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那鼎与乌氏、朝那

固原博物馆藏战国晚期早段"朝那鼎"上的三段刻铭,对研究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泾河上游彭阳地区的族群及行政区划的变化有指向作用。乌氏戎在战国晚期的居住地是秦惠文王设立乌氏县的基础,汉武帝时期分乌氏置朝那,秦惠文王等"祠"朝那的湫渊,都是秦汉时期通往西北地区的重要地理坐标。     

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

本文将里耶秦简牍中有关阳陵、迁陵的文书记载与传世文献、考古发现相结合,考订这两个秦县的沿革与地望,并着重分析阳陵县的起源、地望和迁陵县的乡里结构等问题,指出:目前关于里耶简中阳陵地望的两种说法,均不能与传世文献完全吻合,我们认为此县既不属洞庭郡管辖,也不应在关中地区;由此提出另一假设:里耶秦简中阳陵县的前身即见于包山楚简之“阳陵”,为郑国故地,后属于楚,当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北。迁陵即今里耶古城,但非洞庭郡治所;迁陵县下辖乡,乡下辖里,与包山楚简所见县辖里的结构有所不同。     

西汉朐衍县城地望考

西汉朐衍县城地望考亿里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时,岐、梁山与泾、漆水之北有朐衍之戎,后灭于秦。《汉书·地理志》又载,西汉于此地置县,因处于朐衍戎居地,故称朐衍县。东汉初期县废。由于史书仅记其大致位置,对其县城的县体地望,现代学者很难以文献资料...     

秦汉黔陬县地望考

按文献记载,黔陬县是秦时所置,为西汉所沿袭,属琅邪郡,东汉时改为黔陬侯国,属东莱郡(2)。关于黔陬县的地望,早期文献中记载较为明确,然由于种种原因,后世文献尤其是近代以来,对秦汉黔陬县的地望出现了不同的说法。近年来,我们在胶河及洋河流域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新发现了几处秦汉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为我们讨论该区域内秦汉时期琅邪郡辖县的地望提供了新的线索。     

唐宋泸属西部羁縻州县研究

今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地区,唐宋曾是泸州都督府、泸州属地,先后置有19个羁縻州、50多个羁縻县,但唐宋地志对其具体地望记载不够确切,后之治史地者往往不得要领。谭其骧、刘统、蒲孝荣、贾大泉、史为乐等对这些羁縻州的地望也有不同的解释,所惜不见有文字考证。笔者据有关史料,考证了泸属西部11个羁縻州、30多个县的建置沿革、交通格局和具体地望,并对各家的定点进行了商榷,最后以地图形式复原了这些羁縻州县的分布情况。     

秦汉左邑、闻喜县地望考论——兼论闻喜县的沿革和治所变迁

左邑县是秦因晋都曲沃而置,故址即今山西闻喜县所在;闻喜县则是汉武帝升左邑之桐乡而设,其地望在今闻喜县东北、涑水南岸的东王村附近;东汉时并左邑入闻喜,县治则由桐乡迁到左邑故址。北魏时,闻喜县改属正平郡所辖,县治由汉晋故址迁于甘谷口,即今闻喜县东北之东镇稍东;北周武帝时,闻喜县与州、郡一并移治柏壁城,在今新绛县西南二十里处;隋开皇十年(590年),县治又迁回甘谷口;唐元和十年(815年),再西南迁于桐乡故城,亦即西汉闻喜县故址;五代时,闻喜县又移还左邑故城,历宋、元、明、清至今未变。     

《灵王遂申》与春秋后期楚国的申县

依据新发现的蔡侯班戈等新材料,本文确认了上博简《灵王遂申》一篇中的申应指申县,地望在今南阳市城区东北部,吕在申县之西的吕国故地。春秋后期,随着灵王的即位与迁民,申县的军事性质或许发生了转变。     

“沙河古桥”为汉唐西渭桥说质疑——读《西渭桥地望考》

<正> 在汉唐长安城附近的渭河三桥中,惟西渭桥的位置史籍所记岐异多,出入大。谴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三同志的《渭河三桥初探》(以后简称《初探》)和段清波、吴春二同志的《西渭桥地望考》(以后简称《地望考》)已先后指出:一因古代咸阳县的治所曾多次变迁,在西渭桥本身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它与咸阳的相对方向和里距也会出现差异,     

关于《魏书》两个重要地名地望的考实

证据表明推寅所迁之“大泽”在河套,诘汾所 迁之“匈奴故地”即鄂尔多斯高原。此两个地望的证明说明诘 汾所迁之“匈奴故地”是从河套一隅之地向鄂尔多斯高原之扩 展,其扩展为拓跋东进代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鄂尔多斯 是为拓跋鲜卑的发祥地     

试解岩州失踪之谜——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地理考

唐代曾于岭南道置岩州,迄今不详其置废沿革及地望。今考岩州系调露二年析郁林、横、贵、牢、白五州地置,州治安乐县在拿广西贵港市木梓镇。元和年间为黄洞蛮所陷．于廉州大廉县(今广西合浦县)置行岩州。南汉乾亨二年避刘岩讳改常乐州,益以廉、罗二州地。宋开宝五年,废入廉、辩二州。本还对岩州、常乐州属县沿革及地望进行了考证。     

陕西唐十八陵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陕西关中唐十八陵,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营建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历史、文学、美术、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旅游文化产业开发价值。目前陕西的个别县域只对部分帝王陵墓进行了开发,割裂了唐陵文化的整体性。本文通过对唐十八陵的分布地域、文化资源特征的论述,分析了其产品知识性强、市场结构不均衡等内容,指出了唐十八陵文化旅游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着产品结构比较单一,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营销模式滞后,游客回头率低;产业化程度低,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等系列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唐十八陵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途径。     

近百年来甘肃汉唐方志整理研究综述

甘肃汉唐之际纂修的方志大多散佚,虽然仅有部分为传世文献引存,但却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近百年国内外有关甘肃汉唐散佚方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存目稽考、佚志辑校、综合研究等方面。遗憾的是,每方面都有不足之处：存目稽考仅为考订题名、撰者、卷帙存佚及成书年代之作,并非辑佚校释之著述;佚志辑校方面均有失考之处,且有的未进行校勘整理;综合研究方面比较欠缺,成果很少。因此,甘肃汉唐方志的整理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     

武氏祠天帝降罚图浅析——兼谈汉代善恶报应思想

祠堂是祭礼死之处,又是宣教人生的道场,汉代祠堂画像石主要刻划激励人们效仿积善行德的榜样,同时也表现那些多行不义的后果。天帝降罚图正是汉代善恶报应思想的艺术体现。     

建国60周年安徽重要考古成果展巡礼

由安徽省文化厅主办,安徽省文物局、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考古所承办的建国60周年安徽重要考古成果展在安徽省博物馆开幕。60年前,安徽的文物考古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取得了阜南商代青铜器、屯溪土墩墓、寿县蔡侯墓、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合肥包拯家族墓地等一大批考古新发现。     

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

本文对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进行了探讨,并利用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新资料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与演变同其它事物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即夏──西汉的形成期;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过渡期;隋──唐的成熟期。研究古代都城的发展史,对于当今都城的设计与规划无疑具有一些可供借鉴的地方。     

关于兰溪建置沿革的几个问题

中国朝代有年号,一般认为始于汉武帝。此后,每个皇帝均要建元立号,直至中华民国。大多有关兰溪的志书记述兰溪建县于唐咸亨五年(674年),但各种权威工具书都认定公元674年乃上元元年。而且实际上,唐咸亨只有四年,并没有五年。武则天于674年改帝号为"上元",并从这年的八月开始了她的"天后"时期。兰溪的建县时间,恰好在这年的八月,正好进入了上元元年。文章认为,大概是当时的史官站在正统观念上,对武氏女皇执政,心存腹诽,因而长期不愿改用新的年号记事,故而将兰溪建县时间记为咸亨五年。     

目录学视野下的《论语》变迁

伴随《论语》在儒家经典的地位的上升,以目录学为观察视角探析《论语》在众多的目录著作中由最初的＂经之附庸＂,逐步发展为一个固定类目,梳理《论语》类目在目录著作中的分合衍化,在经过了先秦两汉、魏晋至隋、唐宋、明清四个阶段后,由《论语》类目发展为＂四书＂类目的脉络。     

外朝化与平民化:中国古代郎官考述

起源于先秦,盛行于秦汉的郎官在中国历史上沿着由内向外和由高向低的两种趋势发展、演变。“由内向外”即指郎官从侍卫、参谋的天子近臣逐步给事外朝官吏,诸郎名称与其给事的官职日趋固定化。“由高向低”是指郎官由“官郎”走向庶民,即郎官之平民化。郎官在沿着上述两种趋势演变的过程中,汉武帝创制的郎官给事中外朝制度和东汉的三署郎补吏制度无疑起着加速剂的作用。历经九品中正选官体制占主导的魏晋南北朝,郎官完成了这两种趋势的演变。隋唐以降,中枢郎官如“侍郎”、“郎中”、“员外郎”基本不再变化;而郎官自上而下的趋势虽有隋唐“贵郎”之反复,终改变不了郎官平民化的趋势。宋代以来,各行各业的平民均可自称或他称为郎,郎逐渐成为从事低贱工作者的代名词。郎官之外朝化与平民化是中国古代“近官”外朝化与平民化的典型个案。     

南唐陶俑之美

公元907年,唐朝藩镇将领朱温废掉唐昭宣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南唐交泰元年（958年）约50年时间,仍延续着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战乱不断。937年,李异灭吴,建立了南唐,把地盘扩大到江东、江西、湖北以及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地区。李异注重发展农业、蚕桑业,     

河南鲁山望城岗冶铁遗址2018年度调查发掘简报

鲁山县望城岗冶铁遗址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是一处典型的集冶炼和铸造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冶铁作坊,和当时的大型铁官具有密切关系。冶铸活动主要集中于两汉时期,遗址至迟在唐代已被大面积破坏。冶炼用的燃料是优质的栎木炭,并以白云石作为助熔剂,铸模表面以滑石粉作为涂料层。通过对泥模的烧成温度进行测试,在烘模工序方面也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