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史学的世界性意识

元代中外交通的频繁,大大开阔了史学家的眼界,域外史地述数量增多,记载范围比前代扩大,史学世界性意识得到发展。元代史学的世界性意识表现在：第一,通过考信边疆、域外史地,越来越清晰的边疆、史地概念及世界观念不断增强;第二,通过对中外化交流的历史记载,进一步认识中华明在世界范围的重要地位和中外历史发展的联系性。元代史学开阔的世界性意识对明清两代的思想观念和学术研究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宏大叙事变迁看当代宏大叙事走向

宏大叙事是任何民族或文化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的一种基本方式.西方的宏大叙事经过长期演变在20世纪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首先是现实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种反映.从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今天的宏大叙事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处理好民族国家或文化圈的利益与人类利益、延续与断裂、文化或宗教冲突、中心与非中心、总体研究与“碎化”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理论与微观社会发展现实之间等一系列关系.     

试论民族关系的概念及内涵

民族关系是民族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共生学的视域中,民族关系是社会共生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因为"互利性"的"刺激"而产生的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行为.它以民族共生系统中的能量分配为核心内容,受民族共生单元、民族共生度、民族共生环境、民族共生力以及民族共生界面的影响支配,是一种从间歇共生向一体化共生、偏利共生向对称性互惠共生不断发展的民族之间的共生运动.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化和一体化不断演变是民族共生运动的必然规律.     

读者论坛

雨林明珠利益角斗当环境问题成为国际问题,它所牵涉的利益就更加错综复杂,这就好像参与游戏的人越多,游戏的难度就越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产生表面的冲突时,如何选择是不言而喻的。科雷亚总统的亚苏尼-ITT~议看上去是一个可执行性很强的提议,然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依循这个提议事实上就是拿自己的眼前利益去换取未来尚存在不确定性的长远利益。南美洲的生物多样性与一个相距千里的国家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反而是石油的开采更能解各方燃眉之急。因而当雨林和石油、金钱扯上关系,指望国际社会的慷慨解囊就成了最不可能的事情。     

神,乎其神——探微《神鞭》的民间宗教侧影与神性意识

冯骥才的中篇小说《神鞭》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天津卫的很"哏"的故事,文章嬉笑怒骂,有礼有节",神"贯全篇。不同于其他的乡土小说,《神鞭》不仅用了一种贴近民间叙事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并且尝试以一种民间思维对历史与民族进行文化反思与解读。更重要的是文章中反复出现的"神",不只是具体的意指,更渗透着着民间宗教的侧影及民间的神性意识。     

盛宣怀与上海电报局改制

上海电报局成立后,迭经朝廷和北洋势力侵夺,官商激烈博弈,各方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盛宣怀身处博弈旋涡与利益纠葛的中心,虽有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压服股商的一面,但作为一位有远见的实业家,更由于个体利益与电报局利益相互缠绕,更多的是代表股商利益与朝廷抗争。其提出的由"官占商产"转变为"官买商业"的思路,以及股商提出的朝廷应通过"和平商妥""询谋佥同"方式处理国家与私人资产关系的意见,皆是从前现代国家经济模式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思想线索。     

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民族国家认同的困境——以冯乃超为例的研究

论文通过对冯乃超个人、家族经历及其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分析,揭示了辛亥革命与华侨关系研究中为人所忽略的一面：辛亥革命并非对所有华侨而言都是一次为他们带来新的民族国家归属的革命,冯乃超的遭遇映射出清末民初政局中个体与国家间的纠葛,其中既有寻求民族国家认同的渴望,也有因不被祖国接受而自放异乡的无奈,实非理所当然的归属关系可以概括。冯乃超被异邦和故国同时放逐的记忆,演变为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困境,是促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投身以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为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心理动因。     

清末民初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与经济社团的发展

清末民初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与经济社团的发展虞和平工商经济社团是一种追求工商经济利益的群体组织,由具有某种共同利益关系的分散而众多的经济单元和个人联合组成,旨在保护和谋求成员的利益。因此,工商经济社团的发展是以社会经济成份主体的改变和公私经济利益的分...     

全球性问题与主客二分

当前全球性问题已是危及人类生死存亡的现实难题问题。其实质是由于人类短视的实践活动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危机。全球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正在形成的全球化大背景与传统的以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为核心的思想观念矛盾冲突的现实产物,表明僵硬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已不适应全球化进程。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普遍建构新的共生理念,在共生理念的支撑下协调处理好全球化下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才能克服困境,超越自我,迈向新的里程。     

全球性问题与主客二分

当前全球性问题已是危及人类生死存亡的现实难题问题。其实质是由于人类短视的实践活动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危机。全球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正在形成的全球化大背景与传统的以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为核心的思想观念矛盾冲突的现实产物,表明僵硬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已不适应全球化进程。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普遍建构新的共生理念,在共生理念的支撑下协调处理好全球化下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才能克服困境,超越自我,迈向新的里程。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及“讲标准华语运动”

新加坡面积小、资源少、民族多、方言杂。新加坡刚建国时,需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政府的重要任务一是要处理好族群关系,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二是要走国际化道路,减轻小国寡民对其发展所带来的限制。要想实现以上两点,就需要有一套理性的语言教育政策。自1966年正式实施双语教育40年来的结果证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无论是在协调民族关系、统一国家意识方面,还是在发展经济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     

试论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成及启示

西方自由主义民族理论提倡自由的价值观念,而我国更倡导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我国结合自己的实际国情,有选择地借鉴了西方自由主义民族理论中合理的成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梳理,得出了处理好国家整体利益、民族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关注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借鉴西方理论要结合中国实际的启示。     

瑞士馆 城乡互动 明净风光

上海世博会瑞士国家馆的设计,以中国阴阳理念引申出的平衡概念为基础,其主体结构由两个承重的大小圆柱和绿草如茵的屋顶组成,并由观光缆车系统连接。整个建筑充分体现了城市和乡村相互依存、互惠共生的关系,强调人类、自然与科技的完美平衡。     

论民族概念与国民概念的关系

本文认为,民族概念与国民概念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民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学概念;国民则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民族成员与民族整体、民族分体与主体之间,没有权利及义务的关系,也就是不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关系;相反,国民与国家之间,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政治和法律关系。加强国民意识,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变迁

<正>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是指劳动关系中劳动条件的形成以及劳动关系双方处理相关事务所采取的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调整模式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行政调节型"模式,主要特点是:因为全国只有公有制经济,因此只存在公有制经济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主体是掌握着生产计划控制权的国家;劳动者、用人单位和国家之间的利益是     

近年来俄罗斯史学界有关苏联民族关系史的研究状况

苏联是世界上的大国,也是一个有100多个民族的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其国内存在的民族问题早在帝俄时期就是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既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苏联7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加大了对苏联民族关系史的关注,出版了大量关于民族关系史的资料集、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提出了一些同以前完全不同的观点。     

清代民族文化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借鉴意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之状态直接影响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民族文化关系是一种极为重要之因素。应该说清代的民族文化关系对我们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清代满族在坚持本民族文化并对其他民族文化采取了尊重态度的同时,自觉而主动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使各民族文化能够在基本良好的状态下继续与发展,从而稳定了社会和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并因此增强了中华民族意识。     

土族寿诞礼：暮年的隆重之礼

远古时期,人们将自己的生命视作天命的主宰,但从人类开始冲破远古蒙昧的迷雾而走向文明社会跨出第一步的时候起,在生死问题上也就从求生的本能中萌发了长寿的意识。于是,人们一面不断祝福新生儿长命百岁,祈求上苍保佑人类繁衍发展,一面又在用自己本民族的特有方式化解着老去亲人面临死亡的困惑与忧虑。     

从成吉思汗经略西北边疆的成败看文化力的作用——纪念成吉思汗登大汗位800周年

本文概括论述了成吉思汗经略西北边疆的出众文略,指出他组建新的依靠力量,经略中西驿路交通,短短几年便统一中国西北边疆,达到了建立欧亚帝国和促进人类古代最广大的一次“握手”的一代辉煌,以及成吉思汗处理西北民族关系和塑建开放性民族结构之成功。同时剖析了他因文化的局限性而造成的两大失误给他本人和子孙带来的悲剧。最后,剖析了领土观念、制度文化、利益依附关系如何成为边疆分裂的根本因素。     

1928-1937年《大公报》等报刊对中苏关系认识的演变

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后,特别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由于受到1927年中苏关系因革命问题而破裂的影响,《大公报》等报刊均站在政府一边,把政治意识视为中苏关系的决定因素,把反赤等同于反苏。“九·一八”以后,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中苏在国际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日渐显现,舆论逐步放弃政治意识中心观,转为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处理中苏关系的根本原则。但与此同时,舆论又出现了亲苏倾向。这种要么为仇敌、要么为亲邦的观念极易导致国际交往中利益原则的偏离,对中国对外关系事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