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綜述

2001年7月21日至24日,主題為“中國哲學與廿一世紀文明走向”的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在北京會議中心舉行。共有25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其中臺港、海外學者和中國大陸學者大約各占一半,其間共召開了四次全體大會、五十二場次分组會議,有二百零四位學者在大會或分组會上報告了論文。各位代表圍繞着主題比較集中地討論了人們關注的一些問題,如: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研究的問題、對象和範圍有何异同?如何深入研究和發掘儒、道、佛、墨、兵、易等傳統哲學思想原創性貢獻,并揭示其現代意義和價值?參照西方的哲學解     

“先其算命”：早期中國知識系統中的“數”及其性質和意義

早期中國和古希臘一樣,都具有“數爲萬物之原”的觀念。此一觀念所基於的“數”及其具體内容早已不是原始文化的數字崇拜,也不屬於密契式的領悟,而是對度量衡及具體計算、樂律學、占卜和天文曆法中發展出來的“數”及數學知識,進一步加以總結而得到的抽象認識。“數”作爲知識系統的核心,是早期中國關聯式宇宙論、自然宇宙論及各種形而上學思想的重要基礎。思想史研究如果忽略對知識史的探討,不僅易流於空疏,而且會發生謬誤。     

那特硜的《政治學》及其在晚清的譯介

那特硜對德國國家學在近代日本的傳播和明治政府建立普魯士式國家官僚政治制度發揮了有力的影響。由其在東京大學的講議輯録而成的《政治學》,對國體與政體、國家概念(Conception)與國家觀念(Idea)等概念作了明確的區分,並對各國立憲制度的歷史由來、法理與實際及其利弊得失加以論述,具有歷史學派國家學的特徵。該書出版後不久就被譯成中文,再藉由報刊、新學書目和圖書廣告的宣傳,成爲清末憲政運動的一種思想資源,對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論錢鍾書對“六經皆史”“六經皆文”説的傳承發展

錢鍾書認爲,人文科學的各個研究對象彼此繫連,交互映發,不但跨越國界,銜接時代,而且貫串着不同的學科。他批判吸收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説與袁枚的"六經皆文"説,提出了"經、子、集皆心史"的觀點,顯露出"經、史、子皆文章"的學術觀念。這種打通各人文學科的治學思想,不但體現出通覽古今典籍、廣求治學材料的宏闊視野,更彰顯出融通經史子集、會通人文之學的宏大抱負。錢鍾書的治學思想和治學實踐所昭示的會通之精神、優遊之境界,對於重建"文史哲不分家"的古典人文學傳統,扭轉當今相對割裂的人文研究格局,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本文並從修辭學、文體學、敍事學、文藝心理學、中西比較文學以至文藝本源論等六個方面,舉例説明《管錐編》的跨學科文學研究實踐及其文論潛體系。     

傳記、文書與宋元明思想史研究

一近世思想史的研究不足之處中國近世(宋元明)思想史的著述框架,主要由精英人物和高深理念的論述所構成。整體上多以宏觀概論的態勢出現,内容則以理念的認定和敍述以及思想流派的演變為主。這些著述的研撰策略,多是以大面蓋小點的,粗線條見大輪廓的,大膽假設形態的。     

從“京觀”到佛寺——隋與唐初戰場屍骸的處理與救度

<正>生與死,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在中國中古史領域中,與死亡相關的課題已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展開,如禮制史角度出發的喪葬制度的研究(1),從考古學入手的帝王陵寢與墓葬的關注(2),又如對死後世界觀的考察(3),當然也有從新文化史角度進行的整體解説(4)。近年來,隨着身體史與生命醫療史研究的展開,屍體也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李建民先生就討論了中國古代的"掩骴"風俗(5),陳昊先生則討論了隋唐時期城市中的屍體與疾疫     

從“京觀”到佛寺——隋與唐初戰場屍骸的處理與救度

<正>生與死,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在中國中古史領域中,與死亡相關的課題已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展開,如禮制史角度出發的喪葬制度的研究(1),從考古學入手的帝王陵寢與墓葬的關注(2),又如對死後世界觀的考察(3),當然也有從新文化史角度進行的整體解説(4)。近年來,隨着身體史與生命醫療史研究的展開,屍體也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李建民先生就討論了中國古代的"掩骴"風俗(5),陳昊先生則討論了隋唐時期城市中的屍體與疾疫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葉恭綽與中國近代敦煌學

葉恭綽對中國近代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與其他同時代敦煌學研究者相比,其本人關於敦煌學的論著並不多,但其運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積極提倡敦煌學研究,發起了我國首個敦煌學研究團體,推動海内外收藏敦煌寫卷目録的編製與刊布,致力於敦煌文獻的收集與保護。此外,還通過幫助、提SS■其他敦煌學研究者和研究機構來推動敦煌學的發展,在中國早期敦煌學的很多重要事件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坪井九馬三與中國現代史學

史學方法論在中國現代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依托的資源主要來自域外。既存研究對日本近代史學之父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在中國的譯介狀況及其影響,語焉不詳。本文根據最新發現的未刊講義、報刊資料,結合日文原著,用大量事實說明,坪著在民國史壇一直存在隱性傳播,對中國現代史學產生積極影響。首先,坪著是中國學人最早認識史學方法論的範本之一;其次,坪著最重史學的輔助科學。這是達成"科學史學"途徑之一,衆多中國史家爲了追求史學"科學化",對史學的輔助科學亦多所用力;再次,坪著所舉經典實例,作爲範例指示治學門徑,輾轉流行於中國史學界;最後,坪著有關史學定義、歷史之種類、《資治通鑑》乃皇帝教科書等,對中國史家影響頗大。中國學者雖然吸收坪井的觀點和實例,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或再詮釋。     

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

近代東亞學科秩序的建立,伴隨着學術勢力之升降,並以區域政治環境爲背景。明治日本＂支那文學＂學科的發端,不僅是西學分科觀念的産物,更可視作明治20年代國粹保存運動的延伸,受到起源於民間輿論的漢學經世論的影響。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漢學再度遭到衝擊,學院派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離,在野政論家則强調研究中國現狀。1890年帝國大學漢學科開始招生,湧現了一批既具備西學素養,又飽含政治關懷,從事於文明批評的少壯漢學者。他們在吸收歐洲東方學,開拓研究新領域的同時,更强調＂東洋學風＂干預現實的精神,内化了＂文明論＂的觀點,從而發明出一種傳授或建構＂中國文學＂的有效模式。     

中日學術交流與古史辨運動:從章太炎的批判說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來發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襲取日本人疑古餘緒之言論,但其連番譏諷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討論。本文即以此爲起點和觀察視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並在上世紀初中日文化交流頻繁的時代背景下探討胡適、顧頡剛接觸日本相關學術的可能性,觀察他們在時代變局下的治學心態。最後,本文將比較"古史辨"與"東洋學"興起的原因與目的,以及它們與二十年代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當然,藉着相關探討,我們能同時看到世變之下史家在建立學術事業過程中顯露的人生宗旨、學養情操,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的歷史意識與民族文化認同。     

章太炎儒術新詮中的近代學術嬗變

章太炎《儒術真論》將真儒術的本質界定爲"以天爲不明及無鬼神"。這一詮釋在理論與方法上是一個自洽的體系,並且以西方傳入中國的近代科學爲知識基礎。章氏一方面從墨家批儒記錄中落實界定真儒術的文獻依據,對儒墨之差異提出了獨到的分析,他試圖走出一條迥異於孫詒讓"本説經家法,箋釋諸子"的路子,强調治子乃"尋求義理"的"主觀之學",從而爲國學旁采遠西新學打開了空間。而另一方面,《儒術真論》的兩篇解説性附文《視天論》和《菌説》,經受斯賓塞進化學説、《談天》等西學影響,采納以牛頓定律爲基礎的新的宇宙、世界支配及運行原理,並將之作爲詮釋真儒術的知識支撑。章太炎儒術新詮,無論從科學革命導致"範式轉換"的普遍視角來審視,還是察之以中國傳統學術的自我調適以及西學東漸從明末到清末的複雜歷史軌迹,都折射出近代中國學術嬗變的某些動態圖景。     

李約瑟視野中的印度科學

李約瑟在其力著《中國科技史》一書中,以其聰明才智展現出文明古國——中國的基本特點和成就。同時他對于文化之間思想和實踐傳播現象所做的思考也是頗有見地的。他對中—印在天文學、數學、煉金術和其他科學領域的交流研究尤其引人注目。雖然李約瑟對印度科學的了解基本是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來進行,但是他對印度科學的看法還是令人耳目一新,由于他對古代印度科學的某些方面有獨到見解,他的著作對印度科學史學者非常有價值。事實上,李約瑟嚴謹的系列著述,以其豐厚的學術内涵,已成為印度科學史學者的靈感源泉。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首度刊行於1889年。它是全球第一部歷史方法學教科書,在史學專業化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歷史學人才的培養及訓練從此有了一套規範,確保史實的真實性以及敍述的客觀性。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在德國流傳甚廣,他的史料學很快就被轉譯爲歐洲各種語言。二十世紀初,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通過譯介也在東亞流傳開來。本文目的之一,就是要重建他的方法學在日本以及在中國出現的過程與流傳的方式,尤其是要彰顯他在中國近代歷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個目的是要呈現《史學方法論》在德國史學史中原始的位階以及伯倫漢史學思想的特質。這兩個重點彼此相扣:後者的論述有助於凸顯東亞譯介該書所出自的需求,而前者分析中國學者對伯倫漢史學的評價也正是一面鏡子,它反映出該書的長處與缺失,印證他思想的特質。     

取義西學:劉師培轉换傳統學術的取徑

<正>西學東漸,是清代中晚期以來中國學術史的一個明顯事實,在這樣的學術潮流之下,固然促使着清儒對傳統中國學術進行總結和反思,從另一方面而言,西學也逐渐地改變清儒對既有學術的認知與看法。隨着西方列强與西方文明對清政府主導統治的中國所造成的影響曰深,張之洞提倡"中體西用",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度夷"的提出,康有為的"托古改制"都是清儒認識到西學的     

道德、政治、医术——识纬文献中的儒家治气养性之术

先秦儒學已經吸收醫術理論闡述修齊治平的身心觀念,但比較偏重於治氣養心。自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數”的思想,漢儒借助戰國秦漢間以陰陽五行學説爲框架的宇宙觀和醫術等術知識,建構其道德原理和治國之術。特别是保存了大量方技思想的讖緯文獻,發展爲一套完整的道德、政治與醫術相結合的理論,顯示出漢儒重視治氣養性的思想傾向。讖緯文獻中還保存了豐富的上古醫學内容,可與《黄帝内經》、馬王堆出土醫書等互證,其儒學色彩也影響了東漢以後的醫術理論。     

中國歷史上的種族與民族

一中國史學者向來對於種族與民族沒有明確的科學概念。資產階級學者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把民族看作永恆存在的人們生活共同體,卻不是看作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産物。例如孫中山先生解釋民族構成的因素,爲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生活等,他不但忽略了民族形成與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之連繫性,而且把血統列爲民族構成的因素之一,把種族與民族混淆起來,把民族看作種族或部落組織的延續與擴大,這樣,也就是說民族是永恆存在的東西或超歷史的範疇了。到了蔣匪幫反動派政權建立以後,中國封建法西斯的大漢族主義者,更否認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存在,認爲各少數民族都是‘百世一支’的黄帝子孫,顯然是荒謬絕論的讕言。由於這種反動思想的傳播,許多資產階級史家,對種族與民族這兩個名     

域外漢學與古史辨運動——兼與陳學然先生商榷

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與域外漢學存在一定程度的學術關聯。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過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歐美大學接受學術訓練,不同程度受過近代史學觀念的洗禮,與舊式學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來越少。國内古史研究是國際漢學界有關中國古史研究學術鏈條上的一環,歐洲、日本、中國學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動。中國學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馬伯樂、白鳥庫吉、内藤湖南諸氏的疑古論。夏德《中國古代史》對胡適、顧頡剛均有所影響,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推波助瀾之功。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在民國史壇頗有流傳,顧頡剛對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顧氏疑古論與白鳥之間並不存在學緣關係。有論者認爲顧氏疑古思想乃"剽竊"日人陳說,此一指控係牽强附會,並無實證。     

華梵兼舉,即文會貫——從佛典翻譯的一種獨特解釋看佛道關係及所表現之文化心理

本文考察了中國宗教史上一個重要而有趣的現象:對佛教翻譯經典,用漢字本身所具有的含義來解釋某些譯名的意義,並通過這種考察,對中國歷史上佛教、道教的複雜關係進行了研究,指出這一現象反映了中國宗教史中鮮明的中國文化本位觀念以及佛道兩教在彼此消長中相互借鑑的狀況。同時,以清代道士閔一得爲中心,對采用這種方法的内在原因進行了深入挖掘,指出心同理同是中國宗教、哲學思想的一個核心觀念。這一觀念是使中國宗教長期以來形成一種相對和諧狀態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