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史观与多样化的通史书写

正历史观念的多元化与通史书写的多样性,是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书写的突出特点。民国时期编撰出版了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中国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格局,既缘于历史观念的多元化及由此导致的通史认知的多样性,亦缘于通史书写体例的差异性。因历史观的多元化而呈现出通史认知的多样性,因中国通史认知多样性而导致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的基本态势。一、历史观的多元化与通史认知的多样性     

金毓黻论通史编纂

金毓黻指出,现代通史应概括地叙述历史发展进程,贵在脉络贯通而简要有序,通古今之变为其必具之要义。因而,在历史分期上不能机械地模仿西史,在撰述方法上应以鸟瞰式为主、虫蛀式为辅。此外,还需恰当地处理与专史的关系,通史应以求通为目标,具体详尽的记述则由专史承担,二者各司其职。金毓黻认为,周谷城《中国通史》以鸟瞰式方法观察中国历史,最得通史要领;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所创之通史体例以简驭繁,近乎现代通史之要求,而梁启超试图合通史、专史于一体,这是其通史撰述难以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金毓黻有关通史编纂的认识,既是对20世纪前期史家通史撰述实践的总结,也是对其理想中通史的期待与规范。     

论通史

在中国 ,“通史”是一个常用且易解的词。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史、世界史的书常题名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而英国人写关于世界史或英国史的书就叫“世界史”或“英国史” ,其中并无一个“通”字。西方语言里有好几个看来与“通史”相近的词 ,但其真实含义并非“通史”。西方的普世史传统来自古希腊 ,据柯林武德分析 ,这种传统与“实质主义”思想有关。中国的通史传统来自先秦诸子的富有历史倾向的思想 ,这种思想恰好是反实质主义的。中国的“通史”精神就在于通古今之变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以20世纪上半叶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的中国通史编纂与理论为中心

"通史家风"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0世纪上半叶,许多史家重视"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撰写出一批中国通史著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做出重要贡献。以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视"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在中国通史编纂上成就显著。所谓"批判继承"是指他们既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批判中国传统通史的编纂理论、编纂内容和通史理论的封建性和落后性,又对其积极合理成分加以继承发展。     

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

正编者按:重视通史编撰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在民国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形成了中国通史编撰的热潮,撰写了众多有影响的中国通史著作。这些通史著作,与中国传统史家编撰的通史著作有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既体现在因历史观的转变而引起的对中国历史理解的不同,也体现在因体裁的变革而出现的书写方式的不同。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既有许多依据进化史观审视中国历史转进程而书写的通史著作,也有许多依据唯     

喜读《洛阳通史》

目前,由我市两位青年学者李振刚、郑贞富合著的《洛阳通史》,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面世。此书的出版,立刻引起了我市历史学界、文化界以及广大读者的关注。这是因为,此前,我市还没有一部系统性的通史著作,而洛阳由于其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多少年来随着海内外对洛阳研究的深入,又迫切需要这样一部通史性的著作,     

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重读《简明中国通史》

《简明中国通史》结集了吕振羽同志的主要成就,是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学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部著作命笔于1940年秋,至1941年2月完成上册,旋因作者转赴苏北根据地而中辍写作。1948年,吕振羽同志在解放战争烽火中继续写作,由江明同志协助完成了此书下册。建国后,屡修订,至1959年最后一次修订再版。《通史》的写作历时二十年,先后印刷近六十万册,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影响至为深远。 《通史》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中国通史,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它的问世,不仅构筑成吕振羽同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更为重要的是它沾溉了无数后学,使之受益非浅。直至今日,吕振羽同志在《通史》一书中所体现的治史精神、优良传统,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这里仅从两个方面谈一点粗浅体会。     

从学术史视角看吕思勉的通史写作

正"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1)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进入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     

周谷城及其《世界通史》

在当代著名的史学家中,唯独周谷城教授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这两部通史,集中反映他的史学思想,现在都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正在广泛印行。《世界通史》成书于四十年代末,经历了近四十年,几经周折,饱经风霜,依旧为中外读者所欢迎。如今,周著《世界通史》和他的反对欧洲中心论,显得更富有生命力。 周谷城祖籍湖南益阳县,1898年9月13日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今年八十七岁,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史学会会长。他治学六十余年,从史学到哲学,从美学到政治,涉及人文科学     

梁启超对中国通史的编纂和设想

梁启超研究中国历史,极为重视会通的观点,重视通史的写作。他认为通史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以便于鉴往知来。梁启超治史一生,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要写一部适合国民需要的中国通史。为此,不论是在中国通史的写作和设想上,或     

居廉水墨杂花册鉴考

"居古泉先生是承前启后一位大师,岭南三家初得新技法,合居氏画风影响创出新国画。此册是居氏神来之笔。虽未署款,审定为晚年精品无疑。吾曾见居氏花鸟册不下十余件,但未有及此者,近兄以重金购藏,可宝也。壬申五月、善深。"这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杨善深先生在居廉《水墨杂花册》中的     

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

夏民族从颖河流域和汾河下游发展到伊洛平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生境的不断优化而步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王都,从而开启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先河。二里头城市文明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夏文明的跃进。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展》的陈列设计

新乡市博物馆搬迁至原平原省委旧址后,利用旧址主楼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其中<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在展室面积、展线长度及展室结构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精选青铜器103件,内容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铜镜三大部分,展示了青铜器在国之礼仪、国之战争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出新乡市博物馆的文物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 1958

The author defines satellite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uting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or cities. He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ir functions,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 of satelli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oviet city planning.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the Russian term gorod has been translated as city, and poselok gorodskogo tipa (urban-type settlement) as town.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生年之发现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向来不为绘画研究者所重视,只因其曾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奉命而举荐王翚（1632-1717年）主绘《康熙南巡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与孙岳颁（1639-1708年）主编《佩文斋书画谱》、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王原祁（1642-1915年）先后主持《万寿盛典图》而进入绘画史的视野,故其生平资料现存甚少。《清史稿》将宋骏业小传附于乃父《宋德宜传》之后,曰：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混乱,呈多元化货币发行的格局,但在各种主体发行的货币竞存中,乡村底层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即县乡纸币,是最独特的一种。笔者有幸参与由戴建兵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的编写,有机会对石长有先生等人收藏整理的民国时期县乡纸币有较全面而又直观的了解,其中经商会注册或由商会直接发行的纸币尤为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