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东北与内地的粮米海运贸易

清代东北与内地的海运贸易问题是目前史学界正待开发的一块处女地。笔者检索《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及地方志书,发现大量东北与内地各省间粮米海运贸易的资料。透视这些资料笔者感到:有清一代东北与内地的海运贸易,尤其是粮米贸易相当频繁。就其粮米贸易的流向前后期有明显的变化,清前期粮米由内地流向东北,清中叶以后转为东北流往内地。这种变化与汉族民人大量流入东北,开垦土地,促使东北农业生产力提高,粮米贮藏增多有密切关系。笔者不揣寡陋,试就清代与东北地区粮米海运贸易及其有关问题,加以考察,求教史界。     

柳条边、印票与清朝东北封禁新论

清初在东北修筑柳条边和实行印票制度,向来被治清史学者视为东北封禁的开端。本文以大量事实说明,清政府为扭转陪都盛京面临沙俄入侵和经济残破的严峻形势,于顺治、康熙两朝连续5次颁布辽东招垦令以鼓励民人出关开垦。直至乾隆初,清政府一直实行东北招垦。文从国防需要、民族团结、行政管理、人参贸易等各个方面对柳条边和印票的作用给予了全新的解释,并指出东北封禁应以乾隆五年颁发的一系列封禁令为标志。     

论清代东北流民的流向及对东北的开发

近年来史学界对东北区域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对清代关内汉族流民开发东北这一课题引起重视,并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论文。然而关于清代东北流民的流向及其规律问题尚无专人论及。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清代关内汉族民人流入东北呈现出由南向北,即由奉省到吉省至黑省的趋势。顺康雍时期流民主要集聚在奉省即以奉天府为中心,乾隆以后流民流向有所变化,柳条边外的吉林地区流民迅速增多,一跃为关外各处之冠,咸同以后流民开始大量流入黑龙江地区。本文试就上述流民流向及对东北的开发问题作一探讨。（一）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流入东北的流民主要…     

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

清末民初,大批关内人民流入东北,至２０年代时达到高潮。移民的流入,加速了东北的土地开发,使农作物产量迅猛增长。但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２０年代东北农业繁荣的背后,也潜伏着两大危机;第一,农民自身择业观念的改变以及官僚、地主、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北土地的大肆垄断和兼并,造成广大移民无地化,移民中离土现象严重,大量荒地仍然得不到开垦;第二,移民生活的贫困及其自身素质的低下,造成东北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进程。     

论乾隆朝蒙地的封禁政策

论乾隆朝蒙地的封禁政策刁书仁清入关前,蒙古各部相继归附,清朝于此建立了以八旗制为基础,又保留蒙古固有特点的盟旗制。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清朝实行隔绝蒙汉两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民族隔离政策。其中禁止汉族民人到蒙古地区开垦土地是民族隔离政策的集中体现...     

清代东北流民与满汉关系

清廷对东北长期实施封禁政策,禁止民人(主体是汉民)流入。实际情况是,尽管有制度和政策限制,仍有大批内地民人不断进入东北地区垦荒。他们在发展边疆经济的同时,对当地民族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刑科题本等史料,以流民问题为切入点,重点就民人出关与清廷"封禁"、民人流动与旗民关系(主要是满汉关系)、民人流入与旗地流失、旗民杂居与"理事官"设置、商业发展与文化陶融等五个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以期就清代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变化,理出一条更为清晰的线索。     

论清朝对东北边疆各族的管理体制

清代对东北边疆各族的管理体制分为四种。驻防八旗制是清廷统治东北地区的主要管理体制,以八旗满洲为主体．也包括汉、蒙、索伦、达斡尔、鄂伦春、赫哲和锡伯等族。管理汉族民人的体制是州县制．主要在奉省,其次为吉省．咸同以后黑省也渐设民户州县。对在黑龙江下游、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滨海和库页岛辽阔边疆地区分散居住的赫哲、费雅喀、奇勒尔、鄂伦春、恰克拉、库页等少数民族．则实行姓长制。辽东西段柳条边和吉林新边以西及其以北的蒙古游牧区实行的是以八旗制为基础、又保留蒙古固有特点的盟旗制。     

青州满族婚俗

青州满族是清雍正十年(1732),随着青州满族旗城建立,自东北和北京两地迁入。当时八旗兵民约万人左右,此后在青州定居260余年。由于居住集中,满汉不通婚,婚俗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允许满汉通婚,少数汉族妇女嫁进旗城,但多为有钱人家做妾,而满族妇女不外嫁。辛亥革命后,情况逐渐改变、婚俗也逐渐吸收了汉文化,但至今仍有不同于汉族的特点。     

简述近代我国东北地区土地开发的历程

我国的东北地区,在明末清初,开垦的农田主要集中在大凌河和辽河流域这个地区,而吉林、黑龙江和周边地域,尚有大量未开垦的荒地,但随着关内流民的不断流入和清政府放垦措施的实施,经过清代260多年的垦殖,尤其是经过近代几十年的开发,至清末,东北的河谷平原,已经是阡陌纵横、城镇兴起、交通畅通、商业兴盛了。本文仅简述一下近代东北的土地开发历程。     

韵流千古是丹红——务川印象

<正>用丹红写下的历史,永不褪色。——题记贵州省东北部大娄山东南麓有一片古老的土地,山清水秀,矿藏丰富,人杰地灵。这片古老的土地,就是历史上被称为"丹砂古县"的务川。生活在这里的古老的世居民族,就是最先开垦这片土地的先民、与丹砂之光辉映历史的仡佬     

殷商时期重民保民思想刍议

殷商时期的重民保民思想产生于对夏王朝兴衰的总结,经过商汤、盘庚、武丁诸时期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它对于我国古代政治明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发展的权力掌握在统治的手中,真正的主体——下层民众缺乏甚至不能有效地参与,致使它的进展始终为个人因素所左右。     

浅议楚人的竞技项目及其水平

今天所谓“竞技”或“体育”,先秦时期称之为“武娱”,包括某些带有军事性质的体育活动和医学健身运动。楚人尚竞技,其竞技项目之多和水平之高居春秋战国之世诸国前列,它对于楚国人口身体素质的增强、军事战术的提高乃至国力的强盛,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     

柳宗元民本思想述论

柳宗元“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民本思想处处体现在他的笔下和行为中。他的民本思想有如下特点：对君权神授的新认识,对官民关系的论述,文以明义的作品体现。     

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

近代江南都市中．地缘关系直接决定了工人的职业分层。由于缺乏充足的、可供利用的各种乡谊资源,苏北人在江南都市中只能处于社会最低的层级。地缘关系造成的社会分层．极大地迟滞了阶级关系的形成。地缘差异在工人中造成的矛盾．有时相当尖锐．下层工人感受最深的不是“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家阶级的压榨,而是来自发达地区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的歧视和偏见。这种矛盾尽管不同于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比后两者更明显,影响更深远。     

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

岭南地区南越国墓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大体有三:一种是相当典型的越式墓,墓主当为比较纯粹的土著越人;一种情况是越式特征已经减退而汉式因素亦不明显,墓主当为受到汉文化一定影响的土蓍越人;第三种情况是汉式因素比较明显却仍然存在相当强烈的越式因素。其中最后一类墓年代更晚,分布亦较为普遍,族属似可称"次生越人"。从考古学文化和历史背景分析,岭南汉族的最重要来源应该是"次生越人"。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融合的大趋势是"次生越人"的形成和壮大,"文化上汉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意识上越化"的另一面。     

在科学发展中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是对"执政为民"理念的新诠释,彰显了党和政府的人文情怀和历史责任,标志着惠及13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将跃上新台阶,预示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有了更高的目标追求。"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扎实推进。     

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

在清末,民众面对瘟疫的心态首先是恐惧,由恐惧而导致迷信,还表现为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在中外杂居地居民的心态则更加复杂,但随着防疫的深化和瘟疫的成功扑灭,民众的心态迅速发生变异,这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因素有联系,器物和制度层面的转型,为公共卫生观念的确立作了铺垫。     

入晋之蜀汉人士命运的浮沉

司马氏灭蜀,为巩固统一,强行迁移蜀汉政权之侨寓大臣将领子孙至中土,使其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后来虽任用诸葛亮后代,应景而已。对蜀地土著土人,晋廷有所优遇,多加征召,但入洛之蜀土颇遭北人歧视,朝中无援,仕途不畅,其地位比之其汉代先辈多有不如。     

周人名商为殷解

周人名商为殷,或者以为出于敌忾,或者说有尊敬之意,还有说殷是夷字的繁体、省借,称商为衣（殷）是指商人为夷人。理由皆不具足,而且方法上存在严重缺陷。实则商名本身即天命神佑之意,代表上天以临下土。周人代商,天命归于周,商当然不宜再为其称名。周人于是以其兴起之主汤之旧邦郸（衣、殷、卫）,也是殷人的聚居之地,名其族邦。这既符合周人心理,也是商现在为“小腆”的现实相一致。殷是地理与民族概念、旧称,而商则是殷人曾经代表天命的徽号。     

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体现,不仅表明了党的宗教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还赋予了宗教工作新的内涵,为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宗教、准确而科学地判定我国宗教发展的历史方位开辟了新的视域,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将会在实践中不断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