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常平积贮数据与常平仓制度运行考察

《清实录》、奏折、题本中的乾隆朝常平仓积贮分省数据或全国数据,系依据原额计算出来的理论数据,是账面上的合理存在,均不能代表等量粮食实物积贮在仓。一方面督抚年年具奏、具题声明高额积贮"实贮无亏",另一方面层层盘查基本无从谈起,奏报、题销流于形式。与高额积贮数据相悖,常平积贮在地方行政实践中遭到了州县官员的抵制,大量缺额成为普遍现象。随着乾隆十三年积贮政策全面调整,常平仓制度加快走向衰落。     

宋代第一批提举常平官派遣时间考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宋政府为推行常平新法,于各路首次派遣了提举常平官。对此,不少史书予以记载。但是,或语焉不详,或传抄舛误,提举常平官差派具体时间问题,存在着很大差异。梁太济、包伟民和龚延明三位先生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宋史食货志补正》和《宋代官制辞典》二书中,作了一些考证,提出了各自见     

简述“常平通宝”版别

《常平通宝》是朝鲜在公元1392-1910年间的铸币,相继27代,历经518年之久。据考,《常平通宝》钱币,不是象我国古代铸币取以年号或国号,而是取自统治者一个衙门(常平厅)“常平”二字。指望日后“天下太平,物价平准”。但事实不以统治者的意志而转移,终随贬值的《户大当百》大钱而一并告终。     

宋代提举常平司的沿革与财政体系的变化

提举常平司是宋代一项独有的制度,始设于王安石变法时期,常平司的设立打破了北宋初年以来三司转运司主管财政的格局,从此宋代财政体制进入了分司理财时期.由于王安石新法影响,常平司经历了多次兴废.本文试图通过对常平司建置沿革的考订,对王安石变法以后宋代财政体制的变化进行说明.     

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

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与其经营方式紧密相关。通过对清代仓储运作情况的考察发现,常平仓通过仓谷买卖获取利润的难度大,成功的个案少;社仓通过借贷仓谷获取利润的难度也很大,出借频率低。乾隆四十五年各地督抚汇报的常平仓盈余数额,充分反映了全国常平仓赢利能力的有限;乾隆五年朝廷有关常平仓采买的争论,显现出清朝官员经济意识的低下;山西义仓和直隶义仓多年的借贷经验,反映了社仓和义仓盈利能力的有限。无论常平仓,还是社仓,其经营理念始终局限在于粮食流通领域获取利润的模式。这种以仓养仓的经营模式,是传统仓储运作出现困境的重要因素。与仓储紧密相连的清代国家的治理水平和经济意识,也不应过分高估。     

中国港口粮食运输格局演变及其动力机制

粮食运输关乎中国民生大计,而港口是其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本文以中国港口为研究对象,着眼于1982-2013年,从进出港、进出口等角度,深入考察中国港口在国内外贸易中的职能分工与变化,归纳其空间模式。同时,从粮食生产分布、产需差异、需求结构、政策等方面探讨其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港口粮食运输能力不断增强,出港格局先是“向环渤海地区集聚”再“轻度分散”,进港格局则从“以北方港口为主”向“较为分散”演化,环渤海港口一直承担着中国粮食的出口职能,粮食进口则由“北进”向“南北同进”模式演变。     

多姿多彩的朝鲜常平通宝

朝鲜李朝仁祖李傺十一年（1633年,明崇祯六年）,中央常平厅设监铸造常平通宝。也有说是肃宗李焯四年（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始铸。它既非年号钱,又非国号钱。面文楷书直读,分小平、折二、当五、当百4等,均为铜质,背文除常平厅初铸为光背外,另有纪监、纪官衙、纪地、纪数、纪值、纪天干地支、五行八卦,有的还配以我国《千字文》中44个字。此外,还有背铸星、月、日、孕星等纹饰者。常平通宝鼓铸历时260余年,版式达几千种,可谓多姿多彩。在此,笔者不揣冒昧,将所藏常平通宝介绍如下,谬误之处,极盼教正。     

《钦定古今储贰金鉴》与乾隆帝之立储思想

乾隆年间编撰的《钦定古今储贰金鉴》(以下简称《金鉴》)以史为鉴,批判了传统的嫡长子立储原则,确立了秘密建储的家法,促进了清代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在清代官修史书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此书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但是对它进行专门介绍的文章尚未见到。本文就其成书背景、编纂     

左图右史 图史相因——《河南志》对唐宋洛阳城研究价值的再认识

《河南志》保存了大量宋本原文,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故为学界广泛重视。将《河南志》志文与图对照阅读和研究,可知其志文严谨、与历史文献及考古材料可互证。更为重要的是,《河南志》图所表现的一些细节,反映了城市格局和城市空间关系,为我们认识唐宋洛阳城提供新的视角。     

乾隆十三年再检讨——常平仓政策改革和国家利益权衡

本论文试图对乾隆十三年的米价大论战进行再检讨,指出朝廷将米价上涨归咎于常平仓储备的扩大并不一定与事实相符。1748年8月乾隆帝决定每省常平仓定额“应悉准康熙、雍正年间旧额”,亦非各省督抚一致同意的反映。而且,这一不加选择的命令之粗率也使读者怀疑朝廷可能另有用意。如果仔细阅读1749年1月建议将全国仓储总额定为3379万石的报告,不难发现其作者并不拒绝寻找机会节省资金。这些财政上的考虑很可能跟第一次金川战争不无关系。     

灾害、环境与慈善的相反相成:以乾隆朝直隶乡村社会保障建设为中心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因“粮政”政策受挫而要求建立义仓系统,试图利用义仓之名再次推动乡里民间积储体系建设。这种由依靠官仓向民仓转变的行为,是乾隆统治政策整体收敛并由“养民”向“教民”转变的一种体现。畿辅义仓体系很好实现了赈济和管制的完美结合,直隶的稳定成为头等重要的事。在全国废除留养资送制度的大背景下,唯有通过留养局体系,才能最大可能减少流民对京师的压力。留养局系统的设立是乾隆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和让步。留养局的空间分布特征受交通、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乾隆十三年统治政策转变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直隶义仓、留养局系统的建立中,灾害、环境与慈善这三方面的因素以相反相成的形式交织在一起。     

清代中期直隶灾后跨省赈粮调度的定量重建与特征分析

本文基于历史文献资料,提取清代中期(1723-1850)直隶灾后朝廷组织的跨省赈粮调度相关记载,对逐年赈粮数量进行定量重建。结合同期水旱灾害强度,对其反映的政府救灾力度的总体变化趋势及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讨论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赈粮调度在雍正朝还并非常规赈灾措施,至乾隆朝成为常态,数量上达到顶峰,至嘉道时期则显著衰落;在空间上更偏重于直隶中部的近畿一带,南部则相对易被忽视。当其兴盛之时,在直隶灾后赈济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其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清王朝兴衰历程的缩影,亦受到各方面因素(如皇帝意志、灾害强度、区位条件、仓储状况、荒政效率等)的综合作用。从中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可作为当前防灾实践的参考。     

重庆主城区社会空间结构分析

以重庆市主城区社会空间结构作为研究对象,以五普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因子生态分析手段,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重庆主城区社会区加以分析。结果表明影响2000年重庆主城区社会区形成的主因子有蓝领人口因子、白领人口因子、居住条件因子、外来人口因子4个;将2000年重庆主城区社会区划分为六个主要类型,其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马赛克和圈层"结构,内圈表现为马赛克分布,被外圈农业人口分布区所包围。从主城区层面上看,社会区分布表现出一定非规律性;在组团内反映了一种内在的规律性。     

基于街道尺度的南京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演变研究

基于南京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数据,通过街道和圈层双尺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差异、空间差异以及空间相关性,探讨南京市街道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采用热点区演化分析了街道老年人口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①近10年南京市街道老龄化系数总体上呈现"跨越式"圈层蔓延扩散的空间分布特征,处于老年人口成长阶段的街道由分布在中心城区和主城区的交界地带转变为向主城区蔓延的趋势,轻度老龄化的街道分布在中心城区,中度老龄化阶段的街道集中分布在主城区和郊区,重度老龄化阶段的街道以郊区为主。②街道老年人口密度类型为密集区,密度最高的区域位于中心城区,郊区次之,主城区内密度最低。③南京市街道人口老龄化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街道人口老龄化在空间上的差异增大,集聚效应减弱,空间上的发展渐趋不均衡。热点区分布呈现"冷-次冷-次热-热"的圈层式空间分布格局。④从历史因素、人口生命周期、城市变迁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南京市老年人口分布和演变的主要因素。     

吉林省人口密度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

本文运用集中指数、趋势面分析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1990年代以来吉林省49个行政单元的人口密度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吉林省人口密度以集中式发展为主,在空间上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纵向分布特点;2000年以来人口密度空间分布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剧,是吉林省人口密度空间格局变化的转折点。吉林省人口密度空间格局演变机制主要缘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格局、政策因素和历史基础等方面。     

土默特平原聚落分布形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分析(1934—2019)

选取土默特平原1934、1982和2019年的聚落人口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研究区聚落分布形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34—2019年土默特平原以小聚落为主,大规模聚落数量和比例逐年增加,人口等级结构由“扁平”向“长高”金字塔形转变。聚落空间分布整体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大规模聚落集聚性不显著,其他规模的聚落分布模式由随机向集聚转变,研究区人口极化现象显著;聚落空间分布非均衡发展趋势明显,呈现由极核式向点轴式演变的迹象;聚落网络联系的空间近邻效应显著,人口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区成为强联系节点。地形、河流、交通是研究区聚落分布形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聚落低海拔、邻河流、邻干道、邻城镇的指向性强。该研究便于厘清土默特平原近百年聚落分布形态的演变脉络,为当地聚落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效应研究评述

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其格局演变受到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及历史发展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是反映人地关系的"真实写照";通过梳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分布、结构体系、景观格局及其驱动机制,进一步归纳总结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反馈效应及其研究内容框架。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法和归纳总结法,从农户生计转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资源环境问题以及景观生态等方面梳理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效应研究的5个核心问题。从资源效应、环境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5个方面构建其互馈效应体系和研究内容框架。     

The great plains of the Central United States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the Tanzanian census of 1988 are examin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wo decades of policies attempting to influence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within the country. The overall rate of population increase has slowed down, as has the rate of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However, the latter is very powerfully influenced by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rate of growth in Dar es Salaam. Elsewhere, urban areas continue to grow very rapidly. Along with this pattern of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a degree of population dispersal is also evident, as a number of formerly lightly populated areas have recorded large percentage increases in population. A major cause for concern is that many of these areas have demonstrated various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for some time. It is concluded that spatial planning policies have had only a limited impact upo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Tanzania in the 1978–88 period, and that ‘spontaneous’ processes have been far more significant.     

基于不同尺度的关天经济区人口格局时空变化特征与差异

以关天经济区为案例地,运用空间统计工具,将市、县、镇三个尺度的人口空间变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探究不同尺度的人口时空格局及影响机制,分析尺度间差异。研究表明：①在人口空间格局上,市级层面西安市是经济区人口分布的核心;县级层面区域人口沿渭河呈带状分布格局;镇级层面人口以西安为中心沿交通轴线向外围递减;②经济区人口格局整体呈现空间集聚趋势,并在各尺度间表现出明显差异。在市级层面,区域人口加速向西安集中;在县级层面,人口主要向地级市市区集中;在镇级层面,出现两种人口集聚路径：一是地级市市区内,人口大量向近郊集聚,中心城区人口快速缩减,郊区化特征明显,二是在市区外围,人口明显向各县城集聚,绝大多数乡镇人口下降。     

Multifract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Human Population

The generalized entropy, calculated from the quadrat counts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is plotted against the logarithm of the quadrat size. These graphs are linear over a range of scales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size of a city up to the size of the country. This linearity indicates a strong scale-invariant component to the spati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Measurements of the generalized q-dimensions and alpha spectrum of the spati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s estimated from these graphs are prese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