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卓《使金录》考论

南宋程卓于嘉定四年(1211)九月使金贺正旦,嘉定五年(1212)二月返回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出使期间撰成《使金录》一书。有人认为其书"简略太甚,不能有资考证","所记惟道途琐事","不能当作史料应用",等等。其实,《使金录》一书,不是宋人出使辽金"语录"中最为简略的,而是众多"语录"中比较祥赡的一种。书中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宋金交聘制度和礼仪,使者出使行程之地理、文物古迹、遗闻趣事、金代城市建筑、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等,皆为作者亲见亲闻,是研究金末政治、军事、地理、经济、文化以及宋金交聘制度十分难得的珍贵资料。     

周代的交聘使者及使团

以使者为交聘媒介是周代交聘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时已经形成了一套从使者任命、使者职责、行为规范、使团组成,直至返国复命等比较完备的遣使制度.使者及使团其他成员的任命是根据其层级的高低由上而下分别由国君、"宰"及"有司"等三个层级进行任命和挑选.交聘使团由交聘使者、事务人员、武装警卫人员构成,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而又相互密切配合,协同完成交聘使命.其不仅在周代的交聘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日后汉唐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交聘使节制度提供了蓝本.     

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正误二则

1.《金史》卷六○《交聘表上》(第1405页):“(海陵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二月甲子,以兵部尚书完颜元宜、修起居注高怀贞为贺宋生日使。”按:《金史》卷五《海陵本纪》(第94页):“(海陵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二月戊申朔……甲子,以兵部尚书完颜元宜等充贺宋生日使。”以此来看,似乎《交聘表》记载不错。然而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载,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五月,“金国贺生辰使副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翰林直学士翟永固见于紫宸殿。思恭等来报亮代立,既出境,就遣来贺”。与《交聘表》不同。又同卷三月条载:“三月庚辰,金主使龙…     

《续琉球国志略》的产生和贡献

清乾隆中期周煌集大成之作《琉球国志略》(二十二年丁丑,1757),也是继往开来之作。其后,又有两部续志:齐鲲、费锡章:《续琉球国志略》五卷、首一卷(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赵新《续琉球国志略》二卷、首一卷(同治五年丙寅,1866)。前后还穿插有赵文楷、李鼎元往封尚温(嘉庆四年乙未,1799),林鸿年、高人鉴往封尚育(道光十七年丁西,1837)两使次。李鼎元撰有《使琉球记》(嘉庆庚申,1800),与齐、赵两部续志合称“后三志”。其中以《齐续志》更为重要。“后三志”产生在19世纪上半华琉关系已臻鼎盛、同时又渐就式微之时期。尽管时值东亚国际风云变幻,英日构衅闽海,华琉宗藩纽带风雨飘摇,但毕竟在数百年交聘往来基础之     

周代交聘礼中的对等性原则

对等性是周代交聘礼中的重要原则,是中国古代发展政治实体、政权、民族、乃至国家之间和平交往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宝贵的政治思想财富。其对等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一是交聘主体的对等性。《仪礼.聘礼》和周之《秩官》所载典型的交聘关系,其交聘主体是两个对等诸侯国及其国君。二是接待人员的对等性。如果聘国以卿、大夫、士组成使团,则主国亦设置与此级别一一相对应的接待官员组合以负责接待事宜。三是接待仪节的对等性。交聘礼仪中宾主双方在服饰、进退揖让和面向等具体仪节均一一对等均衡,贯穿于聘礼的全过程。对等性原则在周代产生并非偶然,一方面,周代分封制度所贯穿的等级秩序,为交往关系中等级性的敌体、对等关系提供了"法理"上、制度上和事实上的依据。另一方面,对于"礼"的辩证思维和"中"、"和"、"德"等理念与对称、平衡的文化意蕴则是聘礼中对等性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和文化依据。周代交聘礼中的对等性原则不仅在日后汉唐时期的交聘制度中有所继承、借鉴,而且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对等性原则亦有相似、相通之处。     

汉代朝礼交聘功能的发展

汉代朝礼的交聘功能是随着当时交聘关系的发展而逐步加强的,一方面体现于朝礼中交聘功能的逐步加强,而汉王朝与四方国、族“朝”关系的发展决定了朝礼之从内部关系为主向交聘关系成分日益增加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体现于朝礼之向上陵礼、祀“三雍”礼等其他礼仪形态之延伸、扩展,以及将朝礼中的交聘关系成分移植于这些新型的礼仪性集会之中,一并纳入交聘体制之中,成为交聘礼仪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见海源阁原藏秘籍经眼记

2001年,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王绍曾先生完成<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下简称"订补"),对海源阁存世的五种书目进行了彻底的整理,并就知见海源阁藏书版本情况及去向等进行订补,被誉为"完善海源阁的书目体系,重现杨氏五代庋藏之盛"[4].据绍曾先生研究所知,现传世海源阁书目共五种,分别是:<楹书隅录>五卷,<楹书隅录续编>四卷,杨绍和撰;<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四卷,杨绍和撰;<海源阁藏书目>一卷,杨绍和撰;<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四卷,杨绍和撰,杨保彝补撰;<海源阁书目>不分卷,杨绍和撰,杨保彝增补.     

金朝礼部官员民族构成初探

金朝礼部官员之民族成分涵盖金朝境内女真、契丹、奚、汉等族,而各族在金朝礼部官员之比例不尽相同,礼部长贰官整体上是以汉族为主体,但从时间上来看,金朝前期礼部长贰官以辽、宋降臣为主,中后期则以金朝自身培养的人才为主,尤其是后期礼部长贰官中女真族人数逐渐增多,这是金朝礼部长贰官民族构成的最大特点。此种现象与金朝的用人政策、各族文化发展水平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金朝初年实行"借才异代"政策,使得大量辽、宋降臣进入金朝官僚体系。中后期,由于科举、教育制度逐步完善,金朝本朝培养的人才大量涌现,尤其是女真官学、科举的建立,使得金朝女真族文化素质得到大幅提高。     

金朝接待宋使两考

<正>关于金宋交聘制度，学界已有研究，(1)但金宋交聘制度的重要细节及其所反映出的文化交流印迹，迄今为止学界讨论的却并不多。本文试从金朝对宋使接待流程中的特色食品和特色仪轨两个细节出发，透视金宋文化交流及女真入主中原之后对中国北方文化发展演进的影响，不当之处，尚祈批评指正。一、特色食品据《北行日录》记载，楼钥于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初九庚寅到达金南京，两天后的十一日壬辰，     

慧琳《一切经音义》成书年代考实及其他

唐释慧琳撰《一切经音义》的成书年代,过去或日成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或日成于元和五年(810),一直没有定论,因二说皆为孤证。今本得《册府元龟》卷五十一《帝王部·崇释氏二》所载一条慧琳于元和三年三月向朝廷进献该书的资料,证实该书撰成于元和二年可无疑义。《宋高僧传》之“五年”说,或为字误,或为传闻异词。据《册府元龟》此条,尚可知《一切经音义》为该书原名,而《大藏音义》等乃为后起之别名。复可知,慧琳《音义》原本尚有《目录》三卷。     

论孙里衍跋南宋小字本《刘子》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南宋小字本《刘子》是目前惟一可见的宋板《刘子》,该书经多位名家收藏,研究价值极高。本文考察它的流传过程,比对文字和注释,发现该书问题很多,有后人补配痕迹,并非全宋本。另附录部分考察了清代宫廷所藏宋本的流传情况。     

南宋宫廷绘画中的“谍画”之谜

本文根据宋代的文献材料,从大量的宋人册页中甄别出一些在军事上具有特殊功用的绘画。据考,在南宋出使金国的使团人员中,潜藏有擅长山水画、人马画的画院画家,他们奉命描绘金国的山川地形和女真人的军事活动,笔者称此类带有间谍用途的南宋宫廷绘画为“谍画”。本文阐述了“谍画”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南宋出现”谍画“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历史原因,对此类“谍画“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发现宇文虚中、萧照和陈居中等是可知的南宋”谍画“的作者。此种从军事角度认识某些宫廷绘画,尚属尝试。     

楼钥、范成大使金过开封城内路线考证——兼论北宋末年开封城内宫苑分布

南宋中期,楼钥、范成大记录下了他们使金路过开封城内的路线。综合各种史料分析可知,他们将所经过的里城北墙的景龙门误以为是旧封丘门。通过对这一误解的纠正以及其它一些相关史料,说明北宋末年兴筑的艮岳是向东跨过旧封丘门内马行街而到达里城东墙的。北宋末年宋徽宗在开封里城外边所兴建的各个宫苑的大体方位也可以得到确定,这些宫苑被囊括在一个夹城里边     

金代书院考

金中后期,在辽、北宋书院发展基础上,受南宋书院影响,金修复和新建了一些书院。本文经考证得出金有书院11所,其中新建书院6所、修复和延续前朝书院5所。这些书院集中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是汉人地区的办学行为。从办学途径看,均为民办书院,其建筑与当地的传统民居相结合,呈现出地域特点和民俗风格。同时概因私家积书之多而建书院,故金代书院藏书亦应不少。修复和新建书院,是金代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标志,对后世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书院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

本着重阐述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南宋与金分立,各自按照中国传统制度治理本朝。同时,也均在中国传统边疆观念的支配下推行边政,针对边疆地区各族的治乱、向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军政对策和措施,南宋致力于西部至西南地区,金朝致力于东北、北部、西北地区。本还揭示了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曲关系问题。     

《困学纪闻》元刻本考述

《困学纪闻》是宋末元初学者王应麟撰写的札记考证之文,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书在元代有两种刻本,一种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序跋完备的元泰定二年刻本,一种是没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序跋不完备的刻本。清代藏书家多怀疑他们手中的元泰定二年刻本为明刻本,而无序跋本才是真正的元泰定刻本。但是通过考察、分析中日藏书家的藏书志,《困学纪闻》在元代确有前述两种刻本,二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刊刻时间、版本形式不同,真正的元泰定刻本现藏日本,国内所藏元本只有无序跋本,而所谓的“元泰定本”其实是明翻刻本。     

《十咏图》及其对宋元吴兴文化圈的影响

由北京故宫博物院重新购藏的《十咏图》是一幅流传有绪的11世纪作品。在综合近人对《十咏图》考证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这一北宋绘画基准作品的历史重要性及其对吴兴一地的文化影响。这卷叙事性的作品通过描绘“南园”之景开创了“家产山水”的范例。在南宋史学家的笔下,《十咏图》呈现了特别的文化史价值:它被用作修纂《吴兴人物志》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它的创作成为中国史学上较早的以图像证史的自觉实践。在宋亡之际,收藏界开始将张先视为《十咏图》的创作者,即文人画的早期代表。配合文人艺术在吴兴这个元初绘画中心所形成的新格局,《十咏图》直接激励了赵孟顿等大画家确立起的反映主观自我意识的山水境界。这些新的山水创作不仅突出了地域景观特色,而且表现出文人画家们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努力显示自己的家庭财富及文化优势的鲜明个性。在此过程中,整个元代绘画的风格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完颜昌对宋态度的转变及其成因

完颜昌的对宋态度经历了一个由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过程 ,主要是由宋金战争形势发展变化所决定的。至于他主张将河南陕西之地交还南宋 ,则不仅仅是受宋金战争形势发展变化影响的结果 ,也是金朝内部矛盾以及完颜昌有意交结南宋的产物     

宋代花瓶

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时代约当南宋末年,其品类十分丰富,且藏品的时间跨度很大,是汇聚了很可以体现时代风尚的一批器物。花瓶正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诚可视作记述了宋代瓶花故实的一批珍贵标本。然而“花瓶”一词用来专指插花之瓶,其出现于文献的时间是在哪一时代,又两宋文献中的“铜瓶”、“胆瓶”、“玉壶春瓶”等,其与实物究竟有着怎样的对应关系,将此一系列问题辨析清楚,遂宁窖藏才更能显示出它的意义。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