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9月17～19日,由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澳门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南亚与中国西部合作发展研究中心、四川大学世界文明与国际关系比较研究所等六家单位共同主办,中国察哈尔学会协办的第五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60余名学者来自印度、美国、俄罗斯、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等著名高校与研究机构,会议的主题是"东方外交与印度".会议围绕中印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印度文明范式、印度崛起及其地缘外交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一、关于中印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中印关系是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中印双方学者都认为中印两国的和平共存对于未来世界发展极为重要.芝加哥大学谭中教授在提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印两大"文明国"冲破"民族国"世界秩序的超越》的论文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发展是对地缘政治的超越,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文明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创举,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始于中印友好.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反应与它的南亚政策息息相关。从印巴分治直到中美和解前夕,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有服务于全球冷战的两个目标：力促印巴和解以防止共产主义集团乘机介入;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并加入到西方集团。中印边界冲突在美国政府的南亚政策渐入困境时发生,给了美国决策者以莫大的期望,他们企图以其所谓的天赐良机达至以上主要针对中国的冷战目标。然而,中国正确政策及出神入化的实践大大强化了美国在南亚地区既有的结构性困境,使肯尼迪政府利用中印冲突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学界对中印边界战争的解析

<正>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在中印两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当今中印关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和西方学界曾纷纷指责中国对印度"发动了无端的侵略",认为印度是中印边界纠纷和边境战争的受害者。①这种观点在中印关系全面冷冻时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直到今天仍是主流。70年代,印     

印度總理尼赫魯參觀北京的名勝古蹟

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偕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和随行人员,在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等陪同下,本月二十日上午,在北京西郊参观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室和台湾高山族文物图片展览室     

1949年尼赫鲁访美的背景及失败原因

1949年尼赫鲁访问美国,是在印度经济发展需要向美国寻求援助和冷战向远东扩展的背景下进行的.但是,尼赫鲁此次美国之行并未获得成功.失败的原因在于首先,美印双方均误读了对方的政策.尼赫鲁拒绝放弃中立主义政策,不愿以公开加入西方冷战集团为代价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而美国则自信可以经济手段达到其政治目的.其次,美国对其南亚政策的改变受制于南亚地区的权势分布结构,即敌对的印巴两国间的力量失衡,这决定了美国在印巴两国间不能有所偏颇.因此,美国学者所谓的美国得到印度的"机会"并不存在,"丢失"印度之说更无从谈起.     

中苏“蜜月期”文化关系出现的背景分析

中苏两国"蜜月期"文化关系与这一时期双方的外交、政治、经济关系有密切联系.50-60年代.中国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经济上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援助以及中苏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同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苏文化关系进入"蜜月"阶段.     

1965年印巴战争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

1965年印巴战争不仅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矛盾和冲突发展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国关系在南亚地区变化的直接结果。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美国决策者把遏制中国作为其南亚地区政策的核心,同时以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作为实现其南亚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但是,美国的政策中存在着援助印度对抗中国与同时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同盟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对1965年印巴战争的反应和政策,就是以不介入及以停止援助作为迫使印巴接受停火的压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惩罚。美国的政策实际上丧失了对印巴两国施加影响的渠道,这不仅使得苏联在调停印巴关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且也导致苏联在1965年印巴战争后大力援助印度并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巴基斯坦发展和密切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迅速减退。美国对1965年印巴战争的反应和政策表明,以对外援助作为实现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其作用和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     

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藏字419部队

正中印边界斗争的起因1962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和国民党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掀起了一场反华大合唱,印度总理尼赫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有机可乘,便积极实施他的"前进政策",向我国西藏和新疆边境蚕食入侵,在中印边境西段先后设立了43个据点。同时在中印边境东段,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沙则、朗久、马其顿等我国大片领土。同年5月,又抢占了我西藏错那县克节朗草场。尼赫鲁竟然公开下令要把我国边防部队从我们自己领土上"清除掉"。     

尼赫鲁1939年访华纪事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尼赫鲁,为了表达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定支持,为了加强中印人民在共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斗争中的合作,于1939年8月23日至9月5日,对中国进行了首访。访问期间,尼赫鲁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最高礼遇,国民政府最高层和中共主要领导都同他进行了深入交流,国共报刊纷纷发文,称其为"印度民众的伟大领袖"、"我们民族的这位亲切的朋友"。尼赫鲁自己也称这次访华是"印中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它深     

浅析印巴宗教文化差异对印巴冲突的影响

200多年来,南亚的两个重要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不断。这些冲突的长期存在很大一部分是由印巴两国的宗教文化矛盾造成的。近年来,多种宗教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剧了南亚地区动荡,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添了许多潜在威胁因素。由此,宗教文化被众多国际政治学者重新进行重点研究,宗教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本文将从印巴两国的宗教文化差异入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究印巴宗教文化对印巴冲突的影响。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与美巴关系

本文认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前,随着美国南亚政策的调整,美巴的盟友关系出现了潜在的裂缝.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美国在未同巴基斯坦磋商的情况下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导致美巴关系fla～T危机.冲突停止后,美巴关系继续恶化,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后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本文也认为美巴关系发生剧变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论尼赫鲁政府的和平核政策

在先经济后国防的发展战略以及尼赫鲁反核伦理思想的指导下，从1947年8月到1964年5月，尼赫鲁政府奉行和平核政策，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反对发展核武器；鼓吹核裁军，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着眼经济建设大局，加强核基础设施建设。1962年印度发动对华战争及其惨败，预示着扩张权势、增强防务的努力开始逐步取代经济优先的基本国策，尼赫鲁的反核伦理思想和核权威主义开始动摇，对华战争后关于核问题的公开辩论说明尼赫鲁和平核政策开始受到冲击，印度核政策的变革即将随着尼赫鲁时代的结束而到来。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November 1959, India's Prime Minister, Jawaharlal Nehru, turned seventy. Having led his country since Britain's departure from South Asia in August 1947, Nehru's seventieth birthday stimulated debat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on India's future in a post-Nehruvian world. In the early 1960s, with the Indian premier's health deteriorating and Sino-Indian relations under strain, British and US policymakers evidenced increasing concern with whom, or perhaps more pertinently, with what, forces would govern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after Nehru. This article, which draws upon recently released British and US archival records, provides the first assessment of Western involvement in the struggle to succeed Nehru which occurred within India's ruling Congress Party between 1960 and 1964. Moreover, it offers insights into Anglo-American concern that Nehru's health adversely affected Indian policymaking; the involvement of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s in India's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misplaced expectations of British and US officials that the appointment of Lal Bahadur Shastri as India's second Prime Minister, in May 1964, would heral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and more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the West.     

The theor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moder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bir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n 1949 unti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n be said to have had continuous ups and downs and twists and turns. Its underlying abstruse principles, while stemming from nationalism, contained for the most par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wn revolutionary principles and individual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was based on class analysis and class conflict, on struggle and ideology. This ideology determined how China viewed itself and the world; no views c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ideology of class struggle and class analysis. The leadership's adherence to this type of ideology led to the long-term instability of China's diplomacy. Though those who, like Mao Zedong, employed class revolution in order to seize political power while viewing class analysis, class struggle, and in particular the success of using class ideology in a united front policy as the magic wand of the revolution's success, were singularly able to adapt such views to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cy. This became the fundamental red line for China's foreign policy.     

"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

20世纪中叶,一个举世耀眼的社会主义耍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个新生儿需要在沐浴后迅速成长以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纷扰.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苏联的选择以及由苏联援建出台的"156项工程"如同助长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被注入了苏式基因;中苏两党、两国间同时期的兄弟关系因此显得牢不可破.但既然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总会相伴而生,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客观地加以评析将成为新世纪中俄两国关系发展、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开展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有益借鉴.     

近代以来日俄关系的发展演变与未来走向

近代以来日俄关系的发展道路是十分曲折而复杂的。两国间存在严重利益冲突的敏感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其中,领土问题是制约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两国关系的改善也受到日美同盟的牵制。但尽管有这些障碍,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与日本仍将继续发展和扩大彼此间的合作关系,这是由双方的国际战略、政治安全及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趋势有利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新世纪以来中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提出的一项国际关系新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战略思想上的一项重要创新和理论建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心作用;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大力倡导多边主义,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一边倒"方针的形成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框架中最核心的方针.它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两条线索:一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二是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使中国不能置身局外,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两大阵营的出现,也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远东战略,包括对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这使"一边倒"的出现最终成为可能.     

新时期的美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9·11以后,美日关系和美欧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势:美欧之间争吵不休,美日之间紧密的合作;美欧分歧使同盟关系面临“生存危机”,而美日立场的一致使同盟步入了“最好的时期”。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呢?本文通过对美日关系的历史考察和与美欧关系的比较,揭示出了日本政策与对策的某种模式化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美日同盟关系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中国谋求打开对欧关系的努力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做出重大调整,重点是谋求打开对欧关系。为此,中国在公共关系、经济和政治外交等领域积极展开活动。总的来说,中国在上述领域所做的努力是有成效的,特别是中法关系正常化标志着中国对欧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也要看到,中欧关系总体上依然发展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大多数西欧国家仍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来发展对华关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