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智的思想者 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1999年11月14日,史華慈(Benjamin Isidore Schwartz)逝世于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的家中。 史華慈于1916年12月21日出生于東波士頓,1934年,他畢業于拉丁語高级中學,獲得了哈佛大學獎學金,從此開始了他與哈佛大學的不解之緣。1938年,他以優异的成績獲得學士學位,其后又獲得了哈佛教育學院的碩     

他鄉有夫子 史华慈生平和学术谱略

1916年 誕生 12月21日,史華慈誕生于麻薩諸塞州波士頓東部。自幼聰穎,學習刻苦,在波士頓拉丁學校學習。這是為杰出才華青年開設的。獲得去哈佛學院求學的獎學金。1934年 18歲 開始在哈佛學院就學。自帶中餐,以步代車,經歷艱苦生活的磨練。     

跨越文化的思考 關於史華慈教授

史華慈(Benjamin I.Schwartz,1916-1999),1938年畢業于哈佛大學羅曼語言文學系,曾任過中學教師,教過法語,后在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獲得碩士。因為語言方面有天賦,二戰中被美軍派去學習日語,協助情報部門破譯日軍密碼。由于這個機缘,史華慈開始接觸東亞問題。戰后,史華慈回到哈佛大學,正式加入東亞研究,從這時     

馬瑞志博士的漢學研究

馬瑞志博士,英文名Richard B.Mather。一九一四年生于我國河北保定。父母系清朝末年來華的傳教士。他自幼擅長漢語,就學于北京附近的通縣,對中國古代的歷史典籍嗜愛尤深。十三歲時返回美國。一九三五年,在普林斯頓大學以優异的學習成績獲得藝術及考古學學士學位;一九三九年,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獲得神學學士學位;一九四九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獲得東方語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于1996年,中心以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交流學院為依托,以北京外國語大學相關院、系、所及國内外一些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專業研究人員為基本隊伍,展開對海外漢學的全方位研究。成立以來,北外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積極開展同國内外學術界的合作與交流,先后與國内的國際漢學研究组織聯合舉辦了“國際二程學術研討會”、“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大型學術會議,獨立舉辦     

高本漢的漢學研究

1909年秋,我的老師高本漢先生(1889—1978)在烏普薩拉大學獲得了日爾曼語、斯拉文尼亞語和希臘語的學士學位之后,到聖彼得堡大學學了兩個月漢語,翌年2月他乘船前往上海。     

陳寅恪治學興趣和研究轉向再議：以20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爲中心

近代學者陳寅恪以其史學名世,但他治學的方向,經歷了幾次明顯的轉變。陳寅恪自早年在海外求學開始,專注學習外國語言,以文字學(philology)的研究爲專攻,歷史學爲輔。1919年他在哈佛求學,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晤面,討論佛理,由此而專研亞洲文字,以漢朝以降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爲對象,直至任教清華期間(1926—1937)。但抗戰的爆發,迫使他轉向隋唐史,基於通史類的著作,撰寫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二書,對隋唐史的演變,做出了宏觀、通貫的獨到解釋,確立了他在史學界的地位,其國際、國内影響延續至今。     

如何解讀過去——評李惠儀《〈左傳〉的書寫與解讀》

正無論對於研究者還是閲讀者,古代中國早期的史書具有恒久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相當一部分來自其語言的古奥優雅、史源的不確定性,以及隨之而來的解讀困難。哈佛大學東亞系的李惠儀教授(Wai-yee Li)多年來致力於明清文學研究,成就斐然,她的著作《晚期中華帝國文學中的女性與國族創傷》(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MA: Harvard Unive     

懷念史華慈

從5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晚期的四十多年來,通過他在哈佛大學政府與歷史系的教學工作,以及通過他的著作與論文,史華慈成為中國研究領域内的泰斗級人物。他的研究,尤其是在横跨思想史與政治學的領域,已成為衡量學術的標准,他的研究對于學生們以及全世界的學者們都具有指導作用,而且已成為學人們獲     

論西夏對漢語音韻學的繼承與創新

本文通過梳理存世西夏韻書和字典的編排體例以及對漢語音韻學術語的翻譯與運用,論述了西夏對漢語音韻學的繼承。同時指出西夏人對漢語音韻術語的理解和韻書編排的某些"疏失",實際是基於西夏語特點的一種創新,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十二世紀河西方音的語音特點。     

李約瑟博士如何研究中國科學史

2000年是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史研究大師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2.91995.3.23)博士誕辰百年紀念。蒙中國科學史學會不弃,要我在這裏發言,但我不想重談他的生平事迹和科學成就,因早已有人作了介紹。我想我們今天紀念他的最好行動是學習他如何研究中國科學史,完成他的未竟之業。而要學習他,就要了解使他取得學術成就的個人素質、治學經驗和研究方法,這是我要談到的内容。     

向達敦煌考察的身份問題研究平議

向達在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赴敦煌考察,他的身份問題即代表單位是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學,還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從目前所公佈的檔案資料來看,當時的組織單位並沒有北京大學,而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中國地理研究所。向達是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之聘參加考察的,由於當時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形同一家,而史語所已有勞榦、石璋如參加,向達就代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北京大學只是"請假一年"。由於考察中發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北大就從開始的無所謂到積極的參與態度,向達也從開始的以個人身份"請假一年"到强調代表北大,並爲下次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奠定了基礎。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首度刊行於1889年。它是全球第一部歷史方法學教科書,在史學專業化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歷史學人才的培養及訓練從此有了一套規範,確保史實的真實性以及敍述的客觀性。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在德國流傳甚廣,他的史料學很快就被轉譯爲歐洲各種語言。二十世紀初,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通過譯介也在東亞流傳開來。本文目的之一,就是要重建他的方法學在日本以及在中國出現的過程與流傳的方式,尤其是要彰顯他在中國近代歷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個目的是要呈現《史學方法論》在德國史學史中原始的位階以及伯倫漢史學思想的特質。這兩個重點彼此相扣:後者的論述有助於凸顯東亞譯介該書所出自的需求,而前者分析中國學者對伯倫漢史學的評價也正是一面鏡子,它反映出該書的長處與缺失,印證他思想的特質。     

蘇聯考古學權威吉謝列夫博士來我國講學

應中蘇友好協會總會之請來中國講學的蘇聯三教授,生物學博士努日金,史學博士吉謝列夫及經濟學碩士馬卡洛娃於三月二日到達北京。吉謝列夫博士是在本年獲得斯大林獎金的蘇聯考古學權威。本文僅就他的經歷、業績和到我國後     

浙江省立圖書舘概况

(甲) 略史浙江省立圖書舘的歷史,濫觴於文瀾阁,而以浙江藏書樓為其前身;至藏書樓與浙江官書局合併,改稱浙江图書舘而雛形始具;孤山舘舍落成,而基礎始奠;大學路舘舍落成,而規模始宏。抗日戰爭時期,播遷離析,業務停頓;勝利之後,未復舊觀。解放以來,方逐步恢復、逐步開展。     

通義的形成——《白虎通義》的話語機制

回顧東漢"五經通義"類文獻中的代表性文獻《白虎通義》的研究歷史和現狀,反思思想史與文獻學兩方面的研究方法,《白虎通義》的研究應回到清人研究基礎之上,進而從話語分析的角度研究經學"通義"的問題與方法。《白虎通義》文本的歷史語境和"通義"形成的話語機制可以歸納爲以下三方面:首先是漢代經學内部求同存異的話語制度;其次是禮制結構下的話語場域;最後是宇宙論框架下的數術知識構成的話語權威。     

坪井九馬三與中國現代史學

史學方法論在中國現代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依托的資源主要來自域外。既存研究對日本近代史學之父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在中國的譯介狀況及其影響,語焉不詳。本文根據最新發現的未刊講義、報刊資料,結合日文原著,用大量事實說明,坪著在民國史壇一直存在隱性傳播,對中國現代史學產生積極影響。首先,坪著是中國學人最早認識史學方法論的範本之一;其次,坪著最重史學的輔助科學。這是達成"科學史學"途徑之一,衆多中國史家爲了追求史學"科學化",對史學的輔助科學亦多所用力;再次,坪著所舉經典實例,作爲範例指示治學門徑,輾轉流行於中國史學界;最後,坪著有關史學定義、歷史之種類、《資治通鑑》乃皇帝教科書等,對中國史家影響頗大。中國學者雖然吸收坪井的觀點和實例,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或再詮釋。     

为學與为人的楷模 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本杰明·史華慈教授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知識淵博,智能超凡,和我這一輩的許多東西方學者一樣,我從他那裏受益匪淺。對我來說,尤其幸運的是幾年前我又回到了母校任教,發現自己又成了他的同事了,興奮之余,也有些不安。不言而喻,在我多年的任教生涯中,甚至在多少年前我由歷史改行到文學的轉變中,我都得益于他的學識和才華。對我而言,多年流落蠻荒之后又重新在哈佛與他再度相逢,     

紹興的魯迅紀念館

紹興,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先生的誕生地,在這裏,魯迅先生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他從祖母和褓母的口中聽到許多美麗動人的民間故事,在燴炙人口的‘三味書屋’裏影描過小說上的繡像,在自己家裏和外婆家裏接近過許多勞動人民子弟的親密朋友,經歷過家庭由小康到困頓的變化,深刻地觀察過舊社會的形形色色。從日本留學回國後,在紹興任教以及以後在軍政府時代,領     

從“聖門”到“詩家”——“風人”意念的轉向與明代詩論

"風人"一辭主要指《詩經》"國風"一脈的詩人,首先包括"國風"詩篇的作者,次被引申爲繼承"國風"抒情傳統的理想詩人的範型。作爲一種批評策略,"風人"的詩學原則與漢儒所奠定的經典解詩傳統呈現出同源而異趣的發展轍迹,其重心逐漸從"聖門"的經典語境過渡向"詩家"語境,被開啓章法、修辭、言意關係等語言情意結構層面的理解和研究維度。此一詩學轉向大致在明代以"辨體"爲理論要素的文章學語境中達到高峯,以許學夷《詩源辯體》爲集大成之標誌,完成對多種資源的綜合。"風人"的完整內涵至此包括諸如風刺、考正、比興、寄贈、微婉、溫厚、言近旨遠、不落言筌等一系列倫理價值或美感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