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铜爵铸造工艺研究

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殷墟出土铜爵的铸造痕迹以及殷墟铸铜遗址出土的爵范、爵芯等实物资料为依据,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殷墟铜爵的铸造工艺,基本揭示了殷墟铜爵的铸型分范、鋬及鋬上兽头的制作、柱帽的制作、范与芯的组装、浇口的位置等铸造工艺。文章对前人的研究做了一些修正和补充,并有新的发现,推进了殷墟铜爵铸造工艺的研究。     

淄博市博物馆藏商代有铭铜爵

铜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也有学者认为铜爵属于温酒器。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出现最早的青铜酒器之一,通行至西周时期。铜爵是最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尤其是在商代,它是最常见、最典型的酒器,是当时作为身份等级标志的青铜礼器组合中的核心器物。淄博市博物馆收藏有四件带有铭文的铜爵,现介绍如下。爵1件。1984年淄博市张店区湖田镇居民捐赠,具体出土地点不详。     

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铜器的科学分析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67件铜器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显示:其材质以红铜和锡青铜为主,有少量砷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等;成型工艺有铸造和锻造两种,前者略多;耳环多为锡青铜,热锻成型;而铜锥、铜斧等工具则多为红铜,制作以铸造为主。现有研究成果显示,河西走廊地区四坝文化铜器技术的发展早期阶段以红铜和青铜为主,砷铜或含砷青铜占有一定比例,晚期阶段以锡青铜为主。依据新的考古发现和年代框架,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技术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显示了来自欧亚草原地区的影响,但不同时期文化交流路线以及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并不相同。     

试论商周铜爵铸造传统与形制演变的关联

本文对商周时期铜爵的形制特点、分范技术、演变轨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铜爵的功能、形制和分范传统共同造成了其三足排列不均衡的特点,由此形成铜爵器身稳定性不佳的缺陷。在铜爵的器形演变过程中,器底横截面由椭圆向圆形不断转变,原因之一当是为了使三足排列不断接近等边三角形,从而增加器身的稳定性。这也为探讨类型学中关于器物形制演变的动因问题提供了一个实例。     

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

中国青铜技术本土起源,是长江中游上古大文明的贡献。从最早认识氧化铜矿和发明还原法,到了石家河文化常用氧化铜与硫化铜搭配着冶炼,并自行原创发明了锡铜以及锡铅铜三元合金技术。少量发现的铸造的小型铜器直接显示,石家河人熔铜并用铜液铸造,应归类为青铜文明。石家河文化考古遗址中已可见相对完整的冶铜操作链及相配套的工具和器物。包括用来打碎矿石、洗选矿、研磨矿料粉、鼓风、冶炼、熔铜液、锻造、铸造、加工铜器等等。大部分工具的性质与其它古文明冶铜工具颇为相似,但石家河冶铜技术最独特具代表性的工具是胎很厚的陶质炼缸。厚重而夹粗砂的炼缸陶片经常见于石家河文化冶炼遗迹,并伴出大量炭末、烧土和各种灰烬坑,里边偶尔还会发现炼渣。但是由于长江中游的冶炼技术已足以从矿料全部提炼出铜,所以石家河文化炼渣富含硅、铁、铝而很少会检测出铜。在石家河文化社会中,已将冶炼上升到精神层面,在祭坛上进行与冶炼相关的礼仪,与之相关的还有祭坛设置与安排,如摆放套缸。在其精神文化中,炼缸内部被视为全新生命产生之处,因此炼缸内部空间充满神秘意义。石家河人亦随葬炼缸或用炼缸做瓮棺,寓意转化与永生。从石家河文化中期以来,因冶铜需求和规模增加,发展出可以批量生产的固定式熔铜炉以及长条形龙窑式炼铜装置。同时,因矿业、冶铜业走向专业化,冶铸技术深入矿区,在矿山边安排专业化聚落。在矿区定居的工匠社会为冶铜技术进一步创新和突破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专业工匠们在寻求和实验不同炉壁材料的基础上,从炉壁瓷化现象观察到硬陶制作方法,从而在无意中开启了另一场新的材料技术革命。石家河时期东亚其它地区都没有同等程度的技术,正是石家河青铜文明奠定了其后高度发达的商青铜文明的基础。因此,"中国青铜文明外来"的理论恐要被商榷。     

殷墟墓葬铜觚爵随葬制度研究

青铜觚、爵是殷墟时期青铜礼器组合的核心,根据觚、爵套数多寡至少可把青铜礼器墓分为五个等级。铜觚、爵配套使用的原因是其在裸礼上两者要相互搭配使用,才能完成祭祀祖先神灵的祭祀活动。晚商时期,青铜觚爵随葬制度对商文化核心区产生影响并被广泛认同,至西周中期,这一制度趋于消亡。     

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

本文通过对夏商时期中原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文化因素的分析,论述了二者的关系,认为中原文化自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时对南方大力扩张,至二里岗文化时期发展到顶峰,在殷墟文化一期阶段后退缩。作者提出,中原力量的南进与中原青铜器铸造量在峰值上完全不一致,为众多学者所强调的商人南进掠铜论的观点值得探究。     

一件青铜爵的综合分析与辨伪

<正>前段时间,一位友人将其收藏的一件青铜爵(图一)拿来分析,因感慨做器者高超的作伪技术,故将分析过程做了详细记录。众所周知,青铜爵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发轫于夏代晚期,盛行于商周时期。作为礼器,青铜爵大多铸造精美,且往往还带有     

隋唐鎏金铜释迦佛坐像铸造结构的检测分析

本文使用X-CT技术对隋唐时期鎏金铜释迦佛坐像的铸造结构进行无损分析检测,结果观测到隋唐时期的鎏金铜释迦佛坐像存在三种不同的铸造结构:头顶开孔式(陶范法)、全身插针式(失蜡法)、头部实心铸造。这一发现,对今后古代金铜佛像的结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试论妇好墓“铜尺形器”的功用——兼谈商周青铜爵、觚的使用

妇好墓出土有28件"铜尺形器",关于其功用,研究者莫衷一是。本文以妇好墓出土的"铜尺形器"为切入点,对商周时期的"铜尺形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与断代,指出其时代主要集中于商代晚期。文章认为,"铜尺形器"就是铜柶,是专门的礼仪用具。文章还依据铜柶在墓葬中的原始位置,分析了其与其他器物的组合关系,认为铜柶的功用与铜爵、觚有关,并从爵、觚的形制、功用及当时酒的种类,分析了商周时期青铜爵、觚与柶的搭配使用问题。     

商周时期的青铜觚及相关问题研究

青铜觚最早出现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盛行于殷墟文化,西周早期逐渐衰退并消失。铜觚圈足上的十字形镂孔与铸造过程中采用的泥芯撑有关,金属芯撑技术的使用开始于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文化时期金属芯撑的使用逐渐规范化。圈足上的镂空纹饰是商周时期铜器装饰手法的一种,圈足下端的条状缺口可能是铸造过程中用来定位的,但不能排除是装饰或者铜器的拥有者因某种特殊的文化习俗或使用需求而让铸造工匠刻意为之的可能性。     

上海博物馆藏二里头文化束腰爵新探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束腰爵。从形制分析,束腰爵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爵(ⅧT22③∶6)比较类似,当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束腰爵的流至器底、尾至器底有明显的铸造披缝,而三足的外侧面顺着腹部自然延顺,在腹与足的连接处以及足部的外侧面,没有任何披缝的痕迹,足部外侧和内侧有明显的凸起分界线。这些现象表明,其铸型由2块外范、1块腹芯、1块底范、1块鋬部的活块芯构成。束腰爵三足外侧弧形凸起显著,可能是在外范上也做了三足的型腔。X光片显示,束腰爵鋬上有四个规整的方孔,检测表明,四个方孔并没有在鋬的表面形成镂空。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泥芯头与外范之间存在缝隙,未形成镂空的方孔。方孔的作用一是镂空装饰,二是可作鋬部泥芯定位的工艺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件爵底部的外缘,与腹壁的分界处有一处凸起,可能是浇口的痕迹。     

新乡市博物馆藏“亚牧”铜爵铭文考释

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的“亚牧”铜爵,其鋬内杯体上铸有的二字铭文,对于研究晚商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本文结合相关文物和文献资料,对“亚牧”铜爵杯体上的二字铭文进行详细的考释,以深入探究其铭文的含义及此铜爵的历史价值     

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

巴蜀青铜文化对于学术界并不陌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学者曾对此进行过探讨。如何从整体上考察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以明了其发展脉络和特点,还有待于新的努力。本文仅对此作一初步尝试。一青铜合金技术巴蜀青铜文化至迟在商代已经发展到相当发达的阶段。以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是巴蜀青铜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商代晚期,蜀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青铜二元合金和三元合金的技术,青铜制品有铜锡、铜铅、铜锡铅、铜铅锡四类(附表一)。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商文化相比,蜀文化的     

早商时期墓葬内出土“圆陶片”浅析——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例

商时期墓葬内的圆陶片应是与木质等有机材料合组成器。器类可能是木觚,且有的髹漆。圆陶片涂朱应是髹朱漆的反映。青铜时代初期的二里头时期,就形成了作为礼器的铜爵、漆木觚组合。早商时期继续沿用,部分漆木觚被铜觚替代;而晚商时期形成了铜觚爵组合的礼制,漆木觚几乎被铜觚取代。漆木觚与玉柄形器共同用于丧葬礼制中,应是周代"祼礼"的早期反映。此外,为维护夏至早商时期政教合一的政权,不排除涂朱圆陶片有单独作为丧葬工具的可能性。     

“一枝独秀”之馆藏曲柄铜盉的科学分析与考古初探

利用扫描电镜-能谱仪(SEM-EDS)及金(矿)相显微镜等研究手段,对江西九江共青城市博物馆馆藏唯一一件曲柄铜盉进行金相组织观察和成分检测分析,并初步进行考古研究。结果表明:此曲柄铜盉的材质为铜-锡-铅(Cu-Sn-Pb)三元合金,制作工艺为铸造而成,其成熟的铜锡铅配比和加工方法佐证了商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虽然曲柄铜盉的出土地为江西地区,但是通过形制初步判断其为群舒文化典型青铜盉,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吴、楚、越文化和群舒文化在先秦时期的融合情况。截至目前,此曲柄铜盉在江西地区尚属首次和唯一出现,填补了江西此类型青铜器研究的空白,对于揭示江西先秦青铜器冶金技术内涵及探讨江西与其周边地区的交流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从夏文化的礼器探讨夏族的起源

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前墓葬中常以觚爵。备作为随葬品,而且多成套出现。邹衡先生说：“触、爵（益与触、爵、两种不同的组合,应该是代表了夏、商两种文化不同的礼俗”①。二里头文化的陶、铜出现在第四期,又是来自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并且是大汶口文化及海岱龙山文化陶器的嫡系后裔。笔者曾根据这个事实,推断出先商文化来自东夷,并认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已经进入商代,夏、商文化的分际就在三四之间③。在传统上几乎已成定论的一种说法,认为夏族是华夏族的主体,属于中原部族,居住在黄河中游。它与黄河下游的东夷和江汉一带的苗蛮并为上古…     

青铜文化的核心——殷墟青铜器

青铜是铜和锡、铅等金属的合金,青铜器是用青铜合金制成的容器、武器、工具、乐器,以及装饰品等。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晚商时期,是我国青铜器铸造的一个高峰期。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精美程度上,都是举世瞩目的。它对中国同时代其他地区的青铜器造型、器物组合、纹饰,直至丧葬习俗、礼制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核心所在。     

殷墟墓葬青铜礼器组合的新思考

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是研究青铜器的重点。前人已指出,殷墟青铜礼器组合是以"觚、爵"为核心的"重酒组合",并随着各期不同器类的流行,产生不同的组合。但青铜器组合反映的都是墓葬等级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本文通过观察发现,殷墟青铜器组合可以在此基础上细化,"觚爵成套"和"偶数配列"是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的基本形式。     

小珠山三期文化与双砣子一期文化再认识

长期以来,小珠山三期和双砣子一期文化究竟是同一文化还是不同文化,双砣子一期是否进入青铜时代,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对以往的发掘资料进行重新认识和新的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笔者认为,小珠山三期和双砣子一期应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应为铜石并用时期,双砣子一期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据不足。小珠山三期和双砣子一期应为受山东龙山文化强烈影响的辽南土著文化,不应划入山东龙山文化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