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殷周興亡的一點認識

怎樣來學習殷代滅亡與四周興起這一段历史呢?首先碰到的便是對於殷紂王、和周文王、周武王的評價問題。殷紂王是一個昏君暴主,以奴隸統治者的资格對奴隸自由民進行殘酷的剝削與壓迫,罪名已定,不消說了:而已往的對於周文王、周武王的讚譽和歌頌,不都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上的看法嗎?現在我們應該怎樣來認識他呢?很明顯的這便是一個階級立場問題,和歷史觀點問題。我們知道周的滅商,雖然是從奴隸社會到     

方法與實踐:域外漢籍研究的新天地——評張伯偉教授《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

正近十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界最令人矚目的動向,便是域外漢籍研究的興起,這使得漢學研究在主題上開始强調中國與東亞的相互建構,在史料方面日益重視域外史料特别是域外漢籍。當這一門學問在中國起步的時候,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曾經以上世紀的新學問———敦煌學來類比其價值和意義。在敦煌學研究中,學者須有意識地"更新方法,思考新問題"是近期出現的反省。(1)同樣,域外漢籍研究有關方法論的探索也已漸入佳境:在思想和歷史方     

過渡時期的革命性質問題——學習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筆記

一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照耀着我們一切工作的燈塔,只有掌握了總路綫的精神實質,才能在執行具體工作和具體政策時不犯錯誤,才能自覺的、勝利的完成每一件工作J真地學習總路綫,體會其精神實質,並把這種精神實質貫徹到我們的思想和實際工作中去,這是在一个很長的時期內任何工作幹部的頭等重要的政治任務。在對總路綫的學習中,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必須徹底解决,這就是渦渡時期的革命性質问題,就是毛主席怎樣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关於革命轉變的學說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將中国革命提到更高一个階段的問題。     

参观苏联博物馆的印象——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博物馆业务学习会的讲词摘录

這篇文章是翦伯贊教授在故宫博物院、北京歷史博物館、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中央自然博物館籌備處四個單位的博物館業務學習會上的講演摘錄,有系統地介紹了蘇聯博物館的情况及其巨大的建設成就。在博物館的陳列、保管、蒐集、研究、群衆工作等方面,也引證許多具體而生動的實例,作了扼要的說明。尤其是關於陳列工作,他指出:一個博物館工作者必須充實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科學知識;必須學會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必須好好學習矛盾論。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是需要我們努力鑽研的。博物館的陳列必須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政治傾向性,這便要求對陳列的形式嚴加注意,要善於以正確的陳列形式來體現思想內容,關於這問題,我們願意着重地推薦本文的第三節。     

博物馆藏品的保管与修復(一)

法爾馬考夫斯基教授是一位具有精湛研究的專家,他在長時期科學活動之間,曾對各種物質文化歷史紀念品及博物館藏品的保管和修復的理論与實践問題,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博物館藏品的保管和修復」這本書,就是他所著作的。     

關於“文參”誤解甲骨文寅字和兆文的兩點意見

本刊今年第五期封裏頁刊出的龜甲拓本,在說明上,由於我們處理稿件不够仔細,發生了文字抄錯和解釋模糊的問題,出版後很久我們也沒檢查出來,現在承周綱仁先生指出,這是我們應該深刻檢討,並對作者致以感謝的。這篇文章原來旁徵博引,考證甚詳,全文達六千字,因爲限於篇幅,商得作者同意,予以節略發表。周先生現年七十一歲,以如此高齡,對研究學問這樣積極和熱心,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和學習的。     

次赤、次畿縣的成立與唐宋府制變遷

<正>次赤、次畿縣是唐代産生的新縣稱謂,對認識唐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化與唐宋府制變遷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種新縣制具體産生於何時?背景如何?對後世有哪些影響?學界討論迄今並不充分。王鳴盛曾提及次赤縣的出現,但又表示未能詳考(1)。平崗武夫先生認爲難以確切規定次赤、次畿縣的意義(2)。其他學者要麽存疑不究,要麽對次赤、次畿縣的性質缺乏一致理解(3)。而認識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考察次赤、次畿縣的誕生時間。翁俊雄先生認爲奉先縣爲唐前期唯一的次赤縣,次畿縣出現與唐肅     

次赤、次畿縣的成立與唐宋府制變遷

<正>次赤、次畿縣是唐代産生的新縣稱謂,對認識唐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化與唐宋府制變遷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種新縣制具體産生於何時?背景如何?對後世有哪些影響?學界討論迄今並不充分。王鳴盛曾提及次赤縣的出現,但又表示未能詳考(1)。平崗武夫先生認爲難以確切規定次赤、次畿縣的意義(2)。其他學者要麽存疑不究,要麽對次赤、次畿縣的性質缺乏一致理解(3)。而認識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考察次赤、次畿縣的誕生時間。翁俊雄先生認爲奉先縣爲唐前期唯一的次赤縣,次畿縣出現與唐肅     

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

從15世紀到19世紀,惟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朝鮮,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有關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可是,這些文獻資料至今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録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本文指出,這些文獻資料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呈現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係與文化比賽,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日朝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實上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上的"中國"卻始終在發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儘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也可以看到中國在通信使文獻中,仿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     

揭開美帝“友誼”鬼臉——記反對美帝文化侵略展覽會

天津八個教會學校學生會聯合主辦的反對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展覽會上,展出的書籍、電影片和近百幅漫畫中,用事實來充分說明了帝國主義者怎樣通過教會學校,利用它的忠實走狗,來對中國進     

關於大衆圖書館讀者目錄的組織

改革目錄組織,在我國的個別圖書館已經提出這一項工作,並開始初步試行,這是我國圖書館工作中的一個新的工作。由於它密切地關聯着澄清目錄上的混亂狀態,反對客觀主義地對待目錄的看法,正確地反映藏書,及向讀者推荐圖書等問題。所以工作比較複雜,而意義是極其重要的。本期特選擇幾篇蘇聯圖書館有關這方面的先進理論和經驗,提供大家研究;並希望我國已經進行這項工作的圖書館,總結經驗,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綜述

2001年7月21日至24日,主題為“中國哲學與廿一世紀文明走向”的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在北京會議中心舉行。共有25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其中臺港、海外學者和中國大陸學者大約各占一半,其間共召開了四次全體大會、五十二場次分组會議,有二百零四位學者在大會或分组會上報告了論文。各位代表圍繞着主題比較集中地討論了人們關注的一些問題,如: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研究的問題、對象和範圍有何异同?如何深入研究和發掘儒、道、佛、墨、兵、易等傳統哲學思想原創性貢獻,并揭示其現代意義和價值?參照西方的哲學解     

《朱文公文集》未收書信原因考釋——以宋元兩朝文集所見朱熹書信真迹題跋爲線索

書信在《朱文公文集》中占據近半篇幅,歷來爲朱子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這兩千餘封書信,於《朱文公文集》中分爲政治、學術兩部分。通過分析宋元兩朝文集中對朱熹書信真迹的題跋,尤其是對未被收錄到《朱文公文集》中書信的考察,可以揭示出《朱文公文集》的編纂者是如何基於政治、學術的考量而對朱熹文獻加以再整理,從而呈現朱熹文獻中朱熹之學與朱熹後學的差異,以及更普遍存在的理學義理與理學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     

迷霧中的變遷——省思宋代醫學知識的歷史圖景

宋代向來被視爲中國醫學變遷的時代,在十五年前,席文呼籲對宋代醫學的諸種變化作一個綜合性的分析。在近年宋代醫學史的研究中,疾疫的影響、皇帝的知識興趣、士大夫與醫學的關係、寫本到印本的轉化以及醫學與宗教性醫療的互動都被納入了宋代醫學變遷的敍事當中。但如果仔細審視這些敍事,會發現關於變遷的"綜合性"敍事依然在迷霧之中,而討論這個時代知識論及其可能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如何與社會文化的變化相關聯,應該是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中国考古学的现状

考古學的對象,是古代社會生活的物質的遺存。這些物質的遺存,包括可移動的古器物和留在原地的廢墟殘跡。要了解古代社會生活的情况,和它發展的規律,歷史科學工作者除利用文獻記錄以外,還要研究這些實物的史料,纔可能有全面的了解。所以,考古學的研究,其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義。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文化,有很悠久的歷史,因此,我國考古學的研究,是具有特別優越的條件。在遠古的時候,我們     

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羲經濟問題”對於歷史工作者的啓示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斯大林同志發表了他的天才的经典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个偉大的理論著作是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導師在馬列主義的寶庫中又一個辉煌的貢献,使馬列主義的理論更為豐富,更向前發展了一步,它不僅總結出蘇聯社會主义建設的經驗,給我們指明怎樣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产主義的道路;並且又總結出國際革命的經驗,科學的     

日傳本《五行大義》所見古本《春秋繁露·治順五行篇》輯證

《五行大義》是中古五行學的集大成之作,對於中古知識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同時,由於其大量徵引早期文獻,因此也具有重要的輯佚學與校勘學價值,自回傳中國以來,向受學者關注。但值得注意的是,日傳本《五行大義》並非一般轉寫本,而是一種正文與注文合寫的注釋本,由於中村璋八等早期整理者未能注意到這一問題,因此在其整理過程中出現不少點斷、讀破的現象。該文在釐清日傳本《五行大義》正文、注文合寫的文本結構後,對其所引隋人所見本《春秋繁露·治順五行篇》正文部分的文本形態及其輯佚學、校勘學價值進行了論述。     

为學與为人的楷模 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本杰明·史華慈教授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知識淵博,智能超凡,和我這一輩的許多東西方學者一樣,我從他那裏受益匪淺。對我來說,尤其幸運的是幾年前我又回到了母校任教,發現自己又成了他的同事了,興奮之余,也有些不安。不言而喻,在我多年的任教生涯中,甚至在多少年前我由歷史改行到文學的轉變中,我都得益于他的學識和才華。對我而言,多年流落蠻荒之后又重新在哈佛與他再度相逢,     

内聖外王:論宋代新學的幾個基本問題

關於宋代新學學派的研究,成果豐碩,但若干基本問題仍存争議。“新學”之名,既可指稱王安石的整體學術思想,也不妨作爲以他爲首的整個學術流派的代稱。新學在宋代的盛衰歷程,可劃分爲五期。新學的學派屬性既非法家,也非道家,而是以儒爲主,整合道、法、釋諸家學説。王安石是一位積極有爲的功利主義儒者,新學則是一種以制度建構爲主體的儒家事功之學。“内聖外王”是對新學特色的準確界定,但若用此詞來敍述宋代儒學的演變,將理學視爲“内聖外王”的最高典範,則會遮蔽儒學内部的多樣性,得不償失。     

古靈寶經“未出一卷”研究

敦煌寫本P.2861.2+P.2256所載的一份古靈寶經目録對六朝道教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大淵忍爾等學者對此卷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貢獻,但也遺留一些基本而關鍵的問題没有解決。本文就以往學者未能解決的元始舊經"已出"和"未出"卷比例從21∶15變成22∶14的情況展開討論,認爲這一卷之差是指"智慧上品大戒三卷"中後出的一卷本《大戒經》。這不僅可以在敦煌原卷中找到内證,還可通過比較一卷本的《大戒經》與先出的二卷本《罪根品》的戒律思想得到進一步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