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平教运动与现代国民教育——以平民千字课本为中心

从本质上讲,中国现代平民教育运动是一场国民教育运动。20世纪20年代公民教育运动兴起后,晏阳初等人虽然也曾致力于此,但无论从其思想认识还是从社会实践上看,均不出国民教育的范围。平民教育运动在塑造现代国民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这从当时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本中可以看出来。平教运动期间通过平民千字课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的做法,对我们今天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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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 是指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公民教育运动。亲自发起这一运动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要求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中。不仅要市容清洁、遵守秩序,更“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使民众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提升国民素质。     

“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意识，在晚清“四民社会”解体之后，虽然一度被平等的国民意识所取代，但国民内部智性和能力的不平衡，使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新的士大夫意识；而到五四启蒙运动，个人观念的崛起又进一步在意志和理性上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合法性基础也从个人的德性转变为现代的知识。人民固然是国家的主人，但政治和舆论的操盘者，应该是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能力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与另外一种相反的平民意识相互激荡，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两歧性分野，也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国民的形成——近代媒体的发展与作用

培养近代国民是国民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同时具备民族特质和公民特质是国民的内在属性。甲午战争是日本进入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能够构成民族共同体的舆论条件。战争与媒体交互影响,使＂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得以强化,对外形成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优越感和蔑视感,军人被英雄化、神圣化,围绕战争也形成教育方式多样性,民众由此达成了对天皇和国家的认同,甲午战争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民族＂特质的重要标志。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

五四前夕学生集体身份的建构遵循着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有着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新学生因此而大量出现。在五四运动的高潮阶段,国民身份意识是主导五四学生的最高身份意识。中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对五四学生国民身份意识的培养与灌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刻意而为之”的倾向。五四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是促使学生运动政治转向的内在诱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激进化超越了北京政府的可控范围。结果,当局者往往无法控制那些具有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后期,学生界面临国民身份意识与学生身份意识的认同困惑,社会舆论对学生的身份资格也发生各种争论,客观上促进了学生界的思想分化。在此背景下,1920年春北京政府对干政学生的身份界定,不仅暂时有效地取缔了学生运动,也是对其在此之前刻意提倡学生国民身份意识行为的一次否定。     

清末国民意识与文化启蒙

时至清末,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高扬中国传统社会所未见的国民意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前程进行探索后而得出的一个思考的结果,并为此展开了塑造国民意识的文化实践活动。     

论民族概念与国民概念的关系

本文认为,民族概念与国民概念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民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学概念;国民则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民族成员与民族整体、民族分体与主体之间,没有权利及义务的关系,也就是不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关系;相反,国民与国家之间,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政治和法律关系。加强国民意识,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国时期辽宁省民众教育发展探析

民国时期辽宁省民众教育是在国家、地方政府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积极倡导下进行的,它以通俗教育、平民教育和国民简易教育等为主要推行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东北地区教育近代化.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展示了与传统排外主义迥然不同的对外方式和理念 ,包括人民主权思想和全民国家观念的兴起、新式社团和报刊等现代传媒的运用、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成长和现代舆论的崛起 ,以及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 ,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近代民族主义为动员方式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之一     

陈独秀民众运动观的嬗变初探

从热衷个人冒险行为、否定民众运动到倡导思想启蒙和国民运动;从反对党派政治到致力于民众基础之上的政党运动,陈独秀民众运动现的这种嬗变过程是近代中国思想界不断推陈出新、紧扣时代脉搏的产物,也是陈独秀个人勇于创新、孜孜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结果。     

孙中山论修身

孙中山非常重视公共道德和国民修身问题。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孙中山重点批评了国民不修身、不文明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指出修身与否直接影响中外交往和国家形象,关乎中华民族的兴衰,并就如何修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孙中山对国民修身的论述,对于矫正当代国人的某些不良行为、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

“君臣道息”,来自共和体制的挑战,是曾为传统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之现代转型面临的最大危机。康梁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孔教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而近代国民学说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梁启超,则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之精神修养。康、梁渐次以不同的方式认同孔教为国民义,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对方靠近的轨迹,是在现代国民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孔教（儒教）在政教双轨的制度设计中被重新确认为不可或缺的“教”所经历的复杂思想史历程。本文通过展示康梁在戊戌政变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激烈的思想碰撞、交锋,异中之同,合中之殊,冀望历史性、境遇化地呈现出孔教为国民义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思想及制度挑战：在传统帝制社会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着突破优胜劣汰、天演竞争等历史进化观念的藩篱,而转成现代国民信仰之源的问题;而曾经作为东亚地区普遍价值信仰的儒教,在进入略显偏狭的近代国家主义之制度范畴的目的和方式上,同样必须作艰难的抉择。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的确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     

抗战时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政府为应对敌方实力数倍于己的不利局面开始全民动员,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构成即为精神层域的宣传与发动。在抗战初期的数年同,国民政府于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开展了规模较为可观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该运动对民众认识形势、团结御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京话日报》与20世纪初年国民捐运动

20世纪初,由于庚子赔款中国负债累累,面对高息巨额赔款及与之相应的利权丧失,<京话日报>率先发起国民捐运动.     

《京话日报》与国民捐运动

1900年庚子事变，外国列强对中国武装入侵，最终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列强军费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厘金等税做保证。在这种情形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最先在北京地区由《京话日报》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捐运动，为晚清史涂抹上了一层厚重的爱国色彩。     

20世纪30年代初一位日本学者对侵华思潮的批判--读室伏高信《满蒙论》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主张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为征服全中国之前一步)的思潮充斥日本朝野上下。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之际．日本的这种侵略思潮更加弥漫于其国民脑海。报社记、评论家室伏高信一反其国民的战争狂醉,在他于1931年11月完成的(满蒙论)这部作中,对日本国内的侵略思潮进行了系统驳斥。他向日本国民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必将引发世界大战的灾难进而危及日本的生存的警告,抨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野心和本质,呼吁日本国民从战争思潮中迅速觉醒,指出日本的出路是从中国撤军,走与中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这种认识,在当年日本狂呼“到满洲去”的战争狂醉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历史车轮进入21世纪的今天,对于日本国民的对战争的反省,对于中日两国人民总结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着眼于未来,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研究价值。     

木户孝允的近代日本国民构想

在幕末危机中,维新变革的领导人关于打造近代日本国民的构想,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日本国家转型。其中,木户孝允对近代国民教育的思考同样值得注意。这主要体现在：与万国对峙,须尽快以公议形成国民;发展小学教育,以渐进地培养适应现代化的国民;制定政规法典,形成一致协和的国民;通过地方自治,逐步培养有参与意识的国民。木户孝允思想体系的深度和广度不及福泽谕吉,社会效应和渗透程度不及森有礼,但其构想具有宏观决策和战略意义,成为引领和推动日本走向国民国家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