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江南土布流行纹样研究

民国时期江南土布曾在中国近代纺织业的历史舞台上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洋布的冲击,仍是流行于广大平民百姓的衣料,屹立在民国时尚的浪尖,民国是江南土布工业化程度最高、发展最成熟的一个时期,本文主要通过对民国时期江南土布基本纹样的断代研究来分析总结江南土布纹样的规律,为当今把握江南土布纹样的特点提供借鉴。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丝绸业的摧残

古往今来,丝绸生产一直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尽管曾经历过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但是到民国前期,中国丝绸主要产区的丝绸行业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和历史性的进步。缫丝业由传统的农家手工土法制丝发展为大型的机械化缫丝     

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

绵延日久的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对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以及城乡手工业生产与这种市场网络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以邢台、邯郸为中心的冀南地区,长期以本地出产的土布交换西北省区出产的皮毛,形成了一条重要的长途贸易商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传统商业网络仍继续存在,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在国内外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下,冀南土布除满足当地农村部分需求外,开始"专以西北为销场",西北市场成为冀南土布生产赖以维持的关键.另一方面,冀南土布换来的西北毛皮支撑了邢台毛皮制作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促使邢台成为近代中国毛皮生产和集散的中心之一."土布换皮"的主体是冀南的农民皮毛商贩,他们遵循传统的交易方式进行活动,却同样承担着与近代经济体系相关联的商品运销,从而把近代商业体系无法触及的边地农村同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土布换皮"贸易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逐渐浸染上近代资本主义关系的特征.     

江苏省传统植棉业衰落原因探析

适宜的风土气候,为江苏省成为全国主要棉区提供了天然条件。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与发展,棉花种植和土布纺织在江苏省农民经济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江苏省最终成为全国棉业的中心。清末洋纱、洋布特别是先进纺织技术的传入,促成机器纺织业雨后春笋般兴起,土布纺织被排挤出主流地位。江苏省的传统棉种,因难以满足机器纺织的高品质要求而遭排斥,大量海外优质原棉取而代之,传统植棉业面临严峻危机。     

南通色织土布的历史演进

南通是中国四大"土布之乡"之一,手工棉纺织历史绵延数百年,在中国纺织经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南通土布中色织土布的品种和织造工具出发,将色织土布的发展分为:传统时期、改良时期、工艺巅峰时期三个阶段,对数百年来南通色织土布的发展演进历史作一回顾。     

徐州光裕号铜元票赏析

正民国时期,徐州有一家私人商号发行的纸币上面有524个字,这是中国纸币中极少见的,这张纸币就是徐州光裕号铜元票(图1)。徐州私人发行铜元票简况清朝光绪年起至民国年间,在徐州社会上出现十余户发行铜元票,他们是钱庄、工商号业单位。其中含有徐州光裕号。该号于民国乙丑年(民国四年,1915年),发行当十铜元壹百枚的纸币一种,     

庞莱臣及“虚斋”收藏的名画简

庞元济（1864-1949年）,字莱臣,号虚斋,庞云镨（1833-1889年）次子,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庞元济有着极为雄厚的经济实力,除依托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断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民国政治事务外,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绘画的收藏与鉴赏,是民国以来最为著名的古画收减家,有“收藏甲东南之誉”,在民国绘画收藏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宰豚不售肉 售肉不宰豚——趣话民国年间的扬州猪肉业

正"杀猪的不卖肉,卖肉的不杀猪"这是民国年间扬州猪肉业的行规。其时扬州猪肉业的经营有猪行、宰坊、肉案的分工。猪行从事生猪买卖牵线和远距离购销业务。宰坊专事宰猪,所谓"不卖肉",系指不零售,专营猪肉批发,同行中称为"汤盆",肉案则专营零售。养殖民国年间,养猪是扬州及周边地区农民家庭的主要副业。城市居民中养猪者也不乏其人。猪饲料以粮食     

谈谈旧汉口的“三鸟” 之害

鸦(鸦片烟)、雀(麻雀牌,指赌博)、鸨(娼妓业主,指卖淫嫖娼)“三鸟”是旧中国影响巨大、危害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旧汉口的一种严重的社会弊端,正直的人们对其深恶痛绝.近代史上曾发动过声势不小的禁烟、禁赌、禁娼运动,可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三鸟”之害依然如故.“三鸟”之害固然是旧中国的社会痼疾,但在近代呈愈演愈烈之势,则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一是西方社会不良风尚传入,加剧了“三鸟”之害的流毒.鸦片的大量倾销,赛马、轮盘赌一类西式“博戏”的泛滥,洋卖淫妇来华开业,洋商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还有大众传媒舶来的西方社会丑恶现象等等,在中国造成了恶劣影响,民国年间尤甚,汉口也不例外.道光年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厉行禁烟,武汉地区鸦片流毒本来有所衰减,然而1861     

浙江兴业银行“风景图案”纸币解读

正成立于清末的浙江兴业银行纸币至今尚未有立论准确分析详尽具有说服力的文章论述,且不说扑朔迷离的清末版别,就是民国年间的版别也大有探讨研究之处。一般纸币爱好者都知道,浙江兴业银行民国年间发行的纸币图案均为"人像"——即王阳明、管仲和齐太公,而《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第十卷)第50页却载有浙江兴业银行两枚风景图案纸币,五元正面为杭州御碑亭与雷峰塔,背面北京颐和园铜牛     

“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论

1910年代在20世纪的中国占据着重要地位。由辛亥革命创立共和民国,到五四运动高扬爱国民主,现代产业经济的较快发展,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在在为中国历史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留下之遗产至今仍可圈可点。为了进一步推动对1910年代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2006年8月25—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北京联合主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民国史研究室规划以民国时期的“年代”为主题和论域召开的系列学术研讨会之一①,来自海内外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     

民国年间的扬州商会

<正>民国年间,扬州商会是沟通政商的桥梁,肩负管理商业的重任,稳定市场运行,约束商家遵章守纪,维护商户合法权益,调解商界内外纠纷,办理各行业商户开业、变更、闭歇事宜,领发证书凭证,参与契约公证等等固然是其份内之事,而参与重大社会事务,保障地方安定,襄助社会公益事业,也当仁不让,活动十分活跃。商会在民国扬州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清末至民国年间扬州商会沿革民国年间的扬州商会,系从清末的扬州商务分会衍变而来。     

“其昌”银店及其外销银器

<正>外销银器是中国银匠按照西方银器的式样,采用中国传统的制作工艺。生产制作并销售给来华的西方人或接受洋风的中国人使用的金银类器皿。根据目前外销银器的流传现状可知,最早的外销银器始见于康熙年间,兴盛于乾隆至道光年间,清末至民国持续发展,前后延续200余年。早期的外销银器主要产自广州,五口通商之后慢慢向香港、上海及近代以来的开埠城市扩散。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口通商”谕令的颁布,广州成为西方商人海路来华贸易官方唯一许可的通商口岸,广州由此垄断中西海路贸易近一个世纪。广州工匠凭借着敏锐的商业洞察力、精湛的手工技艺、     

民国南洋华侨文献出版热及“南洋”观辨析

论文以民国代表性华侨著述的序、跋为切入点,分析阐述了民国南洋华侨文献出版热的背景和民国南洋华侨文献的出版特征,进而对民国公众认知中的"南洋观"进行了辨析。认为经济因素是民国南洋华侨研究热和出版热的内趋动力,经济话语贯穿南洋华侨研究文献始终。在"南洋作为常识"的出版热中,大众"南洋观"逐渐形成并呈现出流变性,即从我族中心主义转为基于经济互惠前提的平等合作、共存共荣的全新视角。目前呈散点分布状态的民国南洋华侨研究专题文献,亟待整合建构,由此发掘在大中国民族主义整一性视域下被遮蔽的辨证的"南洋"认知,有利于从源头破解历史上南洋华人与土著、中国与东南亚在各自的民族主义强势话语影响下形成的刻板成见,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史及华侨(华人)史研究。     

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

苏州丝织手工业历史悠久,云锦公所为其行会组织。明末清初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行会制度开始动摇,行会功能遭到削弱。清朝末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苏州丝织业云锦公所的旧式行会色彩日益淡化。虽仍沿用旧称,但与传统社会里的纯粹行会组织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表现出向资产阶级同业团体过渡的特征。到民国年间,在苏州丝织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云锦公所也完成了自身的转化,演变为资产阶级同业组织的成熟形态——“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     

第二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40年代的中国”。本从民国政治、民国经济、民国社会与化、民国人物等几个方面对这次会议主要内容进行综述。     

未发出的部颁宝库“光绪通宝”样钱

《新疆钱币》1999年第2期蔡龙根先生在“漫议红钱的早期伪品”一文中提到了“光绪通宝”背满文“宝库”钱,作者以朱氏父子著《新疆红钱》所录钱拓为基础,以该书图534、535、536、537四枚钱为对象,对它们是否属部颁样钱或建省纪念币作了讨论。蔡先生因背文有出现传形,特别是二枚面文“一统万年”背出现传形,满文描摹咸、同朝铸钱“字头右侧多了一点”等,否定了它们是清代铸造,以为是民国年间“仅是钱商与藏家开个骗钱的经济玩笑”,换句话说,作者以为它们是民国年间臆造的伪品。《新疆红钱》所录这四枚钱,     

清末浙南的区域市场与“衰而未亡”的土铁业

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被迫逐步开放国内市场,传统手工业受到洋货冲击。虽然洋铁影响日著,但浙南石仓土铁业在同光年间顽强复兴,并维持到民国。利用土铁业账簿、收据、税单等,本文对该地应对洋铁冲击的策略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发现土铁业:一,强化了洗砂业的副业性质;二,继续维持与外部市场联系;三,转向服务本地区域市场的铁锅和农具加工业。土铁业"衰而未亡"的主因是广大内陆乡村区域市场为其提供了自我调适的时间与空间。     

奉系政治舞台的支柱——边业银行及其钞票

奉系军阀是民国初年到“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它从奉天起家到统治整个东北,进而将势力扩展到华北地区,纵横半个中国。作为这支强大政治势力的经济支柱———边业银行及其钞票,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一、边业银行历史沿革研究边业银行的学者,习惯把边业银行划分为旧边业银行与新边业银行(或称东北边业银行)。旧边业银行是由西北筹边使、皖系军阀徐树铮“以开发边疆,巩固国防为名,呈准当时的北京政府立案”①而设立。旧边业银行成立于民国七年(1918),总行设在库伦,不久迁至北京。它以发展边疆实业为宗旨,列入徐氏…     

“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

在民国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脉络之中,费孝通是最有识见、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是社会经济学家、思想家。费孝通通过实地调查,以其宽阔视野,对中国农村经济做了贯通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比其他学者更加全面和独到的见解,为当时乃至未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破解之道,即减少人口、平均地权、实行减租、建立集合经营农场、分散发展农村工业、平衡城乡关系、传统与现代金融并行不悖等。在对农村经济的阐释和解决方案中,费孝通属于温和派,既对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持批判立场,又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合理性和生命力;认为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和融合的。尽管他对农村经济的研究没有提出高度抽象性的概念,但仍为中国乃至世界农业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