社会在大众观念、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和宗教影响方面的变化而逐步加强,成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势。从新英格兰清教殖民地刑事司法重点的转移可以看出,美国刑法的现代化虽然起步很早,但进展缓慢,历时长久。事实上,直至19世纪结束,美国在经济增长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上领先于欧洲的同时,却在刑事司法和国家机制的现代化上落后于许多欧洲国家。这一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应该得到中国史学界更多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