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華慈著《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導言

一九九八年春天,我的一位研究西方古代史的同事Mike Clover——他同時是一位至為欽許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所著《中國古代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的學者——邀請史華慈教授參與他籌備多時的“過去千年的歐亞及非洲”會議。與會者還包括HeikoOberman,J.C.Heesterman,Catherine Coquery-Vidrovitch等人。史華慈在會議中所提出的論文是他在過世之前三十七天完成的最后一篇學術著     

中日學術交流與古史辨運動:從章太炎的批判說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來發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襲取日本人疑古餘緒之言論,但其連番譏諷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討論。本文即以此爲起點和觀察視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並在上世紀初中日文化交流頻繁的時代背景下探討胡適、顧頡剛接觸日本相關學術的可能性,觀察他們在時代變局下的治學心態。最後,本文將比較"古史辨"與"東洋學"興起的原因與目的,以及它們與二十年代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當然,藉着相關探討,我們能同時看到世變之下史家在建立學術事業過程中顯露的人生宗旨、學養情操,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的歷史意識與民族文化認同。     

探尋中國革命史的真義 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史華慈,是揭示毛澤束發展了自己獨特的、超出蘇聯控制的共產主義的第一批學者之一,他是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科學系的榮休教授,因患癌症,于星期曰逝世于麻薩諸塞省坎布里奇的家中,享年82歲。 他的老師是費正清,通過自己長期的宣傳鼓動,促成了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的建立,史華慈博士盡管没有像老師費正清那樣地有社會知名度,但是他在著作中完成了某些根本性的觀念,直     

道德良知和歷史思考 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在中國研究領域内,我讀的第一本書是史華慈先生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毛澤東的興起》。它對我的治學有轉化性的影響。史華慈不僅僅比其他人更早地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决不是蘇聯的傀儡,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將思想史與政治關聯起來的治學方法,向我們揭示了意識形態的争論是如何地影響了政治事件,以及政治事件是如何地影響了意識形態,這種治學方法啟發了我以及其他許多人的工作。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首度刊行於1889年。它是全球第一部歷史方法學教科書,在史學專業化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歷史學人才的培養及訓練從此有了一套規範,確保史實的真實性以及敍述的客觀性。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在德國流傳甚廣,他的史料學很快就被轉譯爲歐洲各種語言。二十世紀初,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通過譯介也在東亞流傳開來。本文目的之一,就是要重建他的方法學在日本以及在中國出現的過程與流傳的方式,尤其是要彰顯他在中國近代歷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個目的是要呈現《史學方法論》在德國史學史中原始的位階以及伯倫漢史學思想的特質。這兩個重點彼此相扣:後者的論述有助於凸顯東亞譯介該書所出自的需求,而前者分析中國學者對伯倫漢史學的評價也正是一面鏡子,它反映出該書的長處與缺失,印證他思想的特質。     

《鮑廷博年譜》訂補

<正>劉尚恒先生的《鮑廷博年譜》,是目前鮑廷博研究中最為厚重的研究成果之一,該書詳盡具體地記述了譜主訪求圖書的經過,四庫獻書的事蹟,校刻書籍的貢獻,以及與藏書家、學術名流的應酬交往情况,為瞭解清代學術發展,書林藏書掌故及古籍版刻流傳提供了翔實可信的研究資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     

葉恭綽與中國近代敦煌學

葉恭綽對中國近代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與其他同時代敦煌學研究者相比,其本人關於敦煌學的論著並不多,但其運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積極提倡敦煌學研究,發起了我國首個敦煌學研究團體,推動海内外收藏敦煌寫卷目録的編製與刊布,致力於敦煌文獻的收集與保護。此外,還通過幫助、提SS■其他敦煌學研究者和研究機構來推動敦煌學的發展,在中國早期敦煌學的很多重要事件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朱文公文集》未收書信原因考釋——以宋元兩朝文集所見朱熹書信真迹題跋爲線索

書信在《朱文公文集》中占據近半篇幅,歷來爲朱子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這兩千餘封書信,於《朱文公文集》中分爲政治、學術兩部分。通過分析宋元兩朝文集中對朱熹書信真迹的題跋,尤其是對未被收錄到《朱文公文集》中書信的考察,可以揭示出《朱文公文集》的編纂者是如何基於政治、學術的考量而對朱熹文獻加以再整理,從而呈現朱熹文獻中朱熹之學與朱熹後學的差異,以及更普遍存在的理學義理與理學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     

高麗義天的北宋之行與詩文集刊行——以李頲《樂道集》刊行經緯爲中心

<正>一序言韓國漢文學通過對中國文學的積極接受和融合持續發展。而對中國文學的接受主要是通過使臣往來和派遣留學生等和中國的直接交流而得以實現。因此,對中國文學的接受在韓半島對中外交關係的影響下,在不同的時期會展現出不同的樣貌。尤其在高麗時期,中原頻繁的王朝交替導致高麗與中國的     

考古學

考古學這個名詞是由希臘字(意為古代)和(意為科學,或者更精確些是文字)組成。它是根據實物的歷史材料,研究人類的歷史過去。歷史科學除掌握有文献記錄外,還有實物的史料。這些史料的顯著特徵引起必需要由考古學的專家來研究它們。考古學家為了這個目的才從事古墓和先民居住區域的發掘。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關於蘇聯“地誌博物館的陳列方法——自然之部”一書中的幾個名詞註釋

多庫恰也夫、可士堆切夫、威廉士(本書譯為:維尼揚姆士)的學說體系這三個人都是俄羅斯偉大的土壤學家,他們創立了新的辯証唯物主義的土壤科學。他們學說的主要內容為: 1.植物在生活的全部過程中,都是從土壤中吸收水分和吸收溶解在水中的礦物養料。能够經常不斷地供給植物所需要的水分與礦物養料的土壤,就是肥沃的土壤。     

《南江札記》收有他人之作辨析

<正>《南江札記》四卷,清邵晉涵撰。邵晉涵(1743—1796)字與桐,號二雲,浙江餘姚人,清代浙東學派的後起之秀,博聞强識,貫通經史,著《爾雅正義》、《南江文鈔》、《南江詩鈔》、《南江札記》等,在文獻學、史學、文學等領域作出卓越的貢獻。《南江札記》為邵晉涵閱讀古書時的札記,俟其卒後,邵晉涵之子邵秉華     

学习‘文物参考资料’的体会与意见

(一) 為了加强對‘文物參考資料’的學習,在一九五二年十月,我院調查設計組成立了‘文物參考資料學習小組’,並討論了學習的方法和制度。不久,因為同志們紛紛外出參加各地工作,這個學習就無形地停擱下來。今年,經過反官僚主義學習後,同志们對業務學習的要求很迫切的提出來了,於是,     

李約瑟視野中的印度科學

李約瑟在其力著《中國科技史》一書中,以其聰明才智展現出文明古國——中國的基本特點和成就。同時他對于文化之間思想和實踐傳播現象所做的思考也是頗有見地的。他對中—印在天文學、數學、煉金術和其他科學領域的交流研究尤其引人注目。雖然李約瑟對印度科學的了解基本是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來進行,但是他對印度科學的看法還是令人耳目一新,由于他對古代印度科學的某些方面有獨到見解,他的著作對印度科學史學者非常有價值。事實上,李約瑟嚴謹的系列著述,以其豐厚的學術内涵,已成為印度科學史學者的靈感源泉。     

元明之際唐詩系譜建構的觀念及背景

宗唐復古是近世文學史上的重要思潮,代表了詩文領域重新體認傳統所建立的主流審美理想。本文以嚴羽詩論與楊士弘、高棅唐詩選本對盛唐的標舉,以及由此展開唐詩正變的區分、條理爲樣例,探究元明之際如何在地域文學與館閣文學的互動中,一步一步實現以音律與世次爲中心的唐詩系譜建構之歷程及其内在理路,進而顯現其引領明清詩學基本走向的文學史意義。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于1996年,中心以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交流學院為依托,以北京外國語大學相關院、系、所及國内外一些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專業研究人員為基本隊伍,展開對海外漢學的全方位研究。成立以來,北外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積極開展同國内外學術界的合作與交流,先后與國内的國際漢學研究组織聯合舉辦了“國際二程學術研討會”、“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大型學術會議,獨立舉辦     

紹興的魯迅紀念館

紹興,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先生的誕生地,在這裏,魯迅先生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他從祖母和褓母的口中聽到許多美麗動人的民間故事,在燴炙人口的‘三味書屋’裏影描過小說上的繡像,在自己家裏和外婆家裏接近過許多勞動人民子弟的親密朋友,經歷過家庭由小康到困頓的變化,深刻地觀察過舊社會的形形色色。從日本留學回國後,在紹興任教以及以後在軍政府時代,領     

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綜述

2001年7月21日至24日,主題為“中國哲學與廿一世紀文明走向”的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在北京會議中心舉行。共有25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其中臺港、海外學者和中國大陸學者大約各占一半,其間共召開了四次全體大會、五十二場次分组會議,有二百零四位學者在大會或分组會上報告了論文。各位代表圍繞着主題比較集中地討論了人們關注的一些問題,如: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研究的問題、對象和範圍有何异同?如何深入研究和發掘儒、道、佛、墨、兵、易等傳統哲學思想原創性貢獻,并揭示其現代意義和價值?參照西方的哲學解