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王公表传纂修考

《蒙古王公表传》,全称是《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一般均写作《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加。《王公表传》一书,中国清代学者早有研究,并有论述,有些方面还是较为深刻的②。国外学者曾作过简单介绍。本文仅就所接触的史料,对《表传》的编纂情况、体例取材和成书年代及其版本等,略作考察。一编纂概况盛世修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有清一代,特别是乾隆年间编纂过数量可观的各种书籍,其中著名的当属《四库全书》,《蒙古王公表传》（汉文本）即是收人《四库》的一部书。《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乾隆四十四年（17…     

清初阿鲁蒙古伊苏特部贵族祖源考述

正北元末期的蒙古伊苏特部作为"阿鲁蒙古"~(1)重要一员,归附清朝后伊苏特部未被设立在外藩蒙古札萨克旗行列,其主体最终被编入满洲八旗。因此,从清代官修文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下简称《王公表传》)及佚名《蒙古黄金史纲》等清代蒙古文史籍中找不到有关伊苏特部诸贵族的信息。反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和《八旗通志初集》(以下简称《初集》)等有关八旗的官修文献不仅对其立有较为详细的列传,还对他们及其     

清朝《藩部要略》稿本探究

《藩部要略》乃清代学者祁韵士所撰。该书正式刊行于道光间，而它的初稿或“底册”却草成于乾隆末年。祁韵士任乾隆朝国史馆总纂官，受命敕撰《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书成，录入《四库》，后以满蒙汉３种文字刊行。《表传》成书于乾隆朝，“底册”藏于祁氏家中５０余载。道光间祁韵士之子祁藻以学政督学江苏，请李兆洛将《表传》“底册”加以改编，以私人著述刊行于世。李兆洛遂委托毛岳生编次“底册”，宋景昌补表，最后张穆亲笔改定，遂成世间道光筠渌山房刻本之《藩部要略》。本文对北图所藏张穆改定稿本《藩部要略》略加整理、标点、分段，以方圆括号标明张穆改定时的增删内容，并对改定内容加以评述。     

清太祖太宗时满蒙婚姻考

满蒙联姻这一历史现象,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如对清太祖太宗时期的34次满蒙婚姻,就曾有多人进行过较详的研究。最近,当我们在查阅清宫档案时,发现清太祖太宗时期满蒙联姻的人数和次数远远超出以往学者所论及的范围。量化的相对精确,有助于历史面貌的相对清晰。因此,我们在《清皇室玉牒》的基础上,参照《满文老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清实录》、《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清史稿》等文献,对清太祖太宗时期的满蒙联     

论满文《大藏经》之《大般若经》编译颁发始末

满文《大藏经》包含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槃部五部,《大般若经》是般若部中排列最先篇幅最大的一部经卷,共四百卷,十四函。乾隆三十七年招集编译人员,开始翻译《大般若经》,至四十三年完稿。为六十班禅来朝之际赏赐需要,乾隆帝命刻印《大般若经》。至四十四年刻印十套,先装潢第一套,然后装潢其余九套,颁发各皇家寺庙供奉。本文据《军机处上谕档》《实录》《大清会典》《起居注》《蒙古王公表传》《清史稿》《雍和宫满文档案》《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等,考订满文《大藏经》之《大般若经》的编译、刊刻、装潢、颁发始末。     

《蒙古──国际蒙古学年刊》

1994年第5卷(总26卷)　　　　　　乌兰巴托版　　每年一度蒙古学学术会议上,有许多与满学直接、间接有关的精彩学术论文,1994年卷中有:蒙古院士伊西扎木查《土门札萨克图汗的政教政策》(P.25)。拉瓦苏隆《中世纪蒙古丧葬习俗》(P.36)。苏赫巴特尔《关于改变古代蒙古史分期问题》(P.47)。中国留金锁《成吉思汗最初分封的‘五投下’》(P.63)。日本宫胁淳子〈《蒙古王公表传》在清朝宫庭内是如何纂修的?〉(P.43)Futaki,H《十八至十九世纪喀尔喀蒙古的家庭奴隶》(P.S7)等等,都很有参考价值。(本书为蒙文)《蒙古──国际蒙古学年刊》…     

读李治安著《忽必烈传》

李治安著《忽必烈传》(以下简称《传》),作为“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之一,于2004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忽必烈的人生历程为纵线,以其立制、征伐、治边、理财、文化教育、皇位传承等重大史事为横线,纵、横结合,人、事兼顾,全面深入地考察、诠释这位蒙古族皇帝的一生及其思想、政策与时代特征等,既详明细致,又厚重深邃,是目前所见帝王学术传记中的精品之作。传记著作的学术品位,主要决定于作者对传主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传》是作者在多年从事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曾先后发表《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     

《钦定词谱》编纂始末

《钦定词谱》与《历代诗馀》在使用的文献底本、所持的学术观点上存在很大差异,《历代诗馀》不是《钦定词谱》的底本,《钦定词谱》扩充词调之功与《历代诗馀》的编纂关系不大。《钦定词谱》开始编纂的时间为康熙四十八年春,分纂官楼俨在其研究理论的构建中处于核心地位。楼俨与其他十二位通过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召试选拔的分纂人员不同,曾刊制《词鹄初编》《群雅集》两部大型词谱,受孙致弥举荐入纂,是一位有着丰富的词谱编纂经验的专业人才。《钦定词谱》的文献底本、词乐研究、词韵研究、词调本事研究以及历来被学者称道的注释宫调、互校出谱、批驳《词律》等特点都与楼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楼俨师从朱彝尊、孙致弥、沈皞日,可以说《钦定词谱》编纂的背后有很深厚的浙派渊源。     

《清史列传·僧格林沁传》订误二则

中华书局出版的由王钟翰先生点校的《清史列传·僧格林沁传》："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初,科尔沁多罗贝勒新吉伦,于顺治七年晋封扎萨克多罗郡王,世袭罔智。"《清史列传》的记载影响深远,后人关于僧格林沁所属旗分皆源于此书。《清史稿·僧格林沁传》就一字不差地抄录《清史列传》,"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今人陈旭麓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僧格林沁（？－1865）蒙古科尔沁旗（今属内蒙古）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僧格林沁条又与陈书雷同,"僧格林沁（1811－1865）......…     

《高僧传》词语札记

《高僧传》是南朝梁慧皎所写的一部僧人传记。它包举了二百五十七个僧人,是佛教史上的重要作。同时,《高僧传》也是研究汉语史特别是汉语词汇史的重要语料,对研究南北朝汉语词汇有重大的价值。本记录了《高僧传》中的“一往”、“去来”、“又指”、“偏局”、“藉(籍)”、“应时”、“同意”共七个大型词典未收的新词以待就教于方家。     

评《洪武皇帝大传》

评《洪武皇帝大传》古朴陈梧桐同志是研究元末农民大起义和朱元璋问题的专家。仅就有关朱元璋的问题,先后已发表二十余篇系列学术论文,近来又出版了《朱元璋研究》论文集,在史学界很有影响。《洪武皇帝大传》（以下简称《大传》）就是陈梧桐同志在多年潜心研究基础上撰...     

《穆天子传》纪时考议

有关竹简古《穆天子传》的纪时问题,从1915年之后的二十年间,先后有丁谦《穆天子传纪日干支表》、刘师培《穆王西征年月考》、顾实《穆王西征年历》等专发表,还有日本小川琢治《穆天子传考》后附的《穆天子传西征日程表》。当时是把《穆传》认作西周史书,所以大都依据古历和     

《诗集传》音释本考

<正>随着朱子《诗集传》在《诗经》学领域一统天下的格局的形成,元人对《诗集传》进行再注释、再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就注音而言,《诗集传》仅对《诗经》的个别经文做了释音(采用反切、直音、标注声调或叶音等形式),未及《集传》本身文字,于是兼释《诗集传》经、传文读音的音释本应运而生。一作为准音释本,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出现最早,影响最大,并为后来音释本所取材。许谦(1270-1337),字益之,学者称白云先生,金华人,师从金履祥,二人与何基、王柏合称北山四先生。《诗集传名物钞》八卷,《四库全书总目》称     

《高僧传》标点商兑

《高僧传》标点商兑汪维辉梁释慧皎的《高僧传》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部要籍。它的价值已经超出了佛教的范围,成为研究晚汉六朝历史、哲学、文学、语言、中外交通史等的重要参考书。中华书局于１９９２年出版了汤用彤先生的《高僧传校注》（汤一玄整理）,为广大读者研读此...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述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割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正史《循吏传》入传标准与记述内容的变化

<正>正史《循吏传》研究首先以文本为要，文本研究须明确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笔者近两年通读19部正史《循吏传》,发现正史《循吏传》不仅传名各有变化，或曰《循吏》,或曰《良吏》《良政》《能吏》,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前后亦有变化。《史记》首设《循吏传》,列于类传之首。《史记·循吏传》记载了春秋时期的5位循吏。孙叔敖为楚国相，功绩卓著，司马迁仅记其“施教导民”“政缓禁止”⁽(1))等事迹，以及“三相楚而心愈卑”⁽(2))的人品修为。     

从《慈恩传》看唐人风貌

《慈恩传》全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一部记述玄奘生平最早最详实的传记,也是唐代唯一的一部专传;《慈恩传》记述了玄葵不同寻常的一生,更重要的是,《慈恩传》折射出唐代上升时期的唐人风貌：开放的文化心态,进取的时代风貌,强烈的爱国情感。     

论朱熹《诗集传》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继《毛诗郑笺》、《毛诗正义》之后,《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诗集传》之所以能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并非出于偶然,归结起来,原因有三：其一,到了宋代,《诗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欧阳修的《诗本义》与苏辙的《诗集传》,都能在诗旨、诗义的阐述方面有所创新,不完全迷信于旧说。此后,又有王质的《待总闻》、郑樵的《诗辨安》等,对《毛诗人《郑笺》中的不少见解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种疑古派的新潮流,由破到立,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那就是朱惠的《诗集传》…     

《毛诗后笺》与《诗毛氏传疏》比较

胡承珙(1776-1832)与陈奂(1786-1863)是清嘉、道时期重要的《诗经》学家①.胡氏撰《毛诗后笺》(以下简称《后笺》),陈氏撰《诗毛氏传疏》(以下简称《传疏》),各三十卷.两书同是清代具代表性的《诗经》新疏,在名物考校、语言文字训诂方面最见功力,至今仍是我们研读《诗经》的常备文献.然而对两书的研究至今罕见②,笔者愿借此文以作引玉之砖.     

《清史稿·循吏传》地名勘误

《清史稿》是研究清代人物的重要史料。但在传统正史系列中,《清史稿》质量欠佳,舛误较多,亦为学界共识,其《循吏传》亦未能幸免。然而《清史稿》毕竟是一部有着较大影响的史书,其中的讹误可能会产生不小的危害,故订正其舛误很有必要。本文综合利用文集、方志、档案等各类史料,考订出《清史稿.循吏传》地名记载方面的六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