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的罪过

1966年,我在湖北汉川搞“四清”运动,夏秋之交,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提前结束,10月初我回到了湖北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充满了信心。殊不知,我是区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贵州“文革”初期琐证

1966年国庆之后,我从新华社被派往贵州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倒也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兴起初期时的一斑状况。     

作者更正

《百年潮》2009年第1期《“文化大革命”中访老帅》一文,第27页左栏第17-19行应改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项工作停了下来,原分管战史部的钟期光副政委因受冲击,身体也不好,无法工作。     

邓小平关于政研室的一次谈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被打倒后,于1973年复出,主持中央工作。邓于1975年7月在国务院建立政治研究室,协助他工作。政研室没有设立主任,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7人集体负责。我有幸参加政研室的工作,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政研室的工作     

“运动”中的人世情

我1964年大学毕业时22岁,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编辑部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家选我当了《尽朝晖》这个组织的头儿。1967年中直机关成立革筹小组,李英儒同志是戏剧口的负责人,他物色了十余位年轻人,成立了戏剧口革筹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     

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研究室,而我当时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与陈伯达交往颇多,对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所作所为和为人处世的情况甚为了解。     

烙印

自1961年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至今快47年了。在此期间,我先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和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一路走来,可真是变化万千哪。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

196 6年 7月 ,迫于国际局势的压力 ,约翰逊政府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 ,但该政策提出后并没有得到有始有终的实施。美国学者的一种观点认为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阻碍了美国的外交努力 ,使中美之间失去了一次改善关系的重要机会。然而 ,美国国务院最新解密的外交政策档案显示 ,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值得怀疑。美国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应有自己的政策考虑 :它为中国这场内乱设定了目标 ,即希望这场运动导致中国政局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 1 96 7年中后期 ,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渐趋稳定 ,美国的期望落空 ,美国政府内强硬派人士拒绝进一步尝试新的对华政策     

烙印

自1961年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至今快47年了。在此期间,我先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和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一路走来,可真是变化万千哪。     

“批林批孔”运动始末

一 自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社会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     

文革时期闻名全国的灵宝县“精兵简政”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运动初期．河南省灵宝县炮制了闻名全目的“精兵简政”典型,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学习灵宝经验的热潮。 事情的缘起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经全面夺权,至1968年9月西藏、新疆两地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成立,全国大陆省份全部成立了革委会,此即实现了,当时所谓的“祖国山河一片红”。     

"精神胜利法"圆我大学梦

我是当年上海市杨浦区重点中学吴淞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说是67届初中毕业,其实,因为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实际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在学校“逍遥”了两年,1968年到农村当了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几乎所有的知青一样,此时我的“大学梦”早就烟消云散。     

云南少数民族的知心人阎红彦

阎红彦同志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奉调从四川到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67年1月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在这期间,全国经历了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在1961—1965年一系列艰苦的调整工作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党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胡乔木从1961年夏开始病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被审查和“冷冻”,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交代下,他着手筹备和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开展工作。也就在此时,我有幸同胡乔木有所接触,并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中深入了解其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风格,而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奶奶和杨靖宇二三事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岳父姜椿芳横遭“四人帮”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近7年之久。年过80岁的奶奶每天都在家门口向街上不断地张望,盼着儿子能早日回到家中。当夜幕降临时,她老人家又双手合十,向上天祈求,嘴里不停地叨念着：“月亮婆婆保佑我的儿子快回家吧。”她实在太想念儿子了。     

唐山大地震前后见闻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作为新华社记者蹲守国家地震局,和地震局工作人员一起工作、生活两年多。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他们告诉我了“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虽病重在身,但依然十分关心地震观测事业的一些故事;我与国家地震局工作人员一起到唐山大地震受灾现场,进行实地采访,留下了很多照片;14年后的1990年,我又到各地地震台进行了采访,知道了地震台工作人员一些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这些都让我潸然泪下,至今难忘。     

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是不对的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我亲历“文革”后武汉市政协恢复工作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武汉市统战、政协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市政协被迫停止活动。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1978年2月．全国政协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标志着停顿12年之久的人民政协重新走上国家政治舞台。同月，中共湖北省委同意省委统战部《关于我省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我省民主党派工作也开始得以复苏。1978年12月，     

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

1966年8月25日至9月21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在国防部南门外围困长达28个昼夜之久,要求国防科委交出曾任该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澄清问题,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发生的一件大事。尽管当时的国防科委党委竭尽全力做工作,     

亲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1966年秋季,13岁的我刚进湖南临湘县二中读初一,便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等学校可以选派代表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并且有可能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因为从报刊电台传来的消息,自8月中旬以来,毛主席先后三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