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东走朝鲜探因

箕氏朝鲜是殷商贵族箕子在武王克商后远赴东北所建立的方国。箕氏朝鲜的地域最初在辽西;后来逐渐东移至辽河以东直至朝鲜半岛。箕子之所以远赴辽西建立方国,绝非偶然。辽西大地与箕氏家族乃至殷商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促使箕子来到东北建立箕氏朝鲜的根本原因。     

箕氏朝鲜及相关问题再考证

箕子朝鲜为古朝鲜的起始王朝。箕子也实有其人,于周武王十一年东走辽东,武王十三年来周。箕子对周朝的态度是"封而不受"。箕子朝鲜历史缺载,但世系犹存,不能借此否定其客观存在,其前后存续八百五十七年。箕子朝鲜在西边据有清川江以南,东界据有今俄罗斯滨海地区以南,南与辰国为邻。     

箕子与箕子朝鲜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本文将对箕子及其一生作一个全面的解读。     

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

太谷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东缘,其东南部为太行山地,西北部为平川,境内嶑峪河、乌马河均源于太行山地,西流入汾河。白燕村坐落在太行西麓的山前缓坡地带,西南距太谷县城约15公里,北距嶑峪河3.75公里,南临乌马河,西南与阳邑隔河相望,两村相距约4公里(图一)。遗址主要分布在白燕村西北的河滨阶地上,现存范围东西长约830、南北宽约430米,面积在35万平方米以上。     

关于箕子东走朝鲜问题的论争——与阎海先生商榷

本文就阎海《箕子东走朝鲜探因》一文提出商榷：一驳箕子朝鲜“辽西说’,对(己其)侯亚(七矢)青铜器、朝鲜地望、青铜短剑三个问题进行驳论。二是驳箕子朝鲜为“殷商王朝余脉说”,指出箕子走之朝鲜是为实行其道——政治理想;半岛为古之辰国,曾是殷商先王开辟的海外属地,箕子远走海外,以开辟新天地。     

关于《易·明夷》六五爻辞之“箕子”的异说

尚秉和根据<焦氏易林>的有关说法和语音通假之例及爻位说,将<周易·明夷>六五爻辞中的"箕子"释为"孩子"并以为所指为纣;惠栋曾据汉人赵宾此"箕子当作荄茲"的说法来印证孟喜的卦气说.综合考察<明夷>卦爻辞和<彖><象>二传的文义及文献相关记载,这些说法皆不能成立.     

妀善鼎年代与国别质疑——兼谈箕国灭亡时间

妀善鼎的年代或以为是战国早期,或以为是春秋早期,从该鼎的纹饰、器形、铭文字体来看,其年代最有可能是春秋晚期,或提前至春秋中期后段。该鼎的国别旧被认为是山东纪国,但是春秋早期之时这个位于山东的姜姓纪国已经被齐国所灭,金文中以""为国名者尚有一个箕国,此国春秋晚期尚存,且地望与燕国临近,两国关系密切。器主自称"妟生",金文中"妟"声之字常读为"燕","妟生"意即燕国之甥。从鼎的年代以及器主自称两方面考虑,妀善鼎应属于箕国,该鼎的出现也证明了箕国的灭亡应在春秋中期以后,合于《路史》"春秋犹有箕、崇之国"的记载。     

"箕子朝鲜"钩沉

箕子朝鲜存在于公元前1050—194年,计856年。中国、北朝 鲜、日本的史学家多持否定态度,韩国的史学家多持肯定态度。箕子朝鲜的存在是不容怀疑 和否定的,因为这不仅有中国和朝鲜古籍的记载,并有民俗资料和地下出土的甲文作旁证, 而且还特别有公元281年在战国时代魏襄王(前318～296年)墓中出土的《周书》记载着周武王(前1050～1045年)封箕子于朝鲜的实证。     

箕子与箕子朝鲜是一个历史存在——评今西龙《箕子朝鲜传说考》

近读李健才先生译文日本今西龙的《箕子朝鲜传说考》。此文是今西龙于1922年发表的,文中“认为《史记》、《汉书》等关于箕子朝鲜的记载只是传说,而被后人信以为事实,认为箕子是历史上的传说人物,实际并不存在,认为箕子并未到过朝鲜,在朝鲜的箕子遗迹及世系家谱等都是后人伪造的,是不可信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对今西龙这篇“奇文”,我们应认真对待,何况它巳流传80多年,谬种流传,很有澄清之必要。     

筷子的历史

正筷子古称箸,古籍《韩非子·喻老》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为商代末期的君主,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我国已出现象牙精工制造的筷子。我国有史记载的用筷历史已有3000多年。中国是筷箸的发源地,在民间,筷子被视为吉祥之物,出现在各民族的婚庆礼仪中。成双成对的筷子意喻"和和气气","和睦相处","快快乐乐",缺一不可;齐头并进、相互协助的精神,更是对中国传统爱情天长地久、矢志不渝的体现。从最早     

吴应箕实政思想略论

长期以来,吴应箕的实政思想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旨在对他的主要思想进行评述.吴应箕对明代政治体制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已经超出了与他同时代的人,因而,他的许多批判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明代政治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通过分析和比较,人们不难看到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形成的条件,还可从吴应箕这一个案进一步了解复社士人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参与意识.     

“古朝鲜”的伦理考察

公元前1046年—前108年,朝鲜半岛上前后相继,存在着两个以"朝鲜"为号的政治实体,前者的王族是殷人箕子及其后代,称为箕氏朝鲜;后者的王族是汉人卫满及其后代,称为卫氏朝鲜。相对于半岛而言,朝鲜的建立者属于东迁的幽燕之人;政权建立后,与古代中原王朝是明确的"侯国"或"外臣"关系,在政治伦理中属于治内之地;朝鲜灭亡之后,其故地长期由自汉至唐的中原王朝直接管理,自7世纪末,新罗、高丽、李氏朝鲜次第建立,并持续北拓,逐渐领有古朝鲜故地。对"古朝鲜"进行深层考察有助于明辨被混淆的古今。     

鹤壁刘庄先商墓地亲属组织和社会组织研究

鹤壁刘庄墓地布局分为东西对称的五个层级,布局轴线与商代墓葬和建筑定位方向一致,体现先商人群和白燕四期文化人群、东下冯文化人群共建的五个层级的社会关系,并提出白燕四期文化人群的族属为有娥氏.结合社会分层研究,认为基地人群社会组织是由亲属关系构建的、有一定地缘性质的、具有社会分层的两合组织,体现了二里头时期亲属关系和礼制同...     

《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条记事谬误探源

《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记事错误丛生,最显著的是将箕子朝鲜、汉四郡、慕容氏政权、高句丽、渤海的统治中心都改成辽阳府。本文认为这是契丹在前期为了追求在东北地区的政治利益,以箕子朝鲜的继承者自居,有意为之,由此造成了《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记事的种种不实。《辽史》多取自耶律俨《皇朝实录》,从耶律俨称“王氏高丽”为“新罗”可以反映出契丹谋求箕子继承者的政治企图与领土要求。契丹因炮制箕子继承表而任意改写“东京道”诸州县方位,给后世的史学家带来莫大的困扰。     

夏商西周时期的定量容器与基本单位量浅析

夏商西周时期是我国古代量制初步建立的重要时期,大口尊、盔形器、尖底陶杯、花边陶釜、殷墟的部分铜容礼器和箕形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定量容器.通过分析殷墟箕形器和南河崖西周盔形器的容积,可知晚商的安阳地区和西周中期的鲁北制盐作坊可能俱以250mL为基本单位量,与之配套的量制体系也可能已经产生.     

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考——以《箕雅》为中心

高灵申氏起自高丽时代,自家族伊始便是朝鲜半岛名门望族,以诗书传家。尤其是在朝鲜王朝时期达到盛极,文人辈出,大放异彩,有九人诗作入选韩国文学史上汉诗规模最大的诗歌总集——《箕雅》,足见其文学世家之盛,堪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数一数二的文学世家。笔者以《箕雅》为中心,对其文学世家略作考述,并对其文运昌盛的原因初作探究。     

汉画风伯形象及其功能探析

在山东、江苏等地的汉画像中均可见到一种力士鼓唇吹气的形象,这一形象就是汉代人塑造的风神风伯。风伯或出现于雷电云雨之神出行的队列中,或张口弄舌地吹掀屋顶,或与箕星为伴驰骋于月夜星空。通过对诸类图像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代风伯神话是在先秦流行的箕星信仰与飞廉崇拜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而风伯画像作为汉代丧葬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承载着佑助墓主灵魂升仙的宗教功能。     

说“箕敛”

秦代的口赋旧说以为是按人头数“出谷”;近年史学家或认为不是敛谷物,而是以箕敛钱。本文举出秦、汉箕量的实例,证明秦之口赋确系敛谷,并非敛钱。     

象箸效应

《韩非子·喻老》中有一个关于象牙筷子的故事：商纣的王叔箕子见到纣王使用象牙筷子,感到很害怕。他认为用了象牙筷子,杯子也要换成犀玉杯;有了象牙筷子和犀玉杯,就不再吃粗食豆汤了,而要吃牛肉、象肉、豹肉甚至未出世的胎肉等精美的食物;吃牛肉象肉豹肉胎肉,就不会穿着短的粗布衣在茅屋中食饭,就得穿华衣美服,在华丽的宫殿进食。这样下去,离亡国也就不远了。到头来,果然如箕子所言,商朝最终因纣王骄奢淫逸而灭亡。     

卜辞缶方地望考辨

缶方是商代甲骨卜辞所载重要的方国,缶方之缶与匋古为一字。缶方(匋地)不在今晋南的永济,而应在汾水中游的今文水县西南10公里的平陶故城一带。卜辞中与缶方联系紧密的基方,则位于今晋中市太谷县东1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