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与土官儒化——以明清云龙盐井社会为例

在西南边地的广阔空间中,土酋政权逐渐整合入王朝版图的过程极为漫长、复杂,每一个小地方、小事件都是“改土归流”这一宏大政治过程的重要元素。云龙州的改土归流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缩影。本文以土官杨氏和武官赵氏两个大姓家族为例,以家族墓碑为核心史料,从当时当地的人物立场出发,厘清云龙盐井社会的文化变迁过程,进而剖析边疆地区在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上逐渐内地化的转变。云龙土官的儒化历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边地社会的文化发展进程。从云龙州数百年的儒化进程中,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并非只是朝夕之间的制度嬗变,而是历经铺陈、过渡和完善的长时段文化濡染。     

壮族 云贵之巅的蓝色光芒

壮族源于古越人,是世居广西的民族之一．壮族先民自古以来就在广西、云南一带繁衍生息。古代中原王朝在当地实行羁縻制与郡县制,元、明、清时期实行土司制与府县制,其后改土归流。     

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突破--对广西“一府两运河”独特现象的解读

本文以史实为依据,从清廷逐步加强西南边疆统治的角度出发,主要从改土归流、滇铜北运、西米东盐等方面对清代广西“一府两运河”繁盛原因作一解读。在此基础上,论述清统治者加大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与开发根源于其治边思想的新突破。     

清政府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

本文认为,清前期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主要是通过解决土司问题,亦即改土归流而达到目的的。作者为此论述了世宗时期在云南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具体措施及其后果。并指出,通过改土归流的实施,清前期对云南的统治是最有成效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评清朝“改土归流”民族政策

土司制度的进步作用和走向反面的过程就是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 中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元明清时期,西南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同时,西南各民族在政治等方面,又与内地封建地主政治存在重大差别。于是,元、明、清政府对西南多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不同的政策——即“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这种政策即适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又服务于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成为元、明、清各朝解决西南地区民族问题所施行的基本政     

明代广西设土设流之论争

明代,在广西实施改土归流的进程中,朝廷内外、朝野上下围绕着设土与设流问题,曾有过激烈的论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改土归流的进程及其绩效。     

改土归流的进步性

清雍正朝,清政府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行改土归流,基本上废除了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不仅在政治上废除了土司的世袭统治,加强了中央王朝在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在经济上取消了领主制剥削,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在土司统治时期,土司对属下的百姓在政治上残暴淫虐、严刑酷法,广大少数民族处于土司的残酷摧残和压迫之下,被视如牛马,任其宰割;经济上土司横征暴敛,各种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非常沉重,给少数民族带来极大的痛苦,人民生活于赤贫之中。     

广西庆远府永顺正长官司史考

广西庆远府永顺正长官司设置于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共十九任世袭长官,曾两次由中央政府派流官短期署理,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改土归流,经历明、清两朝,短时间曾由南明永历帝、吴三桂伪周两个地方政权管辖,历时408年。对当地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1989年8月,该长官司第一任长官邓文茂之墓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产生的背景据《庆远府志》载,明代的河池疆域还是“山高地瘠田寡人稀民多贫”,经济仍十分落后,社会极不太平。自唐代以来的中央政府只能对这些尚属化外文身之地的穷乡僻壤采取…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

雍正帝即位之初,承袭了康熙帝在土司地区安静为主避免生事的政策。后来雍正帝为了追求良好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对于土司看法发生转变,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同时,清朝以汛塘划地设点,扼制道路,形成治安网络。在推行保甲、汛塘以控制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雍正君臣将未能直接控制的湖广、云贵等南方地区土司作为严重问题提出,土司所在地区的争杀抢掠显现出来,成为清政府缉盗的对象,雍正君臣还将改土归流作为处置土司的有力措施。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省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长寨的建房增置防汛引起土司抵抗,长寨事件是引起后来改土归流的导火索。改土归流后行保甲、设汛塘可证其初衷在此,清朝通过设置保甲、汛塘,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     

改土归流前西南土司的虐杀之风

西南土司制度创始于元代。改土归流,以明永乐年间“分思州、思南地重置州县”“为滥筋,渐行于明中叶以降,大行于清雍正间。各地改上归流之时间座标非一,本文所涉及事件之时间上下限亦因土司兴亡而有所不同。大体而言,明代及清雍正以前为本文取材的主要范围。改上归流前的西南土司,固有“不犯法度,好生志诚”②者,但多数土司虐害土民、仇杀不已,虐杀之风,至盛至极。西南土司的虐杀之风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促使其盛行的因素有哪些？其与土司制度本身之良窳有何关系？与疆臣流官之良窳又有何关系？与改土归流有何联系？这些,并为本…     

清初清廷对西双版纳的经营及烟瘴影响

疟疾是历史时期西南边疆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古人称之为烟瘴、瘴疠、瘴气等。清康熙三年,清朝就在西双版纳的普洱驻军设治,雍正年间又在澜沧江东部的西双版纳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设普洱府,建普洱镇。但受烟瘴影响,驻军、设治和改土归流经过了多次反复,清廷仍没有彻底完成对西双版纳的改土归流。本文以驻军、烟瘴为切入点,探讨了清初清军在普洱、思茅沿边地区驻军与撤军、改土归流与撤流复土的反复过程,认为烟瘴影响了清廷对西双版纳的经营,不利的自然环境是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经营的巨大障碍。     

略论雍正年间清政府对贵州贩卖人口的整饬——以鄂尔泰打击川贩为中心

清朝在对贵州“改土归流”的过程中,鄂尔泰发现了从事贩卖人口并借机蛊惑“苗民”的川贩,并与之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由此着手对这些川贩采取惩治行动。川贩这一现象有着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吏治、伦理道德乃至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许多情况,对当今社会规范和治理也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闺中良友：云贵总督高其倬妻蔡婉事略

高其倬(1676-1737)是清朝雍正年间较有作为的云贵总督之一,他两次出任云贵总督,革除土司承袭弊端,在丽江、姚安、中甸、鲁魁山等地进行了改土归流,为鄂尔泰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铺平了道路;他妥善处理好了鄂尔泰改流的善后事宜,平定普洱等地的民族起义．巩固了改流成果,完成了改土归流后云南社会的平稳过渡和发展,为云南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对西南疆域观念的影响

清代雍正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变革。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清代经略西南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西南边疆意识的产生。     

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     

清末西南改土归流决策论

元明清三朝,中央政府都曾经对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实行“因俗而俗”和“以夷治夷”的政策,即对当地首领授以世袭官职,武职有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长官等称号,隶于兵部;文职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名号,隶于吏部。这些被授予官职的当地首领虽有对朝廷纳贡粮和接受征调的义务,但其职务为世袭制,对辖区境内有生杀予夺大权,故统称之为“土司制”。土司制在实行之初对祖国统一和社会治安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愈来愈明显,逐渐形成一种对于中央统一领导的离心力量和割据势力。为此,明朝永乐年间首先开始改土归流,十二年,设置贵州省。清朝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西南改土归流。又取得关键性胜利,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之乱,使改土归流得以巩固,光绪初年,左宗棠规复新疆又将西北土司改流不少。尽管这样,从全国来看,仍有不少地区继续沿用土司制,在已改流的府州县内也有实行“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司”的变通办法的,这就使土司制度仍然大量残存,不利于全国政治统一与地方的社会发展。 在清末新政高潮中,中央政府再次掀起改土归流高潮,数百年带有奴隶制性质的土司制度受到了基本扫荡。本文拟对此项政治措施的决策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

“殖边督办”作为一级行政机构,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个不大却又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近代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从民国初年云南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及边政建设的推行、殖边督办公署的建立、组织机构、治边措施及其历史作用等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该行政机构在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土、巩固和开发边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云南边疆“改土归流”的最终完成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推动了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的进程。     

清代贵州的工商业

清代二百六十七年间,贵州的社会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当时,贵州地区尽管多次发生战乱,生产一度遭到破坏,军需课税甚重,人民生活十分贫困;但是,随着“改土归流”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有所发展,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贵州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土司制度基本解体,地主经济得到发展,生产力有所提高。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纺织、酿造、矿冶等行业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荫芽。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打破了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贵州扩大它的影响。国外资本主义从贵州大量购买桐油、五棓子、蚕丝等土特产品作为工业原料,同时向贵州大量输入毛纺织品和各种“洋货”,从而刺激了贵州农     

漫话贵阳旧俗

自明、清贵州改土归流政策实行后，贵阳便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聚居地，并成为黔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主要中心城市。在辛亥革命前的民俗和祭祀活动中，除了有很强的中原文化习俗表现外，并融汇了一定的地方特色。了解贵阳这方面的旧俗，可窥其一斑。迎春祭祀清代有“武迎霜降文迎春”的说法。这是清朝的两种祭祀礼制活动，含有古代教授后人的意义，分别在春秋两季举行。文官迎春，武官迎霜降。文官由各地知府、知县负责，一般在立春后举行。迎春的头一天叫“打春”，贵阳府知府，贵筑县知县以及府经历、县典吏等官吏在当夜设…     

“南关封王”：清代广西边境朝廷差役的初步考察

“南关封王”夫役是清代广西边境社会的特殊差役形式,泛指镇南关启闭的仪卫、差遣等一系列的力役、军役。其最初征召范围仅限于沿边诸土州,在改土归流后又由新设的流州继承。按例,应役方式属于亲身应役,但随后又发展出征收实物、纳钱雇役等形式。该项朝廷差役在清朝与阮朝解除宗藩关系之后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转变为地方陋规继续存在。“南关封王”夫役对于维持清代中越宗藩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也加重了边境民众的生计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