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城土司世袭制度的形成与衰亡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华夏边陲和笼络边疆少数民族,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以夷治夷”、“以蛮治蛮”的政策,土司制度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实施土司制度的少数民族地区有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及中南地区等。土司按其民族的不同有土族土司、彝族土司、土家族土司、苗族土司、壮族土司等。研究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鉴往知来,借古鉴今。     

清朝前期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

清朝初年,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几乎一片空白,随着满、汉等民族的迁入及清朝政府对这一地区行政管理的加强,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清朝前期,清朝政府对编入八旗的少数民族进行满化教育,开办八旗官学,对一些少数民族子弟进行国语骑射教育,而汉族流人则以一些满族贵族的子弟为对象进行以汉文化为主的私学教育.尽管这种教育的规模和效果很有限,但却拉开了清代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序幕.     

文教声被 人才辈出──青岩教育发展述略

设置青岩堡以前,青岩的教育状况无史料可稽考。只能一般地推测,由于当地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落后,教育事业尚未发展。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贵州前卫在青岩境内设置青岩堡,电田驻军。隆庆六年（1572年）．又在青岩设立青岩司,任用土司治理。天6三年（1623年）,土司班陆贵建青岩土城。这二百多年间,青岩逐渐成为政治、军事重镇,经济不断发展,丈化教育也发展起来。明廷十分重视“礼乐教化”,使人民“知君臣父子之道”,“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注意对土司子弟和驻军官兵及其子女的教育;加上当时一批饱学之士入黔作官,提倡儒学…     

明代至解放前的贵州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在中国,特指对汉族以外民族实施的教育。清代以前,无民族教育这一名称,但实际上存在有民族教育。民国时期,民族教育先后有蒙藏教育和边疆教育,在贵州则有苗民教育。民国18年(1929年),教育部设蒙藏教育司,为我国专设民族教育机构之始。民国24年(1935年),贵州省教育厅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是我省专设的第一个民族教育机构。民族教育的名称,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出现的。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30％。明清两代,少数民族所占比例更大。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边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在武力征服的同时,也比较注意“文治”,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教育事业,用儒家学说实施“教化”。可以     

评清朝“改土归流”民族政策

土司制度的进步作用和走向反面的过程就是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 中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元明清时期,西南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同时,西南各民族在政治等方面,又与内地封建地主政治存在重大差别。于是,元、明、清政府对西南多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不同的政策——即“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这种政策即适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又服务于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成为元、明、清各朝解决西南地区民族问题所施行的基本政     

浅析清末“南笼起义”的原因

清初,清一王朝为厂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西南地区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结束了少数民族地区土司上目的大封建领主割据,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清廷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人民的统治,仍保留了大批士官及其顿地。采取“废土司,存上目”,达到“以仲制件”的目的,1797年贵州西南地区的“南笼起义”,敲响了少数民族地区封建领主制及其经济基础彻底崩溃的丧钟,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正月初五,贵州西南地区布依族人民在王囊仙、韦朝元的领导下,爆发了‘南笼起义”。义军火攻普坪,围攻坝弄…     

略论贵州“改土归流”的特点

土司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宋元以来,开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土官。明代对土司的承袭、进贡、赋税、均徭、差发、供输、征调、奖惩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制度。土司制是当时封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又是统治少数民族的特殊地方政权。封建王朝建立土司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文化习俗有很大差异,又存在着民族矛盾和隔阂,而且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封建王朝的     

改土归流的进步性

清雍正朝,清政府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行改土归流,基本上废除了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不仅在政治上废除了土司的世袭统治,加强了中央王朝在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在经济上取消了领主制剥削,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在土司统治时期,土司对属下的百姓在政治上残暴淫虐、严刑酷法,广大少数民族处于土司的残酷摧残和压迫之下,被视如牛马,任其宰割;经济上土司横征暴敛,各种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非常沉重,给少数民族带来极大的痛苦,人民生活于赤贫之中。     

论清代贵州义学的发展

清统一贵州以后,把崇儒兴教作为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清政府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即所谓千里“新开苗疆”,兴办了许多义学,借以传播封建化,巩固专制统治。在清代,贵州义学成为清政府“化导”各族人民的主要场所。义学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贵州政治经济状况。     

过去的免费教育：宗族义学

“义学”在我国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时间始于北宋时期。宋仁宗（1049年）时,范仲淹在家乡吴县购买良田千亩,随后又置屋聘师,创办义学教育宗族子弟,这一做法为当时士大夫响应。而湖南省有关义学的确切记载则始于元朝,元代中后期,中枢左丞许有壬之父许熙载,号东冈,曾任官长沙,     

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

明清时期,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交界地带是尚未纳入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被称为"苗疆",属于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腊尔山为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加强对内在边疆的控制。明嘉靖《麻阳图》和万历《楚边图说》表现并强化了"苗疆"的存在。清代苗疆内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中心,康熙、雍正初年的疆域图中绘有三块"生苗"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政区,作为"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于清王朝的版图之中。疆域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的内在拓展。     

清代直隶厅解构

本文对清代设置直隶厅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化和直隶厅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解构,认为直隶厅是清朝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后而创设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直隶厅直隶于各省布政司,由朝廷派出抚民同知为主官,具有掌地、治民、控土司、兼汛防、理刑案等职权,抚民同知偏重对辖区内汉族移民的管理,同时直隶厅内部保留了原有的土司机构,因此,清代的直隶厅具有行政双结构、民族构成多样性、户籍管理分类性、赋役征收的差异性和军事控管等特征。     

略论元朝的统治政策对中国民族发展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变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历史朝代。元朝所推行的行省制度、驿传制度、屯田制度、土司制度等统治政策不仅将全国所有地区置于统一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还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并对后世中国行政区划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迁,以及民族地区统治制度和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阿拉善蒙古与甘州、凉州二府的划界纷争及边界调整

清康熙年间,阿拉善蒙古归附清廷后,与河西府(县)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划界纷争。该文利用档案、地方志等相关文献资料,对清代河西走廊北部汉蒙交接地区的凉州、甘州二府与阿拉善蒙古边界纷争事件的过程、起因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了在此事件处理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清代以来河西走廊北部边界的变迁,不仅折射出传统社会政治大环境的改变,而且也是区域农牧经济互动消长的反映。     

清代八旗索伦的骑射教育

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宗旨的骑射教育,是清代八旗索伦历史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教育内容及其目标来看,通过贡貂之役、春秋会操、旗学教育等各种方式和途径进行的骑射教育,实质上是以马步骑射技能训练为主的军事教育。这种技能性的军事教育不仅为清王朝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八旗劲旅,同时也对八旗索伦保持以渔猎化为核心的民族特征,维系以骑射为特征的化传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唐代科举与历史教育

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总结、借鉴历史经验,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确立了以经史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唐代科举考试中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教育的传播,推动了历史教育的发展,对当前历史教育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

本着重阐述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南宋与金分立,各自按照中国传统制度治理本朝。同时,也均在中国传统边疆观念的支配下推行边政,针对边疆地区各族的治乱、向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军政对策和措施,南宋致力于西部至西南地区,金朝致力于东北、北部、西北地区。本还揭示了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曲关系问题。     

论清代长城边口贸易的时代特征

Comparison study on the border trading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shows tha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Great Wall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rule other nations like Mongolian; the border trading markets in the Qing were more than that in the Ming, and the folk trading along the Great Wa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e management about the border trading by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embodied in the control of the structure and scale of border trading market and the mutual trading; the trading premise, the market nature, the market value for existence, and the market function of the border trading in the Qing we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ing Dynasty. Translated by Chen Cheng from Qingshi Yanjiu 清史研究 (Studies in Qing History), 2007, (3): 73–86     

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

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其“苗患甚于土司”这一错误判断为前提的《改土归流疏》为雍正皇帝批准后,即以铁血政策“开辟”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黔东南“苗疆”,设置“新疆六厅”。六厅苗民在官兵的无尽勒索、欺凌下,以“苗王出世”相号召,掀起雍乾时期苗民大起义。朝廷急调相邻4省官军入黔合力镇压。援黔湘军统领李椅手写之《南征日记》,纪录了此时段内所作、所见、所闻．留下其时“苗疆六厅”苗族社会诸多翔实而珍青的资料。     

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

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对象,除了少数民族土司与普通民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汉奸”。由于“汉奸”既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深入,也暴露了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吏治的松弛,鄂尔泰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同时,鄂尔泰企图通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贵州苗疆地区杜绝“汉奸”的进入,但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没有消灭“汉奸”。而且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