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晚清厘金

郭嵩焘首倡开办湖南通省厘捐,并推广湖南经验,先后在山东、江浙、广东等地整顿厘务,以裕军饷。1864年,他强烈反对停厘撤卡,平息了沸沸扬扬的罢厘之议。使英期间,他坚决主张停废各省厘捐,仿行西方税法。可见,郭嵩焘在晚清厘金兴废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晚清郭嵩焘与“上海搏览会”计划

2010年上海世博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甚为凑巧的是,今年也是中国首次举办国内博览会（1910年南洋劝业会）100周年。中国与“博览会”的邂逅早在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时就已经开始,在上海从事销售生丝和茶叶的中国商人徐荣村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伦敦世博会,他展出的“荣记湖丝”获得金银奖。     

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

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本文力图在把握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外贸易历史大环境的基础上,复原两广地区、西南地区、闽浙台地区、上海及长江流域、环渤海地区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从财政收入角度浅析晚清财权外转——以晚清海关为中心

晚清中央政府对财权控制的削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财权下移和财权外转,财权下移主要是由于国内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而财权外转则更多的是国外列强侵略的结果。随着列强的步步紧逼,这种财权外转的趋势愈演愈烈,其中财政收入权的外转开始得较早,列强通过低税率、免税、减税、退税、偷税、漏税等等手段不断侵吞着原本应由清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这就使得本已处在危机中的晚清财政更是雪上加霜,最终在财政危机的频频冲击下清王朝为辛亥革命所推翻。     

晚清民国乌鲁木齐地区村落类型与社会治理——以个案分析为中心

晚清民国乌鲁木齐地区的村落,根据人口结构不同,可以分为宗族、地理相近与地理相错三种类型。由于三种类型村落的自治程度不同,造成了政府对其治理方式上存在区别,也突出了国家对其控制力上存在差别。文章主要以村落个案分析为中心,针对每种类型的村落,以个案的形式说明村落类型与治理之间的关系及反映出的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差异性。     

舆论与外交——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

从20世纪初开始舆论界对清政府冠以"媚外"之名,用于指斥其在外交事务中的妥协退让。这一概念所催生的政府新形象一方面有其事实基础,另一方面又与事实存在出入。舆论界认为晚清政府以义和团运动为分水岭完成了从排外到媚外的急剧转变,但官员的转变在时间和心理上均非一蹴而就。从排外到媚外,某种意义上只是敌我权势天平急剧倾斜下官员的御夷之术在形式上的调适。晚清后期出现的交际与交涉的分野,推动了中外日常交往中的情义相通,但交际与媚外界限的模糊,为政府的媚外形象提供了生动素材。由于民间与政府在外交问题上结构性的对立冲突,政府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不断被民间诟病,最终坐实了晚清政府的媚外形象。     

湘、淮军团与晚清政局

晚清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创建湘军和淮军,在变动激烈、色彩斑斓的中国近代政局中,湘军和淮军以不同凡响的姿态,深刻影响并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由于地缘的关系,曾国藩、李鸿章重用提携了一大批湖湘、庐州的将才士人,涌现出了曾国荃、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刘铭传、刘秉章、丁汝昌等一大批或因镇压农民起义,或因浴血抵御外侮,或因倡导和实践洋务运动而知名的历史人物。他们对清朝的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晚清闽南商人慈善家的兴起:以林瑞岗为中心

文章通过分析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以跨区域视角,考察晚清时期闽南著名慈善家林瑞岗。指出他与旅沪慈善家群体交游密切,曾参与华北义赈活动,并效仿江南模式,在家乡创办综合性善堂,其慈善事业呈现赈灾范围跨地域化、慈善机构自治化、筹募资金网络化、施善主体商人化等近代特征,凸显晚清闽南地方权力结构之转型。林瑞岗热衷慈善,除其个人特殊经历,秉承安海商人尚儒重义之风、深受江南慈善理念的影响外,还得益于官府的鼓励举措。晚清官府治理能力的衰落,海外侨商群体的崛起、交通、信息技术的革新,使林瑞岗实现由商至绅的转变,成为影响颇巨的职业慈善家。     

晚清海盗述论——以《申报》为中心

本文利用《申报》资料,勾勒晚清海盗的基本情况,以期丰富与深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晚清时段各地均有海盗出没,他们横行海上,杀人越货,绑票勒赎,有时还上岸抢劫,对抗官兵,导致商旅裹足,外国插手,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危害。官府与民间分别采取各种对策以应对,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根治海盗依旧任重道远。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

晚清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 ,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致崩溃 ,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其间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 ,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     

晚清积谷运动的兴废——以四川省为中心

晚清以来,以常平仓、社仓、义仓三仓为主的备荒仓储体系逐渐失效.为重振仓政、备荒养民,各省在同治、光绪年间开始了规模宏大的积谷运动,于各州县普设积谷仓,倡导绅民量力捐谷、就近存储,委任地方士绅经管,官员只司监督,不许胥吏经手,一度积累了数目可观的仓粮,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养民之效,其中以四川省规模最大、成效最为可观.但积谷运动存在根本机制问题,仅停留在运动层面而未形成有效运行的制度,未能革除三仓积弊,仍陷入官府控制仓储管理的旧有模式,负责经管的绅民处处受限,胥吏上下其手,致其最终难以维系.     

晚清时期鸦片反流播问题透视——以浙江省为例

近代百年鸦片流毒中国,造成经济、社会安全、朝廷危机等多方面的危害和影响。沿海省份浙江也属首当其冲之地。杭、嘉、湖、宁、绍、台、温等地区也出现了罂粟种植与鸦片吸食、贩卖现象。浙江地方官员在鸦片禁政上提出了自己的禁烟政策,虽然没有最终阻止鸦片流毒的蔓延,但从道光十九、二十、二十一年的相关政策来看,有关对沿海关卡、口岸的防范措施,包括人员和设施等在内的手段准备,确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晨曦微露:清政府对海外侨民身份认知的转型 ——以新加坡为例

论文以新加坡为例,探讨了"海禁"既开后,晚清政府对海外华侨认知的转变和逐渐推动对海外侨民管理工作的努力。其中包括清廷向海外侨民颁授《时宪书》、出台《大清国籍条例》与户口统计政策、派兵舰巡阅新加坡等地、对海外侨民给予保护以及吸收海外侨民赈济捐输和封赠赏赐的常规化等。这些措施增进了双方的互动和海外侨民的向心力,促进了晚晴政府新型的"国家—侨民"思维模式的建立。     

晚清民初皖北税制与运行特点--以涡阳县为中心的考察

清政府平定捻军以后,拨阜阳、亳州、宿州、蒙城之地设立涡阳县。清朝后期和民国初年,当地税则混乱,人民困苦不堪。百姓负担大体包括正赋、正赋附加和杂税三部分。在征收时,作为基本依据的土地、人口无准确数字,税率变化频繁,且具有明显的掠夺性。     

晚清饥荒中的妇女买卖——以光绪初年华北大旱灾为中心

光绪初年华北大旱灾中,妇女买卖异常猖獗。被买卖的妇女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其去向以为婢为娼者居多,在传统伦理观念驱使下,许多难妇恪守贞节,不惜以死明志。严重的妇女买卖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地方政府与民间进行了相关的救助活动,然而由于诸种原因,仍有相当多的妇女被排除在救助之外。     

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

近代以来,民众身体在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同时,又遭遇身体的国家化和被现代权力日益广泛而细密的监控。对于中国社会这一过程,虽已有一些探讨,但尚未有从卫生行政的角度对身体的近代化的专门探究。本文从卫生防疫一隅,考察了从传统到近代,卫生防疫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卫生行政这一现代权力实现对国民监控的过程与特色,以及这样的身体规训又是如何被接受的。本文认为,这一进程的实现,既有西方科学、卫生和文明等话语霸权的威力,更离不开国家的相关立法和相关职能机构逐渐增设。在接纳的过程中,尽管不无外在的压力,但总体上无疑是中国一百多年来那些士绅精英为追求国家和国民现代化而做出的主动而自觉的选择。是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危局中,为了强国保种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缺乏深思熟虑、简单便捷化的选择。     

晚清军事变革与地方社会动乱——以广东盗匪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影响晚清军事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社会现实的需要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晚清广东,严重的盗匪问题制约着军事变革的进程,受其影响,绿营的裁撤不彻底,勇营得以发展并呈现明显的“本地化”特点,新军建设也因之受到牵连。而不成功的军事变革又削弱了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所造成的“捕务废弛”和“兵匪”的情势,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乱。晚清广东的此种情形为理解晚清改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晚清书院改制学堂的嬗变:以四川为例

晚清,西学东渐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与传承是萦绕国人心中关乎国本之事.近代西学对传统学术造成冲击之时,学界要求保存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不断付诸实践.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书院制度在近代越来越受到冲击.要延续传统教育的发展,书院改制便迫在眉睫.在四川,书院改制成学堂的过程充满着复杂和纠葛,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制度转型的缩影.     

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以河北获鹿县为例

晚清及民国时期河北省获鹿县的乡地 ,属半官方人员 ,由村民轮任 ,负责催征或代垫粮银及地方治安等事务。这种以村民集合体为特色的乡地制在获鹿一带流行 ,与当地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及宗族纽带相对牢固等因素密切相关。乡地制使当地的权力关系格局 ,既区别于华北多数地方涣散无力的自耕农社会 ,又不同于华南强大的士绅、宗族统治 ,应视做这一时期国家与乡村关系的第三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