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

亲见路边有死人 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9年至1961年期间发生的全国性的饥荒。最近米鹤都先生撰文《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见《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35期）称,三年自然灾害中安徽饿死了350万人。当年死了多少人的数字我不知道,但大量的饿死人却是事实。     

自然灾害与自然条件对困难时期饥荒形成的影响

困难时期的大饥荒 ,尽管主要是人为错误带来的恶果 ,但是 ,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 ,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否定自然灾害的影响。根据计算结果 ,1 961年的人口损失比较明显地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 ,条件差的地区人口损失更为严重。     

饥荒岁月琐记

1959年冬至1961年夏,是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16岁左右,处于初中到高中阶段,当时那些凄惨景象,深深刻印在我的头脑中。至今仍挥之不去。进入1959年下半年,大炼钢铁的场面没有了．为“亩产稻谷6万斤,亩产红薯20万斤”（宣传标语）报喜的锣鼓声停止了,“三年超英,十年赶美”的口号喊得少了,随之而来的是物资匮乏和饥荒。     

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三年。三年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元,出现了全国范围的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现将我在广东省高要县亲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及今日的思考提供给读者。     

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安徽省无为县当教师。那时粮食极其紧缺,比黄金还贵重,有钱能买到黄金,而无粮票或粮本,持钱去粮站根本买不到粮食。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要我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可是不到两个月,口粮月供应标准又恢复到28市斤。从1959年春季起,再降为24市斤(内含不能吃的杂糠,两个月后取消杂糠),继又降为22市斤,后来稳定在25市斤,还要节约一斤(由粮站代扣),实为24市斤。     

1936年的四川大饥荒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蔓延全四川。国民党《中央日报》现场报道了剑门关内的饥荒：“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至此始知已人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十八万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竞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我所亲历的安徽农村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端于安徽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农村改革,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曾经发挥过显著的先导作用。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它的实质是体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构建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意义深远,因而在改革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安徽农村改革是一项非常宝贵的创新成果,正确地认识它、总结它、继承它,将成为继续推进农村深化改革的精神动力和知识财富。     

民国时期的饥荒

民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靠手中的权力攫取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当人民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时,四大家族中的“八旗子弟”孔二小姐之流却在公众面前大秀时尚和奢华,还恬不知耻地说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下面一组图片,反映的是民国时期的饥荒。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

最近几年,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有很多争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那三年发生了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三千万人。但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不仅否定"饿死三千万",认为那是"重大谣言",甚至否定发生过大饥荒。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提出,"三年困难时期"的     

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从四川官方数据看“营养性死亡”250万人的荒谬性

继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文章,称“三年困难时期”只有250万人以下的“营养性死亡”之后,今年9月22日,该报再次刊登署名“北原”的文章,称“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注1）此类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突破良知底线的谬论一再出笼,并被视为“真相”加以推销,如不对其严加驳斥,将会是非混淆,谬种流传。     

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读《红尘冷眼》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年2月记至1962年12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蝗虫”语出陈四益的《臆说前辈》,他在回忆朱东润时说：     

漫忆三年困难时期的养猪场

这里说的养猪场,是安徽日报社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一年困难时期,在肥东县撮镇附近创办的。那时许多机关单位都有同样创举。安徽日报社的养猪场有几十亩土地,兼搞粮食生产。它的历史使命有二：一是“改善生活”,给职工增加几斤度荒粮,吃一二两无须肉票的猪肉。     

1961年陶铸桃江行

1961年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和秘书丁励松、胡乔木的女儿清华大学学生胡木英一行三人,于5月14日,在湖南省委书记万达、常德地委书记王敬的陪同下,到湖南省桃江县武潭区考察工作。陶铸在武潭公社大志大队豪猪村生产队就公共食堂和山林进行了调查;     

大饥荒年代的偷抢行为

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是许多情景仍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浅析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及其社会应对

本文通过重温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的情景,从中着重分析饥荒形成的自然及社会原因,并再现饥荒中社会各界的救灾活动,使我们能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当年饥荒是一场百年浩劫,是一场天灾与人祸的混血儿。     

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

1958-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大饥荒。近年,出现了否定发生大饥荒的思潮,有些人不仅否认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也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提出质疑,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历史上不乏这类记载。     

我的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

据媒体披露,去年"五一"期间微博上有一个关于"大饥荒"的帖子:"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中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阅后,触到存于心中50多年的隐痛,不得不一吐胸中块垒。     

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狂恋过的人,几年悲惨景象,磨灭我诚挚的爱情。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