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博物馆与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一、培养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重要性培养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与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密不可分。人类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造就了人类丰富多样的生存形式,构成了人类文明精神的完整性。由于近代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普及模式初探——以甘肃省天水市区和毛家坪村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指出：应当做好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制订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研究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文物保护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当前对于国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公众参与多局限于理论框架的构建,虽在城市开展有公众考古活动,但尚缺少必要可行的实践,尤其农村地区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资料与信息更少。大部分遗址实际上是分布在边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因此,提高城乡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极为重要。基于此,文章在调查国内外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现状基础上,以甘肃省天水市市区及甘谷县的毛家坪村文化遗产为例,旨在发现并阐释现阶段农村地区与城市公众对于我国文化遗产知识了解的差距,突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普及模式以期增强公众文保意识,为提高群众文保力量及“博物馆之城”建设作出贡献。     

文化遗产诠释与展示的国际理念和规范——从“适用于考古发掘”到“遗产地诠释与展示”

诠释与展示是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进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和欣赏,提高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手段。从《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到《文化遗产地诠释与展示宪章》等国际文件都传达了文化遗产诠释与展示的国际理念。引入这些国际理念,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并用于中国的实践将会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产生积极影响。     

提高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世界上的文化遗产属于我们所有人;它是脆弱的,它正在无时不刻地消失;专业保护人士和公众共同为了未来而保护它。 ICCROM是一个专门致力于文化财产保护的政府间组织,目前有109个国家是它的成员国。2000年,中国成为其中的一员。它的全称是国际文化财产保护和修复研究中心。1959年在罗马建立,是促进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唯一一个世界性的委托研究机构,所以它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主要通过五种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专业教育和培训,信息传播,研究,技术合作和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考虑到在提高公众保护意识     

文化遗产“学”的困惑

由于文化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文化遗产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镇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这也促使考古学、博物馆学、环境学、建筑学、规划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将研究方向调整到文化遗产方向,共同应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在这种大背景下,高等院校的教育也正在发生着悄然变化,“遗产中心”或“文化遗产中心”等机构纷纷成立,遗产专业方向或关于遗产的课程不断开设,投身于文化遗产方面的教员和研究人员不断     

关于文物普查及保护管理的具体分析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国家的文化遗产。文物普查是通过对文物基本情况及状态的调研普查,判断文物保护性质、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依据。通过文物普查能够使我国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培养传统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奠定基础。为了构建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落实国务院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标,我国应在以往几次的文物普查基础上完善文物普查及保护工作。本文就文物普查及保护管理进行了简要论述。     

河北武安明代寺庙群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项国家工程,也是近几年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能够形象而具体地向公众展示普查工作阶段成果和重要发现,本刊从本期开设“‘三普’新发现”专栏,向公众介绍在“三普”过程中新发现的重要文物遗存。     

关于近现代工业遗产保护的一些思考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遗产申请和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近现代工业遗产这一在西方的世界文化遗产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类别,不可回避的摆在文博工作者面前。由于工业遗产保护研究在国内发展相对滞缓,造成官方、公众普遍对我国重要的工业遗产价值认识不足,评定方式和保护方法含糊不清。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从评判标准、保护范围、保护方式等几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文化遗产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救济手段,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正在得到立法和司法机关的逐步认可。公众作为文化遗产公共利益的直接享有者,应当享有文化遗产权利,通过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尽管中央和地方立法、司法机关通过听证会、观察员等制度进行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积极探索,但仍然存在法律依据缺失、参与形式单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案件缺乏等问题。虽然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由检察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主导,但应当拓展公众参与公益诉讼的深度,并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原告资格。公众可以为公益诉讼提供线索与证据信息,参与评估公共利益是否受侵害及恢复情况,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或以特定身份直接参与案件审理。我国需要从制度层面畅通信息渠道、落实全流程参与决策机制、落实人民陪审员、观察员、监督员制度并完善激励制度,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化路径。     

现代城市发展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以丹凤门和大报恩寺塔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为例

在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当下,文化遗产保护已不仅是“守旧”和“拯救”,更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有机部分被赋予沟通历史与现代的社会使命。因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价值认知与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的协调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议题。同一时期实施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和西安大明宫丹凤门的保护利用工程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其引发的社会讨论也反映出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呈现方式、公众交流机制有调整空间,以更和谐地融入现代化城市发展之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既是非遗科学保护的逻辑起点,也是非遗科学保护面临的全新话题。首先我们要承认非遗自身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并充分意识到非遗自身的整体性、非遗构成要素的层次性、非遗对外在环境的开放性以及非遗文化基因的稳定性,对于构建非遗系统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对非遗实施系统性保护,不但可以完善非遗保护体系,提升非遗科学保护意识,同时还可以提高我国非遗科学保护的政策制定水平,让我国的非遗保护得到健康发展。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政策思考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的原因,与我国缺乏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从西方先进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看,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主要依赖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力量。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的局面,我们应该在文化遗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运行机制和规范标准制订三个方面着手,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这是加强和改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必由之路。     

碰撞与交融——西方在近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国人由于对文化遗产的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导致文化遗产保护起步较晚。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遗产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毁坏和流失,西方帝国主义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西方文明也曾起到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无论是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还是兴建博物馆的理念和实践,无不受到西方的影响。之前的研究较多讨论西方列强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掠夺和破坏,较少涉及其所发挥的促进作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利于进一步认清中国近代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兴起的动因。     

清华同衡规划院赴湖南通道侗寨开展申遗公众教育

2014年6月27日—30日,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专业技术团队和联合志愿团队赴湖南省通道县侗族村寨,开展了为期四天的文化遗产社会教育工作。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河流域的芋头、横岭、坪坦、阳烂、中步、高步六个侗族村落与贵州、广西其他侗族村落于2012年11月联合申遗,已成功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是活态村落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遗产的社会教育受众是社会公众,是激发公众保护意识、普及遗产保护知识的重要途径。     

快讯

201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周”在国家图书馆开讲 为了向公众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营造全社会珍爱传统文化、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在我国第八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与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周”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学津堂正式开讲。     

意大利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意大利公众参与遗产保护已成为一种民族自觉。意大利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主要集中在重视吸引公众参与遗产社会教育、加强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法律建设、保障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渠道等三个方面。意大利的经验启示我们,中国遗产管理也应在这三个方面加强建设。     

浅议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

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古籍流失情况严重,保护工作刻不容缓。文章从政府支持,增强少数民族自我保护意识、运用科学手段三方面入手,就如何保护少数民族古籍提出建议。     

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

公共考古学英文作,或被译作公众考古学。在英文中,public所指并非汉语中的公众及其群体,而更与国家公共机构密切相关。从这层意思上来说,Public Archaeology译作公共考古学更为贴切。这一概念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发达国家,最初是与考古学科发展所带来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工作中所出现的紧急情况密切相关的。这种紧急状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由学科专业化增强所带来的资料的保护和管理问题,第二是学术界对于大量的具有潜在价值的考古资源面临日益严重的破坏而自身却又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就是说,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公共考古学关注的焦点,甚至可以说,公共考古学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于公众角色的定位问题。这里的"公众"一词指的是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作为国家概念之外的一个具有批评性的实体,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参与权与解释权应得到充分尊重;考古学的公共方面多数是与文化、价值甚至经济利益冲突相关的,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不谐调的遗产";考古学归根到底是阐释文化认同及其演变,因此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脱不开干系。诸如此类,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中所遇到的这类问题,都成了公众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公众考古学现已发展成为当今考古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本文作为NickMerriman所主编的《公共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对于公共考古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系统论述,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试论新时期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趋势

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发布,加快了我国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进程,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文化遗产事业的内涵逐渐深化,注重其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独立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注重其世代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文化遗产事业的领域不断扩大,并由此引发了其要素、类型、空间、时间、性质、     

从《消逝的风景》看画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文化遗产保护是文化传承的关键环节。画家孙海峰用绘画的形式,再现了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他的作品充满工业文明时代的意味和韵律,激发人们对于这一工业文化遗存的热爱和情感。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离不开像孙海峰这样的具有超前意识的艺术家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